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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关系的错综复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一大特色。因此，它也始终是人们注目和探研的重大课题。在综合性的研究方面，值得介绍的有方国瑜《南北朝时期内地与边境各族的大迁移及融合》（《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文章认为，秦至隋统一的800年历史，从边境与内地的关系来说，经历了一次大融合。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权夺利和频繁战争，并未限制和破坏这种由迁移导致融合的整体趋势。
在民族历史的研究方面，关于鲜卑族的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于志耿、孙秀仁在《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近代鲜卑学的形成和发展已经历了四个阶段。嘎仙洞鲜卑祖庙石室的发现是第四阶段的里程碑，标志着鲜卑学在古文献与考古结合的过程中又飞跃了一大步。他们认为，鲜卑与乌桓都是我国古代东北属于东胡系的民族，但是东胡是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并不只有鲜卑、乌桓两部。鲜卑包括北部鲜卑与东部鲜卑，两者虽然相距甚远，但族源相同，从不同时间和类型的考古遗迹可以明显看出，早期鲜卑文化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特征。陈连开在《鲜卑史研究的一座丰碑》（《民族研究》1982年第6期）一文中，对嘎仙洞的发现在鲜卑史研究方面的重大意义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嘎仙洞鲜卑石室不仅解答了史学界的一个千古之谜，为鲜卑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遗址；更重要的是为研究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确立了一个关键坐标，它证明大兴安岭是鲜卑人发源与早期活动的地区，也就是鲜卑山的原址。之后，作者的《鲜卑山考》（《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米文平《鲜卑源流及其族名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鲜卑石室所关诸地理问题》（《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等文，即以嘎仙洞石室为地理坐标，探索了鲜卑史的有关问题。
关于羌族和氐族这两个古老民族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文章有：王俊杰《论商周的羌与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羌》（《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和张建昌《氐族的兴衰及其活动范围》（《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等文章。王俊杰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意见。他认为，商周的羌是对各个游牧部落的泛称，不是一个族名，其中虽有个别部落以羌为名，但是自西周至春秋逐渐融合于华夏之中。而秦汉的羌则是当时对河湟地区土著游牧部落的泛称，他们与商周的羌并没有渊源关系。及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内迁诸羌初步形成民族，但很快又融合于汉族；仍处河湟地区的诸羌则受鲜卑吐谷浑的控制，始终处于部落分散状态，未能完成从部落联盟向民族的过渡。张建昌的文章则对氐族的源流及其活动作了考察。他认为，氐族是春秋战国之际从古老的羌族中分化来的新的共同体，最初活动于今甘肃南部、四川中北部和陕西西南部，随后远徙河西地区、成都平原和淮河流域并逐渐吸收了汉族的文化，大部分参加到汉族的行列，小部分为藏族补充了新鲜血液。
周伟洲《关于柔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和段连勤《我国历史上的高车族及其反抗柔然汗国统治的斗争》（《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等两篇文章，则加强了对柔然和高车这一薄弱环节的研究。周伟洲认为，柔然的社会经济是以游牧为主，狩猎和农业为辅，手工业比较发达，并与中原、中亚等地区有着广泛的商业贸易联系。而柔然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后，它的一整套带有军事民主特点的政治制度，主要承袭了匈奴奴隶制国家的体系，同时也深刻地打上了中原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