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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
《论语》是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汇编，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整理。全书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料。《论语》的哲思博大精深，大至治国，小至日常起居，无不蕴含着精警的启迪，反映了孔子在社会、政治、哲学、伦理、教育诸多方面的真知灼见。其人文思想的光华，烛照千古，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自西汉以来，《论语》一书就被那些追求理想人格，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的读书人奉为经典和行为准则。《论语》的思想，对于我们在今天这个伟大时代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立和谐社会，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孟子》是记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孟轲言行的著作，共七篇，二百六十章。《孟子》继承了《论语》中孔子关于“仁”的道德修养的论述，并发展为服务于政治统治的“仁政”学说。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性本善，主张“以不忍人之心（怜悯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孟轲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韩愈的《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孟子》在宋代被奉为“经”，其人在元代被奉为“亚圣”，配享孔庙，地位仅次于孔子，其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孔孟之道”。到了明代，《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惹恼了当朝皇帝朱元璋，他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逐出孔庙，并大肆删削《孟子》的有关章节。朱元璋的做法，从反面说明了孟子民本思想的价值。
《大学》和《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两篇，其作者迄无定论。最初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们从《礼记》中抽出，加以改编，使之独立成篇；南宋理学家朱熹又进行加工，作成章句，并把它们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从此，这两篇进入儒家经典行列。
对《大学》一篇，朱熹做了重新编排整理，并补上“传（zhuàn 赚，解释经文的著作）”中所缺“格物致知”一章，分成“经”一章，“传”十章。朱熹说：“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他认为，“大学”不同于“详训诂，明句读（dòu 豆）”，讲“洒扫、应对、进退”的“小学”，而是讲“穷理正心，修己治人”、治国安邦的“大人之学”。《大学》里面寄托了古人“内圣外王”的理想。
对《中庸》一篇，二程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要籍，其理论性、思辨性高于其他三者。孔子之孙“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中庸》重点发挥孔子“过犹不及”的思想，要求人们追求“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的境界，力图使社会秩序恒常不变。“诚”是《中庸》的核心观念。“诚”在孔子的学说中，是人的一种品质，而《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也”，“真实无妄”是宇宙最真实的存在，“诚”已经成为重要的哲学概念了。
凝聚着先贤非凡智慧的“四书”，不单微言大义，富含哲理，也是古代士子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入门书。《朱子语类》说四书”是“‘六经’之阶梯”。到了元皇庆二年（1313），这四部书对于安邦定国、选拔人才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发现与重视，朝廷直接把它们定为考试科目，即考试必须在“四书”内出题，题意发挥则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根据。不过，历史的天空变幻不定，近一个世纪以来，以“四书”“五经”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屡遭冷落，逐渐远离了大众的视野。但是，数千年来血脉不断，那些传统文化中修身处事的铮铮箴言，早已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和血液之中。
今天，我们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编选出这本语录，为的是让广大读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对传统文化“管窥蠡测”的同时，再次咀嚼其中的微言大义，以收经世致用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