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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史和农民战争史方面发表的文章不多，前者如尹韵公《谈蜀国灭亡的原因》（《文史哲》1982年第5期），陈汉平与陈汉玉《崔浩之诛与民族矛盾何干》（《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等。陈汉平、陈汉玉的文章对传统的看法提出了异议。他们不同意把崔浩之诛看作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典型事例，因为这一事件几乎不带有民族矛盾的色彩。崔浩被诛的真正原因只是他平时树仇太多，与同僚之间私人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农民战争史方面的论文比较重要的有龙显昭《西晋末年荆湘地区流民起义的一些问题》（《南充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张泽咸《西晋末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农民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1982年第4辑）、刘精诚《北魏末年人民起义与六镇豪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及柯友根《浅析刘渊起兵反晋的性质》（《光明日报》1982年12月8日史学版）等文。刘文认为，六镇豪强既与二镇广大被压迫的军民有矛盾，又与门阀贵族和中央政权有矛盾。这种态度促使他们在阶级斗争上发生分化，在起义中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对隋唐史的影响来说，六镇豪强的兴起都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柯友根不同意全盘否定刘渊起兵反晋。他认为，应当区分刘渊反晋与刘聪反晋的不同性质。前者客观上属于西晋末年各族人民反晋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的民族战争；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后继者才把民族斗争引向民族仇杀，从而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此外，关于三国士家制度，陈玉屏在《三国士家制度商榷》（《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他认为，把曹魏士家从一开始就视为一个特殊的低贱阶层的看法，实在是一种误解。他还指出，孙吴也确实存在过士家制度，蜀汉则没有实行这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