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民族主义的考验

我在德国上完高中的时候，所有的男性朋友都需要为了服兵役而向联邦国防军报到，有少数人选择民事替代役。逃避服兵役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必须有非常充分的医学理由，或者极其严肃地声称自己是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才能得到豁免并以民事服务代替。根据我收到的信件，好像兵役和民事替代役同样枯燥无味。毕竟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欧正沉浸在后冷战时代的和平气氛中，把服役期限从18个月缩短到1年甚至更短的压力持续增大。到2011年，这种惯性以及疏漏走向尾声。德国军队转变为全部由志愿兵组成，使这与在美国一样，成为一项职业选择，而且往往是一种暂时的选择。2018年，德国的基民盟（CDU） 提出恢复征兵制度以弥补军队数量骤减的想法，这主要是为了拉拢支持此项行动的极右翼而做出的一种姿态。所有人对此都嗤之以鼻。

对待兵役制度的态度呈现了一种所谓“回归民族主义”的糟糕画面。不论东西方，在很多社会中，代际的鸿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保卫国家的责任。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将爱国主义定义为“愿意为琐屑之事杀人或被杀”。按照这种标准，今天的年轻人就是历史上最不爱国的一代人。

在欧洲各地，年轻人都拒绝接受政府强加在他们神圣的后青春期生活中的任何小小困扰。征兵制度被废止，或者服役时间被大大缩减。即便瑞士——人们说：“瑞士没有军队；它就是一支军队。”——也已经迅速降低了参军比例。对于老一代的瑞士人，在军队服役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可以转化为在银行业里的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但是今天的年轻人对创业和平民事业更有兴趣，突然之间，为国家服务好像变成一种时间的浪费。个人机会主义战胜了集体奉献。

在承担服兵役的责任方面，美国人也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表现得更加爱国。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恢复了纯志愿的兵役制度。今天，30岁以下拥有军队服役经历的美国人不到三分之一。 全志愿兵制度代表着服兵役已经远远不是一种爱国职责和迈入成年的必经之路。根据兰德公司2018年的一项调查，在美国，职业上的动机（即需要军方作为自己的雇主）远远超过传统的驱动力（服兵役的价值）。入伍者主要志在脱离不健康的环境，获得金钱或教育上的利益。如此一来，为国家服务的想法往往主要激励那些家族中有服役历史的人。“9·11事件”之后的20年来，伊拉克和阿富汗老兵所遭受的创伤，打消了所有潜在入伍者的念头。这些“没完没了的战争”进展如此糟糕，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人要千方百计地避免为一场他们并不相信的战争去送死。

即使他们想去，很多美国群众也不适合战斗。有71%的美国人因为健康问题（如肥胖）、犯罪记录或者教育上的欠缺而不具备服兵役的资格。2010年以来，美国陆军有很多体检报告都被冠以“因超重而无法作战”——随后又是“仍因超重而无法作战”——这类触目惊心的标题，（似乎是不断地）警示着肥胖问题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编造出来的。）然而，如果把在社交媒体和游戏上花费的时间都用来为网络战职业生涯做准备，那么未来的军队就有大量新兵可用了。或许正因如此，人们现在开始积极利用抖音国际版（TikTok）来招募更多的Z世代志愿兵（直到TikTok不再受人青睐）。2020年初，有传言说军队想要恢复征兵制，倍感恐惧的年轻人紧张地去谷歌上搜索，导致兵役登记网站崩溃。今天的美国青年并不愿意响应战斗的号角。

俄罗斯显然是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忠诚的士兵组成的强大军队对于确保其地位至关重要。但俄罗斯也在2008年将义务兵役年限从2年削减到1年。普京做出的一项承诺维持了他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旦俄罗斯有能力代之以一支专业化的军队，他就会完全废除征兵制度。截至2016年，每年只有26万名新兵加入俄罗斯军队，而实际上有近40万名合同兵——其实就是各种年龄的国内雇佣兵在寻找工作，不管是在全国各地维护军事设施还是驻扎在国外的设施。与美国一样，俄罗斯的年轻人大多是在需要钱的情况下才去参军。

即使是在更强硬的中东和亚洲国家，年轻人对服兵役也毫无兴致。举例来说，土耳其和韩国都属于面临着天然战略风险的、爱国主义盛行的社会。与欧洲一样，来自公众的压力已经导致土耳其的服役期限从1年缩短到6个月。但是即便如此，这个要求依然太高了。2018年8月，土耳其政府允许年轻人支付5000里拉（lira）（约合900美元），以换取将服役时间从6个月缩短到3个月。登记入口上线以后的两周之内，就有34万土耳其人申请豁免。这一年里，还有18万人没有向军队报到。对土耳其那些十几岁的男孩子来说，逃避为国服役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储蓄目的。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被派往叙利亚。2020年，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协议，与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做法一致，为愿意服兵役的巴基斯坦人提供获得其国籍的机会。

这种情况与韩国类似，83%的韩国人说如果有可能，他们就会躲避征兵。人员的流失导致军队缩减至8万人。上了年纪的韩国人倾向于把朝鲜视作一个现实的威胁，而年青一代则支持文在寅的统一进程。事实上，政府努力打开朝鲜大门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众多失业的青年男子创造就业机会，把他们作为国家的建设者，而不是士兵派往朝鲜。首尔最近提出要努力多征集女兵——这也受到男性的强烈支持，作为对该国“MeToo”运动的一种报复。鉴于他们的低生育率和流行的“不婚”米姆行为（Meme） ，妇女无法以家庭生活作为借口。日本的情况也同样如此，那里的生育率之低使得自卫队也尝试劝说女性入伍，但是应者寥寥。

军队的根本意义何在呢？像墨西哥这类国家正在权衡是否遣散其军队，以一支强有力的国民警卫队取而代之，以便集中力量对付毒品和犯罪，并控制非法移民。华盛顿强烈要求墨西哥投入更多力量阻止中美洲人到达里奥格兰德河（Rio Grande） ，导致数十万危地马拉人和洪都拉斯人滞留在墨西哥边境内。官方说，这个国家有近200万居民出生在外国，而非官方的数字要多一倍。巴西也是不存在外国军事威胁的国家，其军队的最大用途是守卫亚马孙河。与此同时，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正集结空军与亿万只蝗虫搏斗，而不是向彼此开战。在世界各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军人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舰变身为医院，军队支起了医疗帐篷。

美国的军队也需要重新聚焦于现有的国内任务。从佛罗里达到内布拉斯加再到阿拉斯加，越来越多的基地受到洪水、飓风和野火的威胁，武装部队正为维持自身的运转而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经历了这一年来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尴尬而致命的应对不善以后，为了支持疫苗的生产和应用，能力出众、纪律严明的国防部加快实施了它的“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或许应当把民族主义重新界定为“意识到我们往往正是自己的最大敌人，并对此采取一些行动”。

大多数国家可以而且应当要求男女两性进行为期一年的国民服务，以应对事关社会凝聚力和公民文化的紧迫需要，如养老、移民同化和帮助身体不适者的复原。1992年，比尔·克林顿把国民服务作为其选战的一项核心内容。30年后，美国依然没有这样的义务项目。“为美国教书”（Teach for America）项目既有竞争力又受到尊敬，但是它规模很小而且资金匮乏。有很多方式将爱国主义与实践行动相结合。实行国民服务的社会拥有更高的凝聚力，而没有国民服务，民族主义最终将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