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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向杰拉尔德·福特总统（President Gerald Ford）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请求总统批准这份NSSM200号文件
，即《世界人口的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
Implications of Worldwide Population Growth for US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
）。该项计划呼吁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巴西等12个国家中加强对计划生育和其他人口控制措施的支持。白宫希望，“在不发生大范围饥荒，也不使发展希望全然受挫的前提下”，到2050年能把世界人口控制在60亿。那些国家当然也得到了这份备忘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当世界人口真正达到60亿（1995年）后，人口会继续增加到150亿。
然而，今天的展望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可以信心满满地预言，世界人口最快可能在2045年达到峰值，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达到90亿。计算结果为何会相差如此之大？答案就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所以我们之前的计算出现了错误。有关人口过剩导致经济和生态危机的警告，促使高生育率的贫穷国家采取措施遏制了人口的飞速增长。如果不是因为这种反馈循环的作用，世界人口可能已在100亿上下了。
即便是增长到90亿的预测，也很可能是基于对非洲的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刚果和埃及，以及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高生育率国家的人口持续爆炸的错误预测。相反，快速的城市化、女性赋权运动和水资源减少肯定会对这些地区的计划生育产生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父母过去常常将生育更多的孩子视作对未来劳动力的一项良好投资。如今，这只会造成更多人失业。
人类在地球上四处游荡的几千年里，人口一直保持得相当稳定。公元1年，全球估计有2亿到3亿人。1000年之后，人口基本维持不变。即使到了1500年，可能也只是增加了1亿人口。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化石能源取代了人力和畜力成为主要的能量来源。轧棉机和打谷机大大提高了农场的生产效率，蒸汽机和铁路将食物运输到远方。更好的卫生条件遏制了疾病的传播，延长了人的寿命，也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活到成年。所有这些技术创新共同推动世界人口在1800年达到了10亿。
英国学者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目睹了工业革命所引发的人口爆炸。他曾在1798年做出著名的预测：世界如果更加拥挤，则将会面临食物供应不足的危机。但是营养水平提高和医疗保健措施（譬如疫苗）一起延长了我们的寿命，也帮助更多的儿童成功度过分娩期和婴儿期，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全球总人口在19世纪末达到了16亿。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
开始引入化肥和农药，极大地提高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使全球人口从1945年的20亿左右飞速跃升到1970年的接近40亿。
尽管在农业增产上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一些专家依然在担忧马尔萨斯的预言最终还是会应验。1972年，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中的金融、政治和学术精英人物发表了一份宣言，题为《增长的极限》（ The Limits to Growth ），认为我们的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支持如此快速增长的人口。他们呼吁实施更坚决的人口控制政策，如放宽堕胎限制，提倡节育。对于中国发起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印度开始对男女双方采取的强制绝育，这种新马尔萨斯观点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约就在同一时期，避孕措施——安全套和子宫帽，还有20世纪60年代的口服避孕药——对全球生育率的下降起到了推动作用。后者对于家庭、学校、社区和工作场所的妇女赋权运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急剧加速的城市化也同样重要。1950年，有20亿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只有10亿人生活在城市。到了2010年，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家庭中，妇女有机会得到医疗保健、教育和工作，同时，居住在租金昂贵的狭窄公寓，再加上其他开销，意味着经济上的困顿和空间上的局促使她们不可能再养8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于是现在我们的地球人口还在从80亿向90亿缓慢爬升，但是可能不会更多了。结果就是，我们的人口趋势不再是迅速增加而是逐步降低（见图2-1）。
图2-1 全球人口发展趋势
世界人口正在接近峰值，并将开始下降。唯一的问题是下降的速度有多快。
对于我们的生殖焦虑，还能有什么其他解释吗？马尔萨斯担心人口增长超过粮食供给，但是如今世界上有30%的肥胖人口，而营养不良的人只有13%。这是说明人类沦为自身成就受害者的一种信号。财富也是抑制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焦虑代替了稳定。危机到来之前，美国的人口出生率已经持续5年小幅增长，危机后却骤然下降。事实上，在危机之后的10年中，整个世界，无论贫富，各个国家的生育率都显著下降。
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多于5岁及以下的儿童。预期寿命的提升反而带来生育率的下降。既然我们有意识地掌控自己在生理上的习性，那么我们就必须储备更多的财富，以便在更加漫长和忙碌的生命中让自己过得更好。
除了长寿和财富，还存在着道德上的困境。即便千禧一代能够负担更多的子女，他们也倾向于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气候的关注。关于如何应对地球的脆弱性，Z世代怀有一种局促不安的内疚，他们对文明存续的关切要远远超过生育子女。很多人认为，生孩子不仅在经济上很奢侈，而且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孩子们诞生的环境如此反复无常，每一个新生的人类又会对我们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网上流行的一张图显示，少生一个孩子所能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不开汽车、避免长途飞行和转向素食这些加在一起还要多（见图2-2）。换一句话来说，其中的世俗意味越来越明显，或者说对生态意识的笃信已经超越了任何宗教信仰——大多数年轻人不再相信，让他们结婚生子是上帝的旨意。
图2-2 生育大低谷
有环保意识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采取多种措施来减少碳足迹，但迄今为止减排量最大的方法是少生一个孩子。
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在一场比2008年次贷危机还要严峻的经济收缩中，我们可以预料Z世代的生育率会像2008年后千禧一代的生育率一样急速下跌。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政府希望那些被迫待在家中的夫妇可以生出更多的孩子，但实际情况相反，在封锁初期，安全套的销量猛增，而措施解除之后，离婚率高涨，又是一轮生育低谷期。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曾预测，2021年美国出生的婴儿会比2020年减少50万甚至更多。以后几年中，如果世界上发生重大战争或自然灾害，或者再发生一次大流行，那么我们对人口数据变化的这些预想只会更快成为现实。
人类曾经从无数次的大规模死亡事件中恢复过来，如14世纪的黑死病。面对其他造成大规模死亡的事件，如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土著人的毁灭和他们带来的外来疾病，17世纪的小冰河期（其间世界人口死亡三分之一），长达几个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两次世界大战，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以及苏联时期由政治原因所导致的饥荒，等等，人类也同样具有强大的韧性（见图2-3）。
图2-3 最后一个人数众多的世代？
近一个世纪以来，每一代的规模都比上一代大，但是经济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将使阿尔法世代的总数略低于Z世代。
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当前，出生于1981—1996年的千禧一代和出生于1997—2014年的Z世代占全部人口的64%。但是，这些年轻人并未繁衍出大量后代。出生于2015年以后的阿尔法世代可能达不到Z世代的数量。结果便是，今天更年轻的一代也同时会成为明天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换句话说，他们既作为当下，也代表着未来。到2050年，这些人的年龄为30岁到60岁，依然占全球人口的大多数，因为今天的老人那时已经去世，而新出生的孩子很少。2019年8月，当马云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同台的时候，二人对于未来的人工智能存在不同意见，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未来20年最大的挑战是全球人口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