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是我们的创造

在1990年至2005年，任何一个毕业于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的人，如果被问哪一门课程能让他们铭记终生，对方肯定会两眼放光，浮现出一丝笑意，然后脱口而出：“地图课。”这门仅有一个学分、成绩只有及格或不及格的课程迅速变成了一个传奇，以至于学生为了能上这门课而故意让自己在它的免修考试中不及格。很快就有几百名在校本科生想要和他们一起坐进教室，因而每年都需要换一个更大的报告厅。所有人都想要亲眼见证坏脾气的查尔斯·皮特尔博士（Dr. Charles Pirtle） 令全场掌声雷动的百科全书式演讲。他就像一尊肉身的“加农炮”，迸发出各种趣闻轶事，有关于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首都、水体、山脉和边界争端。2005年，“现代世界地图”这门课被列入了《新闻周刊》杂志（ Newsweek ）的“为受虐狂开设的大学课程”。它着实让我们百听不厌。

皮特尔的宏大目标由两部分组成：首先，与对地理学的无知做斗争，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是，证明世界地图是环境、政治、科技和人口特征的一种不断演化的碰撞。感谢皮特尔，是他使我在专业上痴迷于对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毕竟，20世纪90年代的高中地理课程不算引人入胜，它基本上只是在传授地球科学（以地质学为主；不涉及气候变化），再加上科普地球表面静止不变的国界。对大多数学生而言，地理学习被可怜地默认为这种政治地理，仿佛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那些最武断的线条（边界）是永恒不变的。现实中的国家更像是可以渗透的容器，由其内部和之间的人口与资源的流动所塑造。失去了这两个要素，国家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

这本书所讲述的，是和你我最为息息相关的人文地理。它要探讨的是在6个大洲的1.5亿平方千米土地上，我们这个物种分布在哪里，又是如何分布的。与气候学一样，这是关于我们彼此之间以及我们与地球之间关系的一门深奥的科学。人文地理包括一些热门的议题，如人口特征（人口的年龄和性别平衡）和迁移（人们的移居），但是它还更深入地研究我们的人种构成，甚至我们的基因为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气候难民和经济移民、通婚，甚至是进化，都是人文地理学所讲述的宏大故事的组成部分。

当今人文地理学为何如此重要？因为我们人类正身处困境当中，再也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我们的自然（作为水、能源、矿产和食物的来源）、政治（用以划分国家的领土边界）和经济（基础设施和各个产业的分布）等地理图层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些因素作为一些主要力量，在过去数千年里决定了我们的人文地理，反过来，我们的人文地理也在塑造着它们。

但是这些图层之间的反馈机制从未如此深入和复杂。人类的经济活动加速了森林消失和工业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和大面积干旱。美国有4座重要的城市面临危机：纽约和迈阿密可能被淹没，洛杉矶的水资源将被耗尽，而圣弗朗西斯科正笼罩在野火中。

在美国对几百万人造成打击的这些连锁反应，在亚洲会作用于几十亿人。请看如下事实：亚洲在最近几十年里惊人的经济腾飞，其推动力来自人口的飞速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所有这些促使其产生的排放物急剧增加。由此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威胁着环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特大城市中的大量人口。也就是说，亚洲的崛起或许也会加速亚洲的沉没——这可能会让越来越多的亚洲人跨过边境进行迁移，引发资源冲突。我们推动系统，系统又反过来推动我们。

现在似乎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让我们对各个地理图层之间失衡的严重程度做出判断。在北美和欧洲的富裕国家里，老龄化人口已经达到3亿并且仍在增加，基础设施也逐渐衰败；同时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有20亿年轻人有充足的时间，他们有能力照顾老人并维护公共事业。人口减少的加拿大和俄罗斯有广阔无垠的耕地，而几百万极度贫困的非洲农民被干旱赶出自己的家园。有些国家拥有出色的政治制度而国民比较少，如芬兰和新西兰，但是也有许多人遭受着专制统治或生活在难民营中。

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已经处在移动之中，这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吗？

20世纪的孩子们都知道这样的格言，“地理决定命运”和“人口决定命运”。前者的意思是，所处的位置和占有的资源注定了我们的命运，后者则表明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是最重要的因素。加在一起，它们要说的是，我们都囿于自身之所在，但愿那是一个人口稠密、资源丰富的国家。我们应当接受这种宿命论的观点吗？当然不。地理不能决定命运。地理是由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在2016年的《超级版图》（ Connectography: Mapping the Future of Global Civilization ）一书中，我建议用第三句格言来解释全球文明的发展轨迹：“连接性决定命运。”我们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由铁路、电网、互联网等构成一副机械式的外骨骼，使得人、商品、服务、资本、科技和创意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快速移动。连接性和移动性是互补的，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合并起来，它们又引出了将定义人类未来的第四句格言：“移动性决定命运。”

那么，是什么阻止了我们充分利用连接性呢？我们所共有的惰性来自物理上、法律上和心理上的边界。世界政治版图之所以是如今这个样子，是有其原因的：古代文明之所在，欧洲各个帝国的占领和瓜分，以及自然特征造成的族群隔绝。边境之所以位于现在的位置，是因为它早就在那里。地球是我们大家的——不是美国人或俄国人的，也不是加拿大人或中国人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新的地图学上的实用主义，使政治地理更加符合今天的需要呢？

管理学权威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曾提出警告：“动乱时代的最大危险不是动乱本身，而是依然遵照昨天的逻辑行事。” 我们无法承受继续作为人文地理发展的被动旁观者，而必须积极调整我们的地理布局，将人员和技术移动到需要的地方，让适于居住的地方保持宜居的状态。这就需要全球文明结构的划时代转变和一项针对世界人口整体的重新安置策略。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提高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概率，重振举步维艰的经济，打造一幅更合理的人类地图。

大规模迁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比以往更加必要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世界上所有人口稠密的地区都将被放弃，而人口减少的地区可能会出现大幅增长，成为新的文明中心。如果你足够幸运，正好位于某个你不必迁移出去的地方（如加拿大或俄罗斯），很可能会有移民正在奔你而来。改写一句列宁的话：或许你对迁移不感兴趣，但是迁移对你感兴趣。

未来的世界不仅到处都是移动的人，而且将被万事万物的移动性定义。每个人都有一部移动电话，意味着通信、上网、医疗咨询和理财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没有人再去“银行”。工作和学习都转移到线上；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 爆炸式增长。愈来愈多的人住在活动房屋或其他可移动住所里。即便是“固定”投资也变成可以替代的：我们能够3D打印建筑物，在任何地方设立工厂和医院，利用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资源发电，无人机可以递送我们需要的任何东西。当我们移动的时候，供应链也在移动：劳动力和资本不断转移到新的土地上，催生出新的生产力布局。移动性是一面透镜，我们可以通过它窥见未来的文明。

移动性的概念混合了物质与哲学两个层面。它提出的问题如下：为什么我们要移动，这种转移揭示了我们什么样的需求和欲望？继而有了需要探究的政治和法律问题：谁被允许移动？我们在移动中面对哪些束缚，以及为什么存在这些束缚？人类在世界上的最佳分布方式是什么？移动也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精神体验。请暂停，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的身体是多么流畅。移动激发创造力，它是一个见证不同生活方式汇集一处的过程。对于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自由移动的美学，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哲学家深思后得出的观点颇具说服力：这样的互动为生活赋予了意义。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花费了10年时间反思19世纪中叶巴黎建造的玻璃拱廊，及其所招徕的游手好闲之辈有何意义。移动意味着自由。

你准备好移动了吗？政治和经济危机，技术颠覆或气候变化是否正在对你的幸福生活构成风险？有没有其他什么地方的条件更适合你和你的家人？又是什么原因阻止你去往那里呢？无论是什么原因，你都需要克服它。对于数十亿的人口，持续的移动性正在成为常态（见图1-1）。移动本身可以成为目的：人不仅移动，而且总是移动。或许，在移动中，我们会重新发现它对于人类的意义。

目前人类总数接近80亿。将近50亿人居住在亚洲，10亿余人在非洲，7.5亿人在欧洲，6亿人在北美洲，还有约4亿人在南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