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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国家已经面临灭绝了吗？很不幸，是的。一个不再创造新生命的国家注定要死去。”没有哪个意大利领导人像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一样上过这么多次头版。他是该国北方联盟党的领袖，曾经短暂出任过副总理。萨尔维尼认为自己是一个富有魅力的X世代政治偶像。他在选举中的巡回演说，赤膊上阵的群众集会和自拍往往会持续几个小时。他甚至还是一位音乐节目主持人。
可是，他在生育政策方面的履历比该国著名的白松露片还要轻薄。尽管他推动设立一个“家庭部”以支持妇女生育更多孩子，但是自从1980年以来，离开这个国家的专业人士（包括男性和女性）的数量每年都在上升。如果精干的人口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和妇女赋权，那么人口结构井井有条的国家可以从中获益，但现在南欧没有任何国家符合这一描述。
十多年来，移民一直是欧洲政治中一个容易引火烧身的问题，但有人忘了告诉该地区的民粹主义者，他们面临的更为生死攸关的威胁是移居国外的人。欧洲的人口有美国两倍，尚且感觉如此空旷，因为它是被腾空的。在低生育率叠加向外移民的影响下，世界上没有别的地区比东欧人口缩减得更快。罗马尼亚自从2007年加入欧盟以来，其全国估计有四分之一（约500万）人口已经向西迁移而不再返回。专家们向这些国家明确提出建议：改善基础设施、提供托幼服务、进行教育投资，但是收效甚微。这些改革措施可能还不足以留住出国学习或工作的保加利亚年轻人，所以保加利亚是世界上人口减少最快的国家（其他原因还包括高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目前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长达270千米的边境上，有一道顶端锋利的栅栏使人们无法轻松穿越，但是很快将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守卫它了。
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地点——某个地点——是身份和稳定性的来源。但是，在一个工作机会稀少、无能和腐败突出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只能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调查显示，他们认为自由移民的权利比投票权更为重要。移动性是比归属感更崇高的美德——尤其是当国家的领导人拥护陈旧过时的社会态度时。这就是现在研究移民问题比沉溺于民粹主义更有用的原因。年轻人面对政治动荡和经济低迷的反应不是“苦苦支撑”。如果能够游到坚实的地面，他们就不想把自己捆绑在一艘沉船的桅杆上。追随年轻人的脚步，我们便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和移民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作为它的一项“出色成就”，民族主义把年轻人从他们本应为之骄傲的国家中赶了出去。
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敦促我们跳出把身份与国籍混为一谈的“领土陷阱”。理解人们对于移动性的深切渴望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对大多数人来说，移动——而非民族主义——才能带来解放。
历史上人才争夺战的最大赢家是美国。它的伟大既来自本国人，也同样来自移民。其中所谓的本国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真正是最初的英格兰殖民者的后裔，也就是说，大多数“本国人”同样具有移民的根源。将近40%的美国科学家，三分之一的医生和外科大夫，一半的硅谷科技公司创始人及其三分之二以上的技术员工出生在外国，多数来自中国和印度。这些移民提醒我们，一个只有“美国人”的美国，与一个非美国人成为美国人的美国截然不同。
但是，即使美国每年继续接纳大量移民，它仍然还是变成了一个不断增长的移居国外者的来源国。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海外侨民的数量已经翻了一番，达到900万。那些节俭的退休人员已经迁移到墨西哥或加勒比海地区，而数千名富裕人士带着他们的财产迁居国外，并放弃了公民身份以逃避美国的全球征税。为了逃避政治失能，很多X世代和千禧一代已经扎根于加拿大和欧洲，或者为了追求给予外籍员工的高工资和企业内部的升迁机会而去往亚洲；Z世代也分散到海外去做英语教师，或者只是为了逃避学生贷款的沉重负担。为了应对两极分化的政治、令人厌恶的不平等、破败的基础设施和文化冲突，他们所有人都甩下了自己的同胞。
经济衰退、失业、政治碎片化和种族仇视，这些结合在一起会不会反转历史上最伟大的移民叙事呢？遗传学家、前《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驻站探险家斯宾塞·韦尔斯（Spencer Wells）预测，未来的人口历史学家在回望2020年的时候，会将其视为美国人口数量达到3.3亿这一顶点的一年。2020年的美国可能就像1850年的爱尔兰——至少是在无法吸引最好的和最聪明的人才方面。与此前的几代人不同，当时的美国标志着移民成就的顶峰，而今天的美国人不得不在全球市场上争夺人才——甚至还要努力把自己的人才留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