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走向坟墓

几百年来，民族主义曾承诺政治解放和一个稳定的祖国。谁能够反对这种令人引以为傲的、建设世俗公民国家的传统呢？事实上，还有几千万无国籍的人为了国家地位而战斗，如巴勒斯坦人和库尔德人。对于他们，民族主义仍是一项生死攸关的使命。如果是为了这些事业而坚持民族主义，那么它的确是一种有价值的意识形态。

但是，近年来也兴起了一些专家宣称的“新民族主义”，它结合了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和对他者的偏见。从美国到土耳其，再到印度，种族主义者攫取了这句口号，将少数族裔和外国人当作替罪羊。那些对产业和基础设施提升无所作为的政府自然会发现，将他们的失误怪罪于移民和中国相对来讲更加容易。

所以，新民族主义就是要扭曲残酷的现实，而不是去为将来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曾经，只有非洲、中东和亚洲的后殖民社会才会将其苦难归咎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后殖民国家已经放弃了这种毫无意义的顾影自怜，正在大踏步地迈向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亚洲人有理由为国家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已经迅速摆脱贫困并发展了经济。但是他们的民族主义强化了那种追赶并取代西方的愿望，而不是加以指责。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美国或英国的政府像日本或韩国那样把钱花在工人再培训、经济适用房和优质的基础设施上，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会有多大的不同呢？

尤其是在英美，新民族主义者也在他们自己与全球主义者之间画下了一道战线，后者相信全球市场是有益的，全球协作对于直面当前的挑战是至关重要的。真正的差异再一次生成于城市与农村、富豪与底层、青年与老年之间。美国的城市年轻人在投票中强烈反对特朗普，而英国的同一人群则反对脱欧。脱欧派或反对特朗普，都不能算是一种持久的新民族主义的有力证明，尽管两者都揭示了，在被地理位置和不同世代造成如此巨大分野的国家中，共识型民主是多么脆弱。

这也提醒我们，新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在西方）主要是满足了行将就木的老一代人的需要，而它本身也将随着这些人迈进坟墓。他们代表了白人上层阶级的临终叫嚣，这一人群想方设法地将他们的身份政治乔装成国家利益。巴基斯坦小说家穆赫辛·哈米德（Mohsin Hamid）深刻地表现了这种颇具诱惑性的怀旧情绪：“我们被告知，不仅地理上的移动可以停止，时间上的移动也可以停止，我们可以回到昨天，回到更美好的过去，回到我们的国家、种族和宗教真正伟大的时代。而我们必须接受的就是分裂。把人区分成本地人和移民。” 但是，他这一命题的唯一确定性就是，其支持者将会很快死去。年老的排外主义者正走向哈米德所说的“天堂里的大脱欧”。

相反，今日的年轻人很难被视作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者。根据美国大选调查的结果，只有45%的千禧一代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民族身份很重要（婴儿潮一代中，这一比例占70%，X世代占60%）。另外，只有半数的美国千禧一代相信美国比其他国家更伟大，显著低于婴儿潮一代，后者中有75%认可美国的特殊性。〔PragerU网站上有一则无聊的5分钟视频，名为《你为什么应当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 Why You Should Be a Nationalist ），其点击量还不到400万。〕在前几代人中（或几个世纪之前），人们可以认为不知感恩的年轻人终将接受民族主义的思想，但今天的年轻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获知渠道，可以独立判断自己的国家是否真的值得他们沾沾自喜。

同样重要的是，今天的年轻人明显抱持拥护全球化的态度。在一项涵盖20个西方国家的调查中，在18岁至24岁的调查对象中，多达77%的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追求美好的力量”，而只有11%的人对此持否定观点。 年轻人越是移动和混合，全球主义就越会得到巩固，民族主义也就越会消退。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 和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 等学者的作品指出，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怀有全球主义的价值观，而社会价值观念也会随之演变。或许，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接受现实，而后者不接受。

年轻人也都明智地相信，民粹主义政治对国家稳定的威胁比移民更大。和民族主义一样，民粹主义并非一个解决社会不满的政治纲领，而更是一场利用不满情绪展开的政治运动。历史上有一长串的民粹主义政府，他们擅长以危言耸听的言辞和呼吁激进的改革动员选民，但是之后却一事无成。从拉丁美洲的社会主义到阿拉伯的伊斯兰主义，民粹主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新冠肺炎感染率最高的国家当属这些民粹—民族主义者当政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印度和巴西。

波兰和匈牙利常被视作泛欧民粹主义浪潮的先行者。在波兰，反移民的右翼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Order Party）在2020年7月的选举中被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明确地摒弃，之后便丧失了权势。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Victor Orban） 作为欧洲反自由强人的偶像，将反对移民作为其政治议题的一个核心（并不是说移民真的希望留在匈牙利，因为德国就近在咫尺）。但是可以预见到，一旦工人的短缺造成普通的匈牙利人不得不加班和周末（无薪）调休，公众很快就会群起而攻之。与此同时，年轻的、支持环保的、由技术官僚构成的自由派纷纷在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的市长选举中获胜。在这些小国中，只有一个职务比首都的市长要大。因此，我们无须再将这几个国家视为民族主义的强权政府。

民粹主义者的扩音器就是他们自己的毁灭。无论是作为左翼还是右翼，通过宣扬民粹主义信息引起关注的那些人，日益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末日何时到来。情绪高昂而言之无物，他们声称自己代表了一种对“因循守旧”的反击，可是他们很快就给自己招来一波反击。举例来说，在意大利，来自草根的“沙丁鱼运动”被认为抢走了马泰奥·萨尔维尼的风头，他们传达出的信息是，他们——这些普通的、温和的工人阶级才是人民，而不是那些夸夸其谈的少数人。 在这个想当DJ的辍学者之后的意大利总理是学院派的律师朱塞佩·孔特（Giuseppe Conte），及继任的重要银行家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与此相似，在与布鲁塞尔进行了10年以“希腊脱欧”相互威胁的游戏之后，希腊的各个民粹主义政党的旋转木马游戏已曲终人散。新法西斯主义的金色黎明党也消失了，被暴露出来的凶残行径才是它的真正本质。取代其位置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 Party）聚焦于一个政府真正应该做的事情：鼓励投资，创造就业。技术官僚或许不够感性，但是民粹主义的无能注定其在政治上短命。而且要记住，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最大、最重要的欧洲国家，正是技术官僚的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家。欧洲的资深政治家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的时机对“单一民族国家”的理念提出了谴责。

欧洲——这个以种族定义的民族国家诞生地——在人口下降、移民、通婚和公民身份权利合法变化的作用下，也成为民族国家最快被稀释的地区。欧洲人一度粗暴地以国籍互相区别，如今，他们迎来了一代“伊拉斯谟（Erasmus）婴儿” ，这些孩子是第一代后民族时代的欧洲人，他们的父母是在跨境项目中结识的X世代。另外，迁入欧洲的移民数量及其来源地都在增加。今天，不管你从极右翼政党那里听到些什么，相比历史上的任何民粹主义运动，供需关系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说种族民族主义和具有经济必要性的移民之间存在着深刻而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那么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会最终服从于前者。

有一种极端的情况，那就是人口膨胀超出了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治理的能力。然而，到那时再想拨回人口增长时钟的指针就不可能了；人们的选择要么是建立一种包容性的新的国家认同，要么就是一场内战。老一代人可能会紧抱着旧日观念不撒手，但那可不是今天的年轻人和未来几代人能负担得起的一种奢侈。

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出如此之高的种族多样性。实际上，美国那些已经有大量西班牙语人口居住，且这种聚居形态还在提高的县，是为数不多的种族多样性降低的县，如迈阿密周边或得克萨斯州的墨西哥边境沿线。年复一年，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位列世界上移民的首选目的国。这一方面提醒我们民粹主义注定会失败，同时它也警示我们，它就在这里，因为移民的存在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指责的对象。他们继续在民主政治中顽固地阻碍进步，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了，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希望有一个逃生通道。如果他们的国家过于倾向任何一种政治极端主义，他们便会匆匆逃离。

年轻人对目的地的选择不是基于特定的身份，而更像是国家品牌建设专家西蒙·安霍尔特（Simon Anholt）所解释的那样：考虑一个国家是受人崇敬还是遭人鄙视。一点也不奇怪，那些对自己的身份抱有最沙文主义态度的国家，这种想法与其在世界上受到的尊崇一定是呈反比例关系的。假如世界上每个人只能选择一种公民身份，那么这个世界将会为土耳其、俄罗斯和巴西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感到深深的羞愧，因为这些国家的年轻人急不可待地想要弃船而逃。

这导致当前流行的“文明国家”理念倾向于种族中心论的帝国主义几乎等同于一种伪知识分子的抽象概念。在现实中，其潜在的人口结构往往倾向于稀释而非纯化。俄罗斯和土耳其是最保守的文明复仇主义的典型代表。但是，俄罗斯的穆斯林和来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突厥少数民族人口正在增长，而俄罗斯族的死亡率是最高的。不论普京有多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如果不接受苏联时期从波罗的海人到亚洲人的广泛的民族多样性，他就不可能重建一个苏联。在土耳其这一边，库尔德公民和阿拉伯移民达到了史上最多。如果埃尔多安真的想复兴奥斯曼帝国，他也必须在人口结构上做文章，因为在奥斯曼人的治下，从巴尔干半岛到伊拉克再到埃及，包含着令人炫目的众多民族和信仰。对于俄罗斯，少数民族是经济不景气时的替罪羊，但是长期的成功就有赖于将他们转变为良性资产。

历史奖励那些打造共同身份认同的帝国，而惩罚那些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文明。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成功的帝国，如罗马和蒙古，都建立在多样性与包容性上，而非单一民族的统治。一个“文明国家”的人口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不复为一个文明或国家。

以追求文明自豪感为己任的铁腕人物可能想把时钟重新调回到那个存在统一民族认同的时代，但是年青一代，除了在翻看祖父母的相册时，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无可避免的是，每一代人都越来越不会固定于单一的优势部落。国家没有创造人民；是人民缔造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