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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社会契约规定，年轻人应当照顾老年人，以其所缴税款作为养老金，并为年长者支付社会服务的费用，这一过程应当一代一代地重复下去。今天的年轻人理应心存感激，正是婴儿潮一代的勤勉积蓄，才能够有钱支撑基础设施的建设，但他们还以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老年人也代表着78万亿美元的养老金债务的隐患，没有年轻人愿意为之纳税——至少有些人不愿意，他们自己可以跑到别处，把这笔债务留给其他人。
西方各国有关财政问题的争论中普遍存在这种代际的冲突。婴儿潮一代享受着优厚的退休待遇，而年轻人要求老年人积累下来的储蓄能用在经济适用住房、宽带互联网和技能培训上。此时此刻，上年纪的富人坐拥昂贵的超大住房而拒绝出售，而年轻的零工阶层却付不起房租。
他们认为，一旦老年人去世，开发商便会按照他们对小面积住房的需求而进行重建。难怪一位洛杉矶的Z世代实习生向我慨叹：“我等不及婴儿潮一代离世以后，让我有一个负担得起的住处。”然而，估计要等到21世纪30年代，才会有大批的婴儿潮一代离世。
婴儿潮一代人还活得津津有味，政府正在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70岁甚至更高，而福利却在缩水，迫使许多人继续留在就业市场，与年轻人争抢优步车费和IT劳务费。在美国，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有三分之二的成员报告说在工作场所受到歧视，促使国会在2020年针对老年人歧视进行立法。这提醒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美国人和年轻人一样，甚至比年轻人更加努力，但是他们已没有足够时间来妥善安排未来。
随着这场代际大戏的展开，在如今的年轻人达到获得回报的年龄以前，这一体系可能就会崩溃，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终其一生为它承担高额的税负呢？以社会公正的名义，欧洲人已经缴纳了足够多的税款，无法承受更重的负担了。在美国，60%的千禧一代没有足够的积蓄支付他们已经较低的税负（与欧洲相比）。事实是，社会保险金预计将在2034年破产（远早于千禧一代的退休时间），这也是又一个担忧未来的理由。对于今天大多数美国年轻人，继承遗产只能缓解一小部分忧虑。不管他们能不能、何时能继承一座房屋，首先要做的（尤其是兄弟姐妹份额相当的情况下）就是承担巨大的损失把它卖掉，用那笔钱偿付信用卡欠款和学生贷款。
与此同时，预计全球有30万亿美元的财富从婴儿潮一代传递给后代，其中大部分会掌握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富裕人群手中。美国的超级富豪会把这笔意外之财投资于科技股、度假屋、加密货币，或许还有离岸资产和外国的公民身份。欧洲的财富传统上更多扎根在诸如汽车制造和百货商场这些民族产业上，但是世界上半数的养老金支出都是在欧洲，下一代人可能就会卖掉家族产业前往瑞士。私募基金已经在推动欧洲公司进行裁员、削减成本，这有悖于时下盛行的促进就业的文化。法国推行财产税的措施已经把大约5万名百万富翁赶出了这个国家，英国希望能避免类似情况，尽管遗产税能增加其迫切需要的预算。归根结底，由于经济反弹前景渺茫，英国的年轻人宁愿卖掉自己的遗产，也不愿意眼看着它贬值。法国希望他们如此行事，并受到新设置的经济吸引力部（Ministry of Economic Attractiveness）推出的计划所吸引，包括给予外国投资者的5年免税期。税收是政治上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现实。
在亚洲，向富人加税的呼声促使这些人早早开始筹划他们继承的大笔遗产。2019年，中国和印度消失的百万富翁最多，而澳大利亚和美国受益最大。在韩国，遗产税的税率高达50%，为了避税，连婴儿都被其父母或祖父母的公司授予股份。在这样一个正在老去的国家中，年轻人又能拿这种钱怎么办呢？没什么办法，所以他们纷纷移民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如此一来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老龄化的国家养老金将会破产，除非将它们的资金投入到自己的年轻人要去的地方——不论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