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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年轻抓住他们

学生是最引人注目的人才争夺对象。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学生成为美国移民的限制目标。从那以后的20年间,因为申请过程越来越艰难,来自其他地方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到美国学习的愿望大为减弱。如2019年,全球共有大约500万国际学生。通常美国能够吸引其中的五分之一,但是,由于美国同中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和更多针对亚裔的仇外心理等原因致使来美亚裔留学生数量受到影响。从21世纪10年代中期开始,有更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外国学生中占比达到三分之一)回国,特别是在他们被禁止学习敏感技术的课程,并且其选择性实习训练(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的延期被终止以后。与此类似,曾使大量印度专业人士受惠的H-1B签证项目的不确定性,也赶走了很多印度留学生。当然,受损失的并不是亚裔学生,而是美国的经济和大学——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那里有全美五分之一的外国留学生。

英语世界的其他地区在第一时间抓住了特朗普的仇外情绪和他拙劣应对新冠肺炎的时机。英国为所有印度毕业生提供4年的居留签证,加拿大有效地利用全数字化学生签证系统,澳大利亚则为亚裔学生的旅行豁免提供快速处理通道。2020年,入读英国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数量增加一倍,达到4万人,虽然这个国家在应付新冠肺炎中的表现也非常糟糕。不论美国政治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其他国家的同等高水平大学的费用要低得多,而且更加安全,毕业生也有不错的工作前景。针对留学生赴美旅行的不确定性,美国大学明智地向海外投资建立世界级的校园,如新加坡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阿联酋的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每年的三四月份,我都会接到一些焦躁不安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伦敦、迪拜、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朋友们说,他们的孩子刚刚被申请的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的多所大学同时录取。在讨论了这些国家和学校的优缺点之后,他们向我表示感谢,然后还是会为孩子的未来而烦恼。在过去几年中,我注意到人们更倾向于把孩子送到加拿大。当美国的大学毕业生拿着文凭还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诸如滑铁卢一类的加拿大大学已经把对实习的要求融入他们的课表,作为学生毕业的一项要求。

在人才争夺战中,提供最便利移民手续的国家会掌握主动权——而他们所谓的人才无疑就是年轻人。积分制的移民体制通常有利于年轻人群。例如加拿大,年龄为18—35岁之间的申请人在总积分中会增加12分;45岁以上的人只能加2分。人才移民是歧视老年人的,X世代可能也不会提出申请。而千禧一代和Z世代则应该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了。

抓住留学生对经济具有提升作用,因为今天大学里这些节俭的孩子们明天就可能会变成创业者。这也就是外国留学生一拿到文凭就应当获得绿卡的原因。如果他们继续待在求学的地方,就能促进大学所在城镇的繁荣,而当他们迁移,就会让那些锈带上的城镇变身为数字工业设计和先进制造业的中心。美国的移民当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学士或硕士学位,如果政策能够契合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需求,这一数字很容易就能翻倍。如果美国不能得到全球的人才,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会很乐意接纳他们——并且是以越来越大的意愿抢得先机。

这又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困局:尽管我们曾经有理由声称美国抢占了世界上绝大部分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而今天这不过变成了一句陈词滥调。现在正是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黄金时期,人们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高质量的英语学位,同时也不必忍受英美国家的民粹主义情绪。德国、荷兰、瑞典、日本等国家已经将许多课程改为英语教学,直接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展开竞争(见图2-4)。

图2-4 赢得年轻人的心与头脑

每年有将近500万学生出国求学。欧洲跨境留学生的数量最多,美国传统上接收的亚洲留学生数量最多。加拿大现在积极与美国竞争接纳外国学生,同时日本也在扩大英语课程的规模,以吸引更多亚洲学生。

同美国一样,欧洲国家领导人也在谈论争取技术移民,利用积分制来帮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并且能够经济独立的申请人。但是,就像美国签证政策的错位一样,苏黎世的联邦理工学院(ETH-Z)等欧洲顶尖大学,每年花费数百万美元为亚洲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可他们在签证到期之前却只有3个月的时间找工作。因此,欧洲国家政府应当至少给他们3年时间,在这期间他们一定会发挥积极的作用。相比于先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这些人才身上,然后又丢弃他们,不如大量签发欧洲蓝卡以增加投资。不论哪个国家,只要率先理顺其相互矛盾的移民政策,就能在争夺青年才俊的战争中拔得头筹。

妇女开始行动

冰岛在金融危机中经济暴跌之后,一个几乎全部由妇女组成的内阁上台收拾残局。2019年,34岁的芬兰总理桑娜·马林(Sanna Marin)就职,正当其时,该国5个主要政党都是由30多岁的女性执掌。欧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妇女平等不仅通过立法确认而且被实际践行的地区。欧洲女性有权追随自己的内心或者追求财富,这通常意味着离开那里舒适的生活。互联网上到处都是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20多岁的互惠女生的档案,寻找到亚洲为寄宿家庭帮佣换取求学的机会。在世界范围内,妇女接受的教育越来越好,生育的孩子越来越少,这让她们成为全球年轻人当中流动意愿最强的群体。但不幸的是,世界上大多数被迫迁移的人也都是亚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妇女。她们被聘作家政工人,受到剥削,收入偏低(如果有收入的话),像妓女、偿债家庭佣工、舞女一样被贩卖,或受到其他形式的奴役。

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基金合伙人中有20%是女性(硅谷中这一比例是8%)。这种高收入的东亚职业女性(不论未婚或离异)已经成为纽约、新加坡、中国香港、伦敦和温哥华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中的大买家。在印度,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简称STEM)专业的毕业生中女性占44%,高于美国(34%)和其他西方国家。印度的IT专业女性无疑是其他国家所期望的最不具有外部威胁的移民群体。

不久之后,沙特女性可能也要加入这个行列,经受几代人的压迫之后,她们很快就要第一次踏上出国的冒险旅程了。截至2015年,沙特各大学的女生入学人数已经超过男生。现在,不必经过丈夫允许,她们就可以领取护照。从迪拜和贝鲁特到伦敦和巴黎,沙特妇女在职场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职业女性越多,她们的独立性就越强,生育的孩子便越少,而她们将会越来越有资格移居海外,移居的意愿也会越来越强。 rpP3vtgkfiNpvwJ+nb8DqkD3HaYS2cvUiSfjwazIL9Q43og/CDz5j8a8yDp3wU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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