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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是在25年前，我是联合国青年部门的一名正式实习生，而且是团队里唯一真正的青年。部门的大部分经费用于召集和培训年轻的活跃分子，游说其各自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包含他们的观点。这些千禧一代已经成为进步的市长和部长，运营社会正义团体的“跨界人才”（Cause-Mopolitans），多边人道主义组织的管理者，以及推动利益相关者参与、可持续供应链和社会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
基金的“企业内部领袖”（Intra-Praneurs）。想要从事这些工作的年轻人太多了，以至于商学院、法学院和政策学院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课程升级。
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那些以青年为中心的实习中，有一个难忘的观察结果是，尽管每位代表都专注于各自的国家变革，但他们有着同代人之间的感情。他们的政治认同也如是，与国家间的差别相比，具有更多的代际特征。正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20世纪20年代所解释的那样，世代并非只具有生物学意义，而且还有社会学意义，共同的经历塑造了他们的思想。
但只是在过去的30年中，才真正有了作为不同世代标记物的全球性事件：1991年苏联解体，2001年的恐怖分子袭击，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2020年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在同一时间框架中，移民数量爆炸性增长，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在全球普及，气候变化成为关乎人类生存的全球性威胁。已故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说得没错，技术使自我意识超越了地理位置和阶层。1968年的学生示威，在全球性和广泛性上，都无法与今天的“MeToo”运动、气候行动及种族平等运动相提并论。
事实上，如今的年轻人抱持着更加超越地理局限的共同观点，而他们前辈的共同观点只限于自己的国家中。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具有共同的心态，但是千禧一代和Z世代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价值观——特别是连接、移动和可持续的权利。
对于此前的任何一代人，我们都不能如此笃定地说他们与今天的亿万年轻人一样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共同特征。因此，世界上最大的分野不是东方与西方或南方与北方，而是青年与老年（见图3-1）。
图3-1 政府的最佳形式
各个年轻世代越来越对民主失去幻想；千禧一代受访者对他们政府的满意度最低。
年轻人的困境令我感同身受。在过去20年里，我曾问过无数的企业家和活动家、学生和教授、政治家和媒体人、掮客和翻译，在他们的国家里，年轻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近两年的研究和讨论中，我有机会与数百位年轻的专业人士进行小组谈话。我发现，他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几乎都与我们不同：地缘政治对抗（毫不相干），金融资本主义（憎恨），选举民主（无关紧要），房屋所有权（一种拖累），婚姻（真要结婚的话，以后再说），甚至是大学教育（过于昂贵）。
在所有这些会谈中，他们总是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哪一项技能对他们的成功最为重要？我的回答从来都是：不管你有什么技能，一定要保证它是可移动的，要随时为移动做准备。我觉得自己可能对移动略知一二。平均来说，每三四年我就会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在我得到一本强有力的护照之前，作为一个印度人，我的家庭更是经常迁移，从少年时期开始，每次我在美国、欧洲和亚洲之间搬家，都会因地理位置的转移而获得更多智识和职业上的收益。
或许是出于一些无意识的偏见，以为其他人可能和我们一样很享受在自己家乡的生活，所以我们低估了人们离开故国的愿望。历史上，人们的确倾向于定居在靠近本族部落的地方。即使那些冒险远行的人也会回来照顾年迈的父母或组建家庭。例如，海外的中国人常说，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或“寻根”情结吸引着他们回家。但是，没有孩子的年轻人不需要为了以特定方式养育孩子而回“家”，也不需要父母在这方面的帮助。无论如何，如今的祖父母们不再指望孩子回来，他们搬进专业的护理中心，而不是去做全职保姆。也许最重要的是，当今世界中的年轻人可以在很多地方共同创造他们的社会环境，而不必再屈从某种预设的文化背景。
即使是在生活水平有很大差别的国家之间，年轻人也面临着相似的经济挑战。举例来说，美国的工资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而房屋的价格已经翻了一番，医疗保健费用增长了280%，大学学费上涨了500%。美国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欠下了大约1.5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及信用卡欠款。一份2019年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报告指出，千禧一代“在收入、资产和财富水平上都低于此前几代人在年轻时的状况”。
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深厚的金融市场、创新型的人才和企业家的活力，但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无精打采、储蓄率低、对未来缺乏信心。
与之相反，中国年轻人的境况远比其父辈想象得好。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迅速将中国塑造为一座世界工厂，经济增长领先，取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成果，使底层50%人口的收入达到原来的4倍。不过总体而言，他们与美国人一样，每天都在关注着优质工作岗位的缺乏和生活成本的上升。
对于城市里具备熟练技能的年轻人来说，中国仍然是一片充满了机会的土地。受教育程度较高且没有子女的千禧一代可以把钱花在这里的任何地方；（和美国一样）这一代人在巨大的国内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在中国的巨无霸企业间更换工作，或者义无反顾地自主创业。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乐意告别一线城市。中国的众多城市都在快速发展，纷纷涌入的年轻人将这些二线城市变成新兴的一线城市。长沙、昆明和重庆正在变得和奥斯汀、匹兹堡和亚特兰大一样——但是比后者要大上10倍。中国的年轻人珍惜国家的稳定，这是他们实现身体和职业可移动性的基础。按照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特（Rana Mitter）的观点，正因如此，很多中国年轻人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
全世界的千禧一代都被零工经济的辛苦工作弄得疲惫不堪。记者马尔科姆·哈里斯（Malcom Harris）将这些朝不保夕的美国年轻人形容为整日忙乱的自由职业者，总是处于运转当中”。
很多人放弃了这种生活，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开始放慢脚步。这些失业的人，因为搬到了更便宜的地方，损失相对较小。与此类似，当中国的标志性大人物马云赞颂“996”的工作状态——每周6天从早9点工作到晚9点——千百万中国的“蚁族”找不到与其教育背景相匹配的工作，只能凭借最低的工资勉强维持城市边缘的生活。即使是百年老店式的公司统治着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日本，现在也有35%的年轻人在做着兼职工作，大企业以此降低管理成本。尽管存在社会流动性扩大的迹象，韩国的“脏勺子”青年（与富裕的“金勺子”相对）仍然受到持续加剧的不平等伤害。难怪奥斯卡获奖影片《寄生虫》（
Parasite
）的导演奉俊昊（Bong Joon Ho）说：“韩国看起来魅力迷人，但年轻人却处在绝望之中。”
经济停滞不前、公司规模缩水以及自动化的趋势，都导致自我雇用变成Z世代的标配。职业不过就是一系列的临时工作和劳务费，无论是送外卖还是给富人跑腿。从圣弗朗西斯科到雅加达，名为“大量工作”的应用程序将有钱无闲的人和无钱有闲的人进行匹配。做10年的零工经济人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但是并不意味着一份全职工作会自己找上门来。难怪青年人总在博客中重复这句老生常谈：“生命中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和死亡。”
大多数美国年轻人尚未开始有意识地为退休存钱，但是为了最终完全退休，他们将不得不迁移到更容易负担的地方。很多收入丰厚且努力积蓄的千禧一代正在从加利福尼亚州这些物价昂贵的州，搬到俄勒冈或亚利桑那等物价更低的州。保持一种可移动的状态，并且财产不多、不生孩子，无疑也是一种增加储蓄的办法。
对于Z世代，稳定甚至是一种需要避免的状态。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他们在净资产和房产上也落后于千禧一代和X世代。新冠肺炎疫情使他们的境况极大恶化。难怪有很多Z世代求助于心理咨询或转向滥用毒品。当我问一个朋友，他认为自己Z世代的孩子此后10年会是什么样子，他面无表情地回答我：“康复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