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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硕果累累的鲜卑史研究今年较为沉寂，对南方蛮族的情况及南朝对蛮族政策的研究却取得了较为可喜的进展。张雄《南朝“荆郢蛮”的分布和族属试探》（《江汉论坛》1983年第5期）考察了荆郢蛮的活动地区并根据分居各地蛮族不同的风俗推测其分别属于巴蛮、越人遗裔和氐人。吴永章《南朝对“蛮”族的统治与“抚纳”政策》（《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认为南朝政权从维护其统治利益出发，在蛮族聚居区设置了保持蛮族旧有统治方式的左郡、左县，任命酋豪为守、令，所征赋役轻于汉区。这种以抚纳为主的羁縻政策，是有利于蛮族社会历史发展和民族融合的。王延武《两晋南朝的治“蛮”机构与“蛮族”活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则从南蛮校尉、宁蛮校尉等军府的兴废来考察蛮族与汉族由抗争到融合的过程。
对于在河西地区由卢水胡建立的北凉政权，迄今为止研究得还很不充分，黄烈《北凉史上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1辑）对一些比较模糊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推进了对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认为卢水胡源于匈奴之说较为可信，北凉政权从开始就是以汉族和卢水胡为主体的民族混合政权，主要仿照汉族封建政权的模式构成，在制度上也受到其他北方民族的影响。作者并据出土文书考证了北凉确曾统治过高昌及其具体年代，还指出兵屯与佃役相结合的形式，是北凉在屯田组织上的一个发展。肖化《略谈卢水胡的族源》（《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与黄文观点相近，认为卢水胡是融合诸族为一体的杂胡，但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匈奴族。
在鲜卑史研究中较为重要的有周伟洲的两篇文章，《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对内迁至西北的鲜卑人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作了考察，认为鲜卑的迁入对西北的开发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些鲜卑后经不同的途径，大都融入汉族；他的《关于吐谷浑的来源、迁徙和名称诸问题》（《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认为，促使吐谷浑离慕容部远徙的根本原因是牧场狭小。文中还考证了迁徙年代及路程经过，并解释了吐谷浑被称为“阿资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