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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何去何从？他们觉得自己是哪里的公民？不仅是出于合法身份和责任的意义，而且是作为不论实际国籍如何，都宣誓效忠的国民。人能不能做“全球公民”或“世界公民”呢？
这两个提法相互关联，又存在差异。“全球公民”这种表达方式通常指向个人对共同人性的认同以及对人权或环境等全球利益的关注。今天有很多组织或运动的名称被冠以“全球公民”，从向贫困开战的非政府组织，到呼吁更多公民参与的领导力训练项目。
从蒙台梭利幼儿园到精英国际学校，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全球公民”课程，世界各地的高中采用越来越流行的国际中学毕业会考（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课程，培养年轻人自视为全球公民。
世界联合书院（United World College, UWC）运动已经在全球各地拥有12所IB课程学校，成千上万的学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更大社群的成员，使命感成为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他们被教导不仅要“拥有身份”，而且还要“实际行动”。
总结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心思并不困难：他们工作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非活着就是为了工作。他们希望快乐，自食其力，不要受穷。人们还是会回归到努力工作追求财富的轨道上，但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日益扩大的分野表明，做一个忠于职守的员工并不能保证获得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公司正在留意员工利益的变化趋势，为个人和职业发展提供广泛的机会。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有一项“全球公民”计划，允许在银行取得两年经历的人去实地工作两个月，为该公司支持的红十字会、非洲小额信贷组织、拉丁美洲教育非营利组织或各种其他慈善机构做志愿者。带薪的志愿服务构建了忠诚、毅力和同志情谊，同时也为社会带来实际的效益。
但不幸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人将“全球公民”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精英混为一谈，遭到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提出“达沃斯人”（Davos Man）这一称谓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嘲笑。认同“全球公民”的非西方人远远多于西方人。实际上，根据英国广播公司“跨越全球”从2015年开始的一项调查，绝大多数自称全球公民的人来自尼日利亚、印度、肯尼亚和巴基斯坦这些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全球公民并不是坐在私人喷气机中的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而是印度的儿童权利活动家，获得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凯拉什·萨蒂亚尔希（Kailash Satyarthi）。之所以形容自己是一个“全球公民”，既出自他的普世性事业，也因为他自己的政府过于玩忽职守。为了寻找崇高的激励，大多数人需要将目光投向国界以外，而最优秀的全球公民也会为此付出英勇的努力。
下一代慈善家们渴望追随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脚步，这两位把公司的财富转变为开展人道事业的专项资金。他们认为年轻人和有钱人有义务成为更好的全球公民，并时刻将企业责任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使命记在心间。现在，各大私人银行都有下一代计划来帮助指导客户的慈善事业，而希奈格（Synergos）
和奈克瑟斯（Nexus）
等组织则面向成功的青年企业家或继承了大笔财富并有心对社会影响力进行投资的年轻人。无论是西方人、亚洲人、阿拉伯人还是非洲人，推动永远无法自行发生的政治转型已成为他们的一项代际使命。
未来的全球公民可以从历史、哲学和文学中得到很多启发。德国启蒙运动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认为，任何国家的公民都应当被按照平等的自然法律加以对待。在普世的人道精神感召下，美国革命家和建国之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他的《人权论》（ The Rights of Man ）中写道：“世界就是我的国家。”康德和潘恩都被尊为世界主义的护身符，这种思想认为道德、文化，甚至政治团体都是超越国家而独立存在的。我们已经存在于已故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理论家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谓的“命运相互重叠的社群”中。赫尔德主张，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需要置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政治和法律权威。与此同时，实现这一点的路径是自下而上的。赫尔德不仅是一个乌托邦的空想家，还是一个活跃的知识分子，被学术界称作“思想创业者”。赫尔德与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一起精心创造出“第三条道路”这一社会民主主义概念，引导了20世纪90年代的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他们的议题同样也是国际化的。赫尔德提出一种“世界主义的民主”，坚持认为民主政府的理念不应当止步于国家的边界，而应当适用于我们的各个全球性机构。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将民主全球化的同时也使全球化更加民主”。今天，这依然是激励大多数“全球公民”的议题。
与“全球公民”相似，另一个词“世界主义”也被用作表示轻蔑的修饰语。此处，人们又很容易忘记，最先提出世界主义的哲学家、希腊斯多葛派的第欧根尼（Diogenes）宣称自己是“宇宙公民”，他并非富人，而是经常睡在一个大陶桶里的乞丐。第欧根尼相信，为了维持道德的高尚，一个人应当践行他所宣扬的内容。在古希腊各个岛屿漫游的过程中，他蔑视那种认为只有自己出生的城邦才是其身份主要来源的假说。相反，他主张，在自己和近亲属之外，一个人还要承担对于人类共有的这个社会更大的道德义务。这就是作为一个全球公民的精髓。
“世界公民”又是怎么回事呢？最简单地说，这一表述广泛地指代那种在很多地方旅行和生活的人。20世纪90年代，这个词和“全球公民”一起成为时尚，表现了越来越多的侨居国外者和全球性游民，无论是学生、背包客、公司高管、企业家，以及其他从跨国经历中得到多元化身份感的人——他们在其国家身份感之外还具有一种对整个世界的忠诚。“世界公民”在追逐无处不在的经验与机会的过程中，也不无骄傲地享受着这个绰号。成为一个“世界公民”，就要选择漂泊。如冥想旅行家比科·伊耶（Pico Iyer）在他的《这可能就是家》（
This Could Be Home
）中所表达的，“当我是一个小男孩，向某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里来？’，而现在，最要紧的问题则是‘你要到哪里去？’”。
年轻一些的千禧一代和年长一些的Z世代尤其无拘无束。普林斯顿等常青藤大学鼓励本科生入学之前进行间隔年旅行，甚至还为此提供费用（新冠肺炎疫情使这几乎成为必需）。密涅瓦学院（Minerva Schools）和其他大学在世界各地都有校园，学生可以在其间轮转。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在《大旅行》（ The Big Trip ）这类图书上生意兴隆，这些书籍对海外求学、间隔年和学术休假提供建议。许多高端协会（如“从自我到我们”）促进环境友好的旅行体验，从自拍狂的“自我”转变为更强调集体的“我们”。这些都是对当今年轻世界公民的训练。
或许和针对“达沃斯人”一样，对“世界公民”一词的小小抨击反而更能够提高它的知名度。这一次是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她在2016年底向其保守党同僚宣布，“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你便哪里的公民也不是”。这一讲话中的讽刺意味及时地被她的同胞抓住了把柄。毕竟保守党主要由联合王国里全球流动的精英人物组成，他们在支持英国脱欧的同时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海外。受到脱欧的影响，放弃国籍迁往西班牙、德国和法国的英国人增长了500%以上。
这让人们禁不住想起作家苏克图·梅塔（Suketu Mehta）嘲弄的评论：“全球化者是手持护照的民族主义者。”
个人、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有许多合法手段构建超越同一面国旗的身份——很多都是相互重合的。随之而来的就是，驻在国不再意味着排他性的归属地。伟大的自由主义哲人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发出警告，不要把民族主义当作人类自我认同的主要模式，因为家庭、种族、商业、宗教等纽带关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我们的个人生活。忠诚依然存在，但它是有差异的和多层次的。身份认同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不只是因继承而来，更是出于自我的定义。身份，而非教条，是改变事物的神奇力量。
最后，特蕾莎·梅以“你根本不知道公民身份意味着什么”结束了如今已臭名昭著的“哪里的公民也不是”这一顿叱骂。谁知道公民身份的含义呢？它曾经代表着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协定，人们通过工作、纳税和服役为国家的富足做出贡献，以换取法律、政治和社会权利。但是今天的年轻人打破了这种权利义务的平衡，宣称他们有权获得环境可持续性、数据接入、全面医疗保健、教育和恪守国际准则的政府。“多哈辩论”（Doha Debates）是一个独立的民间媒体倡议，它向全世界的年轻人发问，当他们听到“公民身份”这个词时想到了什么。回答者们提到的是“保护”和“特权”——与民族认同或法律义务的术语无关。这些年轻人声称，个人的权利决定了公民身份的含义，而且他们愿意为此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