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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真实的生活，都是相遇
一位企业家，事业成功，性格霸道。作为地道的霸道总裁，他喜欢上了自己的一位下属。
他花了很长时间，想尽了各种办法去追求她，可下属一再拒绝。
对于成功又自恋的他而言，这事实在太有挑战了。如果是下属因为别的事拒绝他，他必定会开除掉，可这是他喜欢的女孩，他不能这样做。
这是我一位来访者的故事。女孩再一次拒绝他之后，他来见我，看上去非常落魄。
因为被心爱的女孩拒绝而消沉，这实在可以理解。
但诡异的是，他在给我讲述这件事时，我忍不住想笑，并且还是带着点开心的那种笑。
作为咨询师，这种时候，我需要区分，这是我的情感，还是我捕捉到了他的情感。
我先假定是我的，我想，会不会因为我觉得这家伙太霸道自恋，所以想看他的笑话？
这个假定一出来，我内在就有声音否掉了。我再提了一些其他假设，我的内心都立即有否定的声音出来。
我继续听他讲，但在不算长的时间里，我多次产生了同样的喜悦，于是我可以基本断定，这是他的感受，不是我的。
然后，我给他做了反馈：你遭遇了一件很受伤的事，你表现得也非常落魄，这是人之常情，可不知道为什么，你给我讲这件事时，我多次感觉到一种喜悦……
我话还没说完，这位“霸道总裁”就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份笑明显也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显得有些失控。并且，接下来的咨询中，他也多次开心地笑。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被心爱的女孩拒绝，他反而会有些开心呢？
我们就此做了几次讨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个霸道又自恋的成功企业家，他生活在“所有人都在围着他转”的一种错觉中，而当这个女孩坚定地一再拒绝他时，他突然意识到，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是世界的中心，在他之外，也有别人存在。当真切体验到有别人存在后，他虽然自恋受到了打击，但他发现，自己没那么孤独了。并且，他真切感觉到，女下属虽然坚决拒绝了他，但对他是尊重而友善的。
因为这个故事，我想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并不想活在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中，那样太孤独了，“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善意的“你”，当确信“你”存在后，我就可以放下防御，把“我”交给“你”。
同时，“我”惧怕的是，在“我”之外，是有一个敌意的“它”，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能向“它”低头，而如果被“它”逼迫而低头，那就会产生巨大的羞耻。
熟悉我文字的朋友一看就知道，我这样一段话中，使用的是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我与你》这本书中的语词。
这段话还可以这样表达：
自体一直都在寻找客体，“我”一直都在寻找“你”。
在这里，“我”，或者“你”，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所谓“我”，就是一个人的内在世界，所谓“你”，可以理解为整个外部世界。
这个外部世界，还可能是敌意的“它”。
一个人把外部世界感知为“你”，还是“它”，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关于《我与你》
马丁·布伯被列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他最重要的书，就是这本《我与你》，可以看出这本书在哲学史中的地位。
我们来谈谈书的内容。
众所周知，“我”是第一人称，“你”是第二人称，“它”、“他”或“她”是第三人称。这三个人称中，藏着深刻的生命哲学。
人们说得最多的一个字是“我”，而“我”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一旦“我”呈现，同时也必然呈现出了关系——“我与你”或“我与它”。
当说“我与你”时，“我”与“你”之间的关系是面对面的、直接的、亲近无间的，中间没有中介物，是“我”带着自己的全部存在与“你”的全部存在相遇。这种相遇是全身心的、毫无隐藏的交流，其中的“你”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棵树、一本书，是发生在此时此刻的“临在”，是当下的生动和真实。
而当人们说“它”、“他”或者“她”时，对方并不是直接呈现在“我”的面前，中间有人为的转述和加工，有想法和经验的阻隔，而“我”也不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有很多隐瞒和保留，带有明显的企图。
打个比喻，“我与你”的链接，相当于“当面对证”，中间没有人传闲话，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我与它”的链接，则横亘着很多二手的想法和概念，马丁·布伯称之为“想法的灌木丛”。这些“想法的灌木丛”不仅会让人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也割裂了对方的完整本质，看不见真相。
在“我与它”的链接中，“它”、“他”或者“她”，都是“我”利用的工具，“我”通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讲过一个故事，他上课时，有一位学生每次上课必定坐在第一排，对他的授课频频点头微笑，于是，他对这个学生产生了好感。
在讲课互动和课后交流中，钱教授和这个学生时常探讨一些问题，就在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造之才”时，这个学生突然提出一个请求，说自己正在申请美国常青藤名校，希望钱教授可以帮忙写推荐信。
钱教授欣然答应，可是就在他把推荐信交给那个学生后，这个学生从此就消失了，再也没来上他的课，也没有私下里找他讨论过问题。
到这时，他才明白这个学生与他建立链接的目的。钱教授将这种人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美丽的罂粟花”。
这个故事中，那个学生与钱教授建立的链接，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功利性，目的达到后，链接也就断了，这也就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它”的链接。在这种链接中，“我”与“它”是二元对立的，“我”作为认识世界的主体，独立于世界之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为己所用。“我”不会去尊重对方的本质、真相和整体性，只关心“它”与我有利害关系的那一部分。例如上面那个学生，心里想的只是那份推荐信，这与他休戚相关，至于钱教授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有什么感受和反应，他毫不在乎，在他眼里，钱教授根本就不是一个鲜活的人，只是他实现目的的工具。
我们都无法完全脱离目的性和功利性，比如高考时，没有人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大家都希望能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因此，学生与那些教材的链接就是“我与它”的链接，有非常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怪不得考试一结束，很多人就会把教材撕得粉碎，或烧成灰烬。
不过，我们与真正热爱的事物之间，却是“我与你”的链接。比如我和《我与你》这本书，中间没有企图、所求和预期，也没有目的性和功利性。当我看到《我与你》这个书名时，被莫名地触动了，那电光石火的相遇，瞬间便让我与这本书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关系，正如马丁·布伯所说的“相遇”。我沉浸其中，不带任何目的性和功利性，一字一句阅读，写下厚厚一大本笔记，心底沉寂多年的能量被激活，在“我”与“你”（这本书）之间流动，这美妙的感觉难以言说。
现在想来，当时我是用整个生命在读这本书，而这本书也将我的生命慢慢展开。马丁·布伯说，“我与它”所反映的是一个经验世界，而“我与你”却塑造了一个关系世界。
真正的关系是相遇，“我”与“你”比肩而立，心神交汇，休戚与共，因为“你”囊括了宇宙万有，一无所漏，而我的本质也尽情展现在这一对一的相遇中。
忙着链接，未必相遇
有快递员给我家送了一份快递，我收了快递后，说了声谢谢。他走之后，我回忆时发现，尽管事情刚发生，但他的样子已非常模糊，因为，我和他没有真正相遇。
对我而言，见面那一刻，他只是一位快递员，满足了我当时的一种需要。如此一来，我没有拿出我的全部存在去碰撞他，于是他对我而言就很模糊了。
马丁·布伯说，一切真实的生活，都是“我与你”的相遇。这时，“我”与“你”之间没有概念体系，没有先验知识，也没有幻觉想象，此间，连记忆本身也转换了模样，从碎片变身整体。事实上，只有当所有的概念、判断和评价都分崩离析之后，相遇才会发生。
有天早上，我在书房里整理书稿，我家的猫阿白爬到我腿上。由于它的毛会粘到裤子上，所以我一般会把它抱回到地上，可那天我突发奇想：干什么要切断这个过程，就让它进行下去吧。
它就这样安然地趴在我的腿上，我默默地看着它，感受着，突然感觉有什么奇妙的东西，在我和它之间发生了。过去，尽管阿白的样子很清晰，但我与它仍然是以一种需要与被需要的链接，我喜欢它的可爱，它也一直扮演可爱与我打交道。
而那一刻，我忽然触碰到了阿白的存在——全然存在。
由此，我领悟到，过去绝大多数时候，我与阿白都处在“我与它”的链接中，在这种链接中，我的头脑不间断地对阿白做出评价，这些评价阻断了双方能量顺畅的流动。譬如，阿白趴在我的腿上时，我会评价“裤子粘上猫毛不好”，这个评价会驱使我把阿白抱下来，强行介入这种链接，同时也切断了彼此之间的能量流动。
头脑很容易追求二元对立，会对人和事进行评判、分等级、过度追求完美和深刻，而忽视了当下生动而真实的生活。在这样的链接中，人其实是活在概念中，并没有活在生活里，既无法通过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全然存在，也无法通过自己感受到对方的全然存在。
在我看来，做事情时，重要的不是头脑有多聪明，而是要让自己生活在生活中，让封冻的能量流动起来。能量流动起来后，它会自动指引你走向归途。心理学家邬斯宾斯基在临终前说：“靠头脑什么也发现不了。”而马丁·布伯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建立“我与你”的关系，必须远离“想法的灌木丛”。
事实上，那天早上，当我终止了把阿白抱下去的想法后，就是把“我与它”提升成了“我与你”的关系——我遇见了阿白，它与过去完全不一样，彼此的关系无比生动，至今深深印在脑海。
有趣的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阿白与我形影不离，我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好像我们之间有了种基于心灵感应而建立的真切关系。
鲁米有一首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与你”的相遇：
有一片田野，它位于
是非对错的界域之外。
我在那里等你。
当灵魂躺卧在那片青草地上时，
世界的丰盛，远超出能言的范围。
观念、言语，甚至像“你我”这样的语句，
都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有“野心”，更要有“良心”
在马丁·布伯看来，由于与世界的链接方式分为“我与你”和“我与它”，所以每个人都生活在双重世界中：“它世界”和“你世界”。
不过，这两个世界并不是毫无交集的，而是盘根错节、彼此渗透的。“它世界”的牛人，到了“你世界”有可能变成人。
拿破仑在“它世界”中是一代枭雄，对他来说，一切生命都是资源，但他却未曾领悟“你”的维度。当他遭遇滑铁卢，才感叹道：“我就是一座钟，静默存在，却不懂自己。”而梭罗在“它世界”中默默无闻，但后来在“你世界”中，却被后人顶礼膜拜。
不过，没有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你世界”中，我们必然是处于“我与你”和“我与它”的双重世界中。为了自身的生存，我们不断构建“我与它”的链接，利用其他客体为自己这个主体服务。在“它世界”中，作为一个“自有生命体”，我们必然要心怀“野心”，通过激烈的竞争将自我伸展。“我”就犹如一条章鱼，不断展开自己的触脚，去建立各种各样的链接，“我”充满了欲望，在“我”眼中一切都是自我伸展的工具和桥梁。这也意味着，饱满的链接必然充满攻击性，也必然有爱恨情仇，还会有利用、诱骗、私心与嫉妒。
在我们推出的第一本书《我们内心的冲突》中，卡伦·霍妮分析了三种人格：服从型、攻击性和隔离型。服从型人格不敢伸展自我，他们不断压缩自己；而隔离型人格则退缩到自我的壳中，这个壳虽然能保护他们，却也囚禁了他们；攻击性人格带着“黑色生命力”出击，他们或用怨恨、愤怒、鄙视攻击别人，或用阴险、欺诈的手段与别人建立链接，就像那个骗取钱教授推荐信的学生。
缺乏“野心”，不伸展自我，我们活得憋屈，甚至有可能患上抑郁症，而任由“野心”膨胀，一味扩张自我，有失为人之道。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马丁·布伯论述说，没有“它”，人们无法生活，但是，倘若仅仅与“它”相伴而生，则不能称其为一个真正的人。虽然“我与你”的关系是瞬间，不过，一旦进入了这种关系，体验到“我与你”的关系真切存在后，再看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不同。
我在南极的一次旅游，让我深深领悟到了这一点。当时我们几个人乘坐橡皮艇，在非常壮观的蓝色冰山下巡游，看着一只飞鸟翱翔的身影，突然，我的心有所触动，像是领悟到了什么，那种感觉很像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然后，我安静了下来，那一刻周围的世界一下子活了起来。
一直以来，我都是属于“宅男”型，但就在那几个小时，我却完全敞开了自己，感受到了灵魂的富饶，很有一点“吾心即宇宙”的味道。几位同行的团友说：“武老师，你怎么突然间显得神采焕发？”看来，人一旦进入“我与你”的关系，就会产生明显的变化。
生命是这样的过程：人，本是“它世界”中一个孤独的能量体，需要在“你世界”中借助镜子，照亮自己，当能量彻底被照亮后，就会开悟。
而“野心”与“良心”的关系也是这样。“野心”在“我与它”的层面，“良心”在“我与你”的维度。人要有“野心”，但也要有“良心”，没有“良心”的“野心”是粗鄙的，被诅咒的，丑恶的。但是，如果“野心”能够在“我与你”的维度上被“良心”照亮，它就能破除诅咒，受到祝福，那些黑色生命力也会因此变得明亮。
俗人与脱俗的人
我很喜欢鲁米的这几行诗：
你生而有翼
为何竟愿一生匍匐前行
形如虫蚁？
高晓松也说过类似的话：“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所谓“眼前的苟且”，就是处在“我与它”的链接中匍匐，让生命变得粗鄙。而“诗和远方”则是处在“我与你”的关系中，我们展开羽翼，自由翱翔，生命也就具有了灵性和神性。
马丁·布伯说，在“它世界”中，人是以“自有生命体”出现的，而在“你世界”中，人则变成为“人格体”。
“自有生命体”说穿了，就是指一个俗人，而“人格体”则是指一个超凡脱俗的人。马丁·布伯说，世上没有两种人类，然而人类却有两极。没有人是纯粹的人格体，能彻底脱俗，也没有人是绝对的自有生命体，会完全俗气。不过，总体来说，有些人的人格体倾向特别强烈，而另一些人的自有生命体特质非常突出。
一个人的生活或许在很多时候，都是粗鄙的，但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却不能粗鄙，必须用脱俗的目光看待生命中的大事，譬如在恋爱婚姻时，在养育孩子时，就需要抛弃目的性和功利性，去建立“我与你”的关系。
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我曾见过李银河一次，以我的凡俗的眼光看，她不是那种让人一眼惊艳的女性，但王小波却对她一见钟情。
在报社实习的时候，王小波第一次看到李银河，两人聊了很久，突然王小波问李银河，你有男友吗？
李银河如实相告：没有。
“那你看我怎么样？”王小波单刀直入，就这样俘获了李银河的心。
能只看情偶的心性，而不在乎对方的相貌，我觉得这是只有在“我与你”的相遇中才能发生的事情。
我读过并摘抄过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情书，觉得那是最好的文字，甚至比王小波最引以为傲的小说还要好，因为那文字里透露的心性太真实了。
爱，就是“我”与“你”相遇，只有真实，才能相遇。真爱，必发生在“我”与“你”的自发反应中。
如果通过讨好、性、控制和依赖的方式，诱惑对方对自己好，人们必然会怀疑：你对我的好是假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假的。一位女士回忆她十几年的婚姻时说，在这场婚姻中，没有一天她不使劲。开始她拼命付出，对丈夫和他家人百般好。等婚姻出现危机时，她又努力反省自己，改变自己，但爱却渐行渐远。太使劲的婚姻不是相遇，并不在“我与你”的关系里，而是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我向你展示，我是好的；而你必须给出证明，让我确信，我是好的；否则，我就觉得自己是坏的，转而觉得你也是坏的。
与之相反的是：在爱的相遇中，我觉得我是好的，所以无须证明，我对你好，但不期待你如何回应我，也不控制你。如同纪伯伦说的：“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对爱而言，爱已经足够。”
在爱情和婚姻中，我们必须拿出真实的自己，当真正的相遇出现后，“我”与“你”都将被照亮。
戳破关系的迷雾
在马丁·布伯看来，只要存在预判和期待，构建的都是“我与它”的关系。
比如说，你想按照自己的想法管教孩子——这时你的孩子就是你管教的对象，你构建的关系就是“我与它”。
那换一个崇高的目标呢？比如说，我想构建一个充满真善美的世界，带着这份预判和期待，强行把你拉进这个世界里，这时，我会和你构建一份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样是“我与它”的关系。
那么，如果我说“我爱你”，我带着这份预判和期待，和你建立关系，这难道还不行吗？不行，这还是“我与它”的关系。
有人在恋爱中，很容易因为一件小事就上升到“你爱不爱我”的高度，但根本上是：如果你听我的、按照我的来，就叫爱我；如果你不听我的、不按照我的来，就是不爱我。所以，这实际上构建的是“我与它”的关系，而言语中使用的，却常用“爱”这样的词汇掩饰。类似关系中隐形的控制、利用，甚至是剥削实在是太多了。
作为中国的心理工作者，我探索的主要是中国式关系，这其中也有很多迷雾。
但我们在论述关系时，却很少听到有人能像马丁·布伯那样说出：不管你的目的与动机何等高尚正确，当你将你的目的与动机强加给别人时，你都是构建了“我与它”的关系。
相反，我们生活中总是在为关系中的强加去正名。比如“听话教育”，父母可以逼迫孩子听自己的话，有时候甚至没有理由，直接说“我是你父母，所以你要听我的”。听话教育渗透到了我们无数人的血液中，即便我自己，在夸我养的猫时，也常常会说，它好乖好听话。
我多次提到，理想的家庭结构，可以归结为一句：夫妻关系是定海神针。在一个家庭中，夫妻关系应该排在第一位，亲子关系则排在第二位。夫妻关系深厚，他们就经常能达到“我与你”的维度，相反，有问题的家庭总是处在“我与它”的关系中。
说到这儿，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活在什么样的家庭中？理想的，还是有问题的？
我相信，很多家庭都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普遍不小。首先，在这些父母普遍的意识中，亲子关系才是第一位的，而他们所谓的亲子关系，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的控制和管教，根本不尊重孩子的感受和意愿。其次，在这些家庭中，夫妻之间的感情质量，普遍不怎么样。
我在一次讲课时曾感慨道：一个带着丰沛感觉的婴儿的出生，是来拯救家庭的——成年人已经被切断了感觉，只剩下僵化的头脑，但此刻他们却有了向孩子学习的机会。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更容易将婴儿弄得和自己一样，匍匐前行，在黑暗中轮回。
忠于“我”，才能遇到“你”
马丁·布伯的哲学是“相遇”哲学，他关于“我与你”的关系论述，是针对西方世界的自我本体论。
我们当然不能去倡导“自我消失论”，自我消失论就是让你放下自我，以此融进一个更大的存在。马丁·布伯也反对这种哲学，因为当“我”不存在时，“我与你”也就不可能相遇了。
我认为最好的关系是，我没有失掉我的主体性，你也没有失掉你的主体性，恰如一句诗所表达的意象：“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在最好的关系中，彼此都能绽放。即：你必须、也只能从你自己的感受出发，打开生命。每个人都是一个能量体，你需要展开你的各种能量，与其他能量建立链接，这份链接越饱满、越真实，你越能将这份链接上升为“我与你”的相遇。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3岁男孩在一间黑屋子里大叫：“阿姨，和我说话！我害怕，这里太黑了。”
“那样做有什么用？你又看不到我。”阿姨回应说。
“没关系，有人说话就带来了光。”
没有回应，就是黑暗；有回应，就有了光。
对于幼童来说，没有回应之地就是绝境。回应是整个身心的投入，是进入“我与你”的关系，把对方当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和意愿的全然存在。
爱是什么？爱是全神贯注的回应，是遇见，是“我与你”的关系。
一个人的生命是否丰盛，关键在于，他与其他存在是否具有活生生的关系，是否生活在生活中，而不是僵化的概念中。
读《我与你》这本书，至少能够让我们领悟到下面几点：
一、尊重你的感受。感受是灵魂的语言，唯有以真实感受为基础，才能建立起“我与你”的关系。
二、人不能活在概念中，需要活在生活中。生动而真实的生活，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治愈力。
三、“我与你”的关系是真，是善，如果“我”与“你”能够相遇在当下，那就是至真至善，而切断这种关系，会导致黑暗。
四、我们追逐关系，追逐爱情，在最深的含义上，就是在追逐这样一个东西：我和你活在当下，全然相遇。
最后，我想以马丁·布伯在《无声的问题》中的一段文字，作为这篇导读的结尾：
你必须自己开始。假如你自己不以积极的爱去深入生存，假如你不以自己的方式去为自己揭示生存的意义，那么对你来说，生存就将依然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