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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意味着我们已经达到了人口迁移的顶点，但是让我们看看经济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各国政府的借贷金额已经达到了250万亿美元（比全球GDP的3倍还多），用于支付从道路建设到养老金计划的各种开销。尽管这是为我们所知的现代文明付出的代价，但是老龄化国家现在也面临着经济停滞的困境，除非它们能够吸引到移民和投资者，并随之获得税收。没有年青一代使用房屋、学校、医院、写字楼、餐馆、酒店、商场、博物馆、体育馆等设施，很多国家都存在长期通货紧缩的风险——既是人口数据的萎缩，也是经济规模的收缩。
在世界人口中，移民只占一小部分，但是其重要性却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19世纪末，国家间移民占人口总数16亿的14%，大约是2.25亿人。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大流感终止了这一浪潮。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移民大概有2.75亿，在更大的人口基数（80亿）中比例下降了（3%）。因此，貌似我们并未取得很大进展，但今天的数字实际上代表了一项意义相当重大的成绩。为什么呢？19世纪的移民包含着在绝望中离去的欧洲人，同样也有被迫在帝国范围内流动的英国殖民地的臣民，今日的移民则不同，大部分都是在将近200个主权国家中自由移动的人。此外，不论人数多少，今日的移民代表了全球GDP总量的10%（略少于美国或中国的体量），包括在2019年几乎达到5500亿美元的跨境汇款（见图1-2）。这一数字超过了外国援助的总额，后者自从1980年以来就一直停滞在1000亿美元的规模。
图1-2 跨境汇款的增长
汇款与国际移民同步增长，而援助却停滞不前。同时，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不稳定。
不幸的是，与金钱相比，人类自身的跨境移动要难得多。各个国家对货物和资本的自由转移已经相当开放，但是人员则大为不同。在国家主权中，移民是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敏感的领域。美国已经对寻求政治庇护者和家属式移民（尤其对于拉美家庭）设立了严格的限制，澳大利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丛林中设立的移民处理中心已经变成了半永久的居留营地。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向利比亚民兵组织付钱，让他们对横跨地中海的移民加以控制。《世界人权宣言》并未保障任何人在其他国家居住的权利，只有接收国才有权决定。
我们并没有具备约束力的全球移民机构，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但是，由家族历史、商业需求和文化偏好所决定的区域模式，深深植根于人口的流动之中。在美国的外国人中，一半以上是墨西哥人或拉丁美洲人；欧盟国家的人在各个成员国之间几乎完全享有自由迁徙和其他权利；东南亚国家已经大规模开放边界，其多数跨境移民来自区域内部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我们用“内部人”和“外来者”指代国民的差异，但在现实当中，我们这个世界早已是一个的区域混合体。
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流动发生在这些自然联系的区域内部。横跨东欧和中亚的苏联地区以2290万移民群体位列第一，紧随其后的是以拉丁美洲人为主在中北美洲范围内的流动（2210万人），非洲内部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1500万），流向海湾国家的南亚人（1540万），欧盟内部的各国公民（1210万），中东范围内的阿拉伯人和北非人（1010万），东盟区域内部的东南亚人（略低于1000万人），最后是不到1000万的已经移居到欧洲的阿拉伯人和北非人。
这也表明，以“北方”（北美和欧洲）和“南方”（非洲和南美洲）将人类加以划分的两个层级依然存在。55亿人口生活在相当有前途的大陆上，而另外25亿人则没有计划或机会离开。大多数移民还远远没有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