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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童
王宗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师范大学）
【摘要】 施莱尔马赫的演讲《论翻译的不同方法》可以视为他的翻译宣言。作为德国翻译史论的重要人物，施氏演讲中的“异质”翻译观启发了德国乃至世界的翻译家与译论家，且其翻译观仍流行于当今翻译理论界。他所秉持的真正的翻译聚焦于异于本民族文化的主观性内容的翻译，而其中的“异质”色彩可以追溯到德国启蒙主义时期的世界主义、歌德的“世界文学”与当时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三者是施氏异质翻译观的来源。
【关键词】 施莱尔马赫；异质；世界主义；世界文学；文化民族主义
1813年6月24日，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在柏林皇家科学院发表了长达30多页的演讲，题为《论翻译的不同方法》（德语为 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Übersezens ，英语为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该演讲从理论上阐述并总结了他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对德国翻译理论界乃至后来的欧美译论界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篇“翻译宣言”，当代法国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Berman）（1942—1991）评价：“这是当时德国唯一一个关于翻译的系统的方法论研究”（贝尔曼，2021：242）。贝尔曼尤其关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翻译所体现出的“异质性”，他认为“异”是翻译最根本的前提，是本我的思想与灵感的来源（胡陈尧，2022：82）。施氏这篇演讲背后所蕴含的“异质”翻译观，正是贝尔曼对“异”思考的思想来源。那么，施莱尔马赫宣言中思想的来源是什么？宣言构想了什么？他又如何实践这一宣言？若要考察上述问题，需着眼于以下三个因素：德国启蒙主义时期形成的世界主义思想、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复杂社会现实下德国盛行的文化民族主义。
18世纪的德意志，政权由贵族把持。在普鲁士，贵族作为统治阶级，拒绝接受资产阶级和自由派的价值观，普鲁士的社会制度自绝于政治和社会现代化，导致其乃至整个德国在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中付出惨重代价。经济方面，行会享有种种特权，扼住经济发展的喉咙。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几乎不可能为自由民主力量的发展提供动力。德意志当时社会等级森严，市民被牢牢束缚——农民阶级遭到压制，难以表达自身的诉求；在城市里，虽然资产阶级基本上免于服兵役，可以将时间用来赚钱，但由于森严的社会等级，贵族与平民的身份不可变动，资产阶级不能将手中的财富转化为贵族身份，这就导致其社会地位卑下，缺乏政治权力；知识分子仍基本上与政事无缘，“他们远不及自己的英国、法国同行们那样大”，因为他们“在经济、税收方面无足轻重”而排在社会等级的末位（叶秀山、王树人，2005：60）。普鲁士的这些现象，是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惯常。虽然政治分裂让德国诸邦间有所隔阂，但各邦资产阶级的处境基本类似。
那时，德国的时代主题之一就是战争。“七年战争”让普鲁士损失巨大，经济濒临崩溃。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上台，更是给整个德意志帝国敲响了警钟。从1792年法国对普、奥宣战，到1813年莱比锡会战前，德国在战争中几乎全部败于法国。德国在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了政治上的失败，拿破仑控制了德国的政治。
战争不仅给德国带来了绝望的阴影，还带来了新生的光明。法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上的强势，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德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德国各大小邦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庄园主占有土地，封建贵族和庄园主作威作福，农民和资产阶级长期受到打压，政治经济制度十分落后。法国的入侵反而带来了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德国带来了重生的希望，巴伐利亚、普鲁士、巴登、威斯特伐利亚等德国诸邦，均进行了形式各样的改革，其中普鲁士的改革效果最为显著。普鲁士的改革始于1807年。首先，普鲁士颁布了《十月敕令》，废除农奴制，庄园可以自由买卖，国家公职的任职资格不再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其次，除军人、犹太人、门诺派教徒、未成年人之外的市民，只要满足一定的财产条件，均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贸易方面，废除行会对具体行业的垄断，建立贸易自由原则；教育方面，威廉·冯·洪堡（Humboldt）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让人民接受教育是国家的责任，这是一项道德义务。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柏林大学于1810年创立。柏林大学强调人文精神，并容纳诸多持有进步观点的教师，著名哲学家兼民族主义者费希特（Fichte）担任了这所新式大学的首任校长。洪堡的教育改革使普鲁士形成了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且思想自由的资产阶级精英阶层，为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基钦，2005：144-150）。
上述诸多改革对施莱尔马赫而言是难得的机遇。资产阶级逐渐强大后，知识分子的待遇也随之提高。施莱尔马赫拥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后，得以从一个教区牧师成为大学教师，并在哲学、神学、翻译等领域产生深远影响。而改革后的成果及这样的阶级身份使施莱尔马赫深刻认识到，只有自由、独立、人本的社会才能使普鲁士强盛起来。“我的行动是自由的，而不像我在世界上的表象那样要遵循永恒的法则。”“施莱尔马赫所讲的或者所理解的信仰个体已经不再仅仅是启蒙运动或者近代哲学所理解的纯粹理性的人，信仰个体同时具有了浪漫主义所赋予的完全人性和自由精神。”（闻峻，2014：25），资产阶级自由意识不但改变了施莱尔马赫的神学思想，更为他日后在不断实践中形成的翻译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马丁·路德（Luther）宗教改革开始，翻译在德国的地位就变得十分重要。路德在翻译《圣经》时从德国繁杂的方言中提炼出共性，再与高地德语结合，创造了通用德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没有翻译，就没有现代德语。因此，翻译对德国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启蒙运动时期蓬勃发展的德国阅读文化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市民阶级。在识字的前提下，市民通过阅读学到了新知识，这为德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那个时代德国文化受法国文化的影响颇深，但由于德法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不能自发实现，翻译在其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此，贝尔曼曾说：“一个民族自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能够并且应当借助翻译的力量，也就是说应该借助与他者的自发的、密集的关系的力量。”（贝尔曼，2021：19）德国文化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通过翻译，德国文化不断充实、丰富。从路德的时代开始，翻译活动参与了现代德语的出现与普及，参与了德国文化的丰富进程，久而久之，翻译成为塑造德国文化的手段。
翻译活动需要通过译者实现。对于文化塑造这一过程而言，高素质、拥有良好文化素养的译者极为关键。韦努蒂（Venuti）指出，施莱尔马赫的翻译理论，本质上意味着翻译活动只对“文学精英”开放（Venuti，2004：109）。尽管义务教育制度最早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当时的德国，包括农民在内的底层人民拥有塑造德国文化的能力，尽管他们本身所创造的文化也属于德国文化。塑造文化的话语权掌握在德国的知识分子手中，唯知识分子可以参与并完成跨文化交际这样涉及多方面知识的活动，他们按照自身的理念为德国文化添砖加瓦。具体到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许多翻译工作集中在翻译古希腊作品上，这样的选择不无道理。歌德认为，古希腊文化是一种“典范”；而黑格尔更是说道：“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黑格尔，1959：157）翻译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作品是对德意志民族将自身视为古希腊、古罗马精神继承者的一种肯定。译者有了这样的导向，其翻译出的作品势必对德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施莱尔马赫本人的翻译活动就集中在翻译柏拉图作品上（刘军平、覃江华，2012：610）。
施莱尔马赫在柏林科学院的演讲中认为，进行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是德意志民族独有的命运，德意志民族深刻体会到，只有借助与他者语言多元化的关系，才能够促进德语的发展；德语中许多“美好而又严谨的事物”都是从翻译中获得的，只有翻译才能使这些事物免于被遗忘（贝尔曼，2021：255）。通过他者文化映射本民族文化中的遗忘之物、丰富本民族文化，这就是翻译在塑造文化上的作用。
施莱尔马赫最大的翻译成就莫过于翻译柏拉图的著作。他从1798年起着手翻译柏拉图作品，译作在1804年至1828年陆续出版。丰富的翻译实践使他拥有了对翻译的见解，由此创立了他自己的翻译理论，这直接体现在他于柏林皇家科学院发表的演讲《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
在这篇演讲中，施莱尔马赫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翻译。贝尔曼的研究得出施莱尔马赫对什么是真正的翻译的界定标准，即内容上主观与客观的区别。“假如原作者单纯服务于一项客观内容，那么翻译就是传译，无论口头还是笔头；但若原作者倾向在‘哲学’或‘艺术’领域陈述自己的观点，那就是真正的翻译”（贝尔曼，2021：244）。被翻译的内容，无论是文本还是话语，如果无需传达作者的主观性，抑或作者本身并未对内容施加个人的主观性，例如这个内容是一种自然现象，或是一份合同，或是一些数字，译者起到的作用就仅仅是传译，事物原本是什么，它就会被翻译成什么，因为客观内容不需译者发挥自身能力：译者在原作中越少出现，就越能扮演客体的感知器官，以便更好地遵循时空顺序，译作也就越依赖这一阐释（Lefevere，1977：69）。施莱尔马赫认为文学哲学领域属于“主观性”范畴。在这两个范畴中，翻译所服务的内容承载的不仅是作者对语言的使用，更承载着作者对自身主观想法的表达。换言之，在文学哲学领域，翻译的内容并不是如一种自然现象或一份合同那样充满了无可辩驳的客观性。但这并不是说，在文学哲学领域事物在被翻译后不是其本来的样子，而是说源语文本本身就存在着多种样子，这种结果来自于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人。施莱尔马赫所认为的翻译，更像是译者的一种更新的、对文本的阐释，这种阐释的来源就是被翻译内容中所体现的丰富多彩的主观性。施莱尔马赫看重的“质”，看重的“真正的”翻译，就是哲学与文学领域中对“主观性”内容的翻译。
在该演讲中，施莱尔马赫还说明了“好的翻译方法”。他提出两种极端的翻译方法：释义（paraphrase）和模仿（imitation）。对于阐释，施氏认为这种方法在使错误最小化的同时也失掉了原文本的影响：“释义（传译）者将两种语言当作数学符号一般处理，以为可以加加减减，达致等值；然而，借着这样的一个程序，无论是转化了的文字还是原文的精神都无法彰显”（Lefevere，1977：73；陈德鸿、张南峰，2000：24）；而模仿的过程经历了再创造，模仿者意图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对模仿者来说）考虑到语言、道德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差别以后，这类型的（模仿）作品在它读者心里的地位即如原作之于其读者一样”（Lefevere，1977：73；陈德鸿、张南峰，2000：24），但这样再创造的后果就是丢失了原文，使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毫无关联，因为读者读到的是译者的作品，而非作者的作品。他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好，“若一个人受着一篇外文巨著影响，灵感突发，要将其魅力传递给同用一种语言的同辈，心中又坚持着较严谨的翻译理念，那么，这两种做法都不会让他满足”（Lefevere，1977：73；陈德鸿、张南峰，2000：25）。
批判了上述两种翻译方法后，他进而提出了对最佳翻译方法的看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使读者向作者移动；要么尽可能使作者向读者移动（Lefevere，1977：74；陈德鸿、张南峰，2000：25）。第一种方法是译者试图用自己的翻译去让不懂源语的读者去接近译者所占据的位置，而第二种方法则是让著作的译入语读者读起来像操源语者一样在写作。施氏认为，只有第一种方法才能够实现翻译的目标，“译者的任务就是领悟作家和艺术家通过对语言艺术的把握来影响语言，并将这种领悟与感受传递给读者，关键是如何体现原作的陌生感”（谭福民、张志清，2018：104）。由此可见，体现源语文本的陌生感，就是译者的任务。如上所述，施氏认为的翻译更像是译者对翻译内容的一种阐释，译者在阐释时并不是毫无目的。如果译者的任务是要保留“原作的陌生感”，那他必须要意识到要保留的是异于目的语文化中的滋味。这些滋味将对译入语文化造成冲击，从而丰富并强大译入语文化。没有一种文化是通过故步自封而强大起来的，而交流就必须面对不同于自身文化的事物，这种“异”才是施莱尔马赫真正看重的东西，即通过“异”使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更加强大。
与法国式的种族中心主义翻译有所不同的是，施莱尔马赫并不想通过翻译让德语文化统治其他文化。纵然为本民族读者保留异质性的翻译能使德语文化丰富而强大，但本民族文化的丰富与强大并不是凌驾于他者文化之上的理由。因为文化间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所以翻译作为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行为，不仅能繁荣德国文化，也能繁荣他者文化。
“平等”思想源于启蒙运动时期德国知识分子中盛行的世界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德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几乎无地容身，因为那时德国人根本没有统一的国家观与民族观，这造成知识分子的国家与民族意识淡薄。世界主义者认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是世界公民、超国界的。文化方面，他们认同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观，认为每个民族不分彼此，每个民族的文化也拥有同样的地位，不分高低贵贱。世界主义在文化方面的实践就是世界文学。
“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要求，而普世人文主义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在资本主义完全掌握了自身的命运后，它便立即以自己的普世主义替代神权的普世主义”（童庆生，2019：35）。歌德的世界文学就是如此，它体现了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普遍成为歌德概念最重要的特质，明示世界文学无国界、种族之分”（卢铭君，2019：32）。就歌德的文学观而言，他同样认为各民族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尊重。“歌德还没有天真到期待——或者是希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完美的和谐，但是他非常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Brown，2007：35）。经历了诸多战争后，歌德希望能通过文化上各民族的互相“宽容”、互相尊重，达到减少战争损失的目的。而从启蒙主义时代就强调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传统也让世界文学在平等、普世上增添了人文主义的色彩。“世界文学的思想源流主要有以下两支：一是欧洲思想史中源远流长的乌托邦想象，对世界大同、普世平等和人类共同进步的诉求和想象；二是启蒙运动中勃兴的人文主义的知识理论，即将人置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之下，以人的行为活动为认知对象的现代知识体系”（童庆生，2019：39）。这两种观念使得歌德认为，世界文学可以使当代所有民族文学积极共存：世界文学并不代表着民族文学的末路，而是各民族文学以一种新方式平等共存，各民族文化亦是如此。
翻译是世界文学概念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由于民族语言之间不能互通，这种限制让翻译成为解决问题的方式。“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思想的融合，如何更加准确地把握翻译实践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中的特殊作用和地位，是研究世界文学必不可少的环节”（童庆生，2019：31）。一个民族的文化通过翻译能实现对他者文化施加影响以及吸收他者文化带来的影响。贝尔曼评论道：“世界文学象征的更是一种泛翻译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所有的语言都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学习如何去成为一种翻译的语言，如何去体会作为经验的翻译。”（贝尔曼，2021：68）作为“超民族”的世界文学，本身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在其流通过程中，翻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翻译的中介，一些文学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处于‘死亡’或‘边缘化’的状态”（王宁，2009：24），所以构建世界文学的概念，就必须将翻译放在一个基础性位置上。
来自启蒙主义时期的世界主义与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在翻译上深刻影响了之后德国的诸多译者。他们在肯定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努力做到尊重他者，尽可能在本民族文化与他者文化间保持平等关系。同时，这种思想在德国文化中也深深植入了翻译的种子。歌德之后，包括施莱尔马赫都在为让德语成为一种翻译语言的理想而不懈努力。
歌德说道：“德文的使命，就是成为世界上所有公民的代表。”（贝尔曼，2021：66）歌德所秉持的“世界文学”观念，通用语言应为德语。这虽然反映出德语正在开始作为一种翻译的语言，在不同的民族文学中塑造着世界文学的概念，但似乎也让歌德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而这种矛盾也经由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关于歌德世界文学的观点中得以阐述：“歌德倡导世界文学之时，正值德意志民族带着新秀姿态闯入国际文学领地之际，为了与法国文学抗衡，歌德很懂得在德意志疆土之外占领文学市场”（方维规，2017：7-8）。换言之，歌德在倡导“世界文学”概念之时，就怀揣了某些私心：为德国文化“攻城略地”。对于歌德而言，文化“世界的”和“德国的”两种身份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歌德的世界文学论述实际上是深入参与到德意志民族身份建构当中的：被填充了意义的‘德国’支撑起了歌德的世界文学论述，同时，歌德的世界文学论述也在对‘德国’进行着意义的填充”（姚孟泽，2016：50）。故世界主义这种理想化的思想较为脱离实际，在现实中，一个人难以磨灭其归属的民族身份，而民族主义思潮到来的时候更是如此。
施莱尔马赫作为那时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当然也受到了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在拿破仑入侵普鲁士时，40多岁的施莱尔马赫作为一位牧师，还准备投身战场，保家卫国。他在军队中进行宗教活动，“施莱尔马赫成为了一个爱国主义牧师，并开始把基督教和爱国主义联系起来”（卡岑巴赫，1990：112）。而作为一位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他敏锐地意识到，法语是“深陷在古典表达法桎梏中的语言”“它们采用重造的方法来吸纳外国作品，或者甚至是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贝尔曼，2021：250）。法国人依靠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将拉丁文本法语（国）化，伴随着法国的强大与扩张，这些译本的流通范围也随之扩大。当时的德国译者大多认为，法语是德语与拉丁语的中间语言，如果要翻译，就直接从法语文本翻译即可。而这样做的文化后果就是法国文化逐渐占据上风。伴随着政治、军事上的霸权，法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将统治德国。施莱尔马赫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他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中指出，一个人总要选择让自己从属于一个国家，一种语言，否则将会处于一种“不太愉快的状态”（贝尔曼，2021：253），而这就是他作为德意志知识分子的意识：德国人必须属于德国，必须属于德语。得益于马丁·路德的伟大发明，在其《圣经》译本问世后的几百年间，德意志民族一直使用“通用德语”。同一种语言让德国诸邦在文化上紧密连结。
法国的入侵，使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入侵是多方面的，除了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直接入侵以外，文化渗透是德国知识分子不能接受的现实。尤其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法语与德语并行。法语作为一种外来语言，对德语起到补充作用，但这种补充是对德语发展的一种阻碍，因为两种语言并行意味着德语“被他者统治”，即被法语统治：德语的母语地位降低了。德国统治阶级以说法语为风尚，施莱尔马赫就曾大胆批评腓特烈二世过于依赖法国文化，“我们伟大的国王所接受的是用外语表达的高雅思想，国王亲切地征用外语来为其服务，他不能用德语来创作他用法语写就的文学和哲学著作”（谭福民、张志清，2018：105）。长此以往，德国文化就有被法国文化兼并的可能。
德国在文化领域上的反抗，是“19世纪初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之所在”（张淑娟、黄凤志，2006：9）。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德国诸多改革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发展，改革大大增强资产阶级的力量，资产阶级逐渐拥有了话语权。解决文化入侵问题刻不容缓，唯一掌握文化、且优先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必须起身反击，而文化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抵御外族的主战场。民族主义与文化的结合，即文化民族主义，成为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抗法国文化霸权主义的有力武器。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要打破法国人在美学等领域制造的专断教条，要将德国人民从法国文化的阴霾中拯救出来（张淑娟、黄凤志，2006：9）。
但面对法语、法国文化的入侵，施莱尔马赫意识到，恰恰应该敞开胸怀去拥抱外来语、外来文化中的异质性，而不是抵制它们：赫尔德所谓“纯洁的德语”在施莱尔马赫看来是不存在的，语言之间存在的多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施莱尔马赫的时代，德语早已是被法语“深深浸润过并控制过”的语言（贝尔曼，2021：252）。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抱异质，一方面说明德国人对新思想的渴望，另一方面说明德国传统语言不足以表达新生事物（刘军平、覃江华，2012：116），只有通过这样文化民族主义的、被韦努蒂称为“异化翻译”的翻译方法，德语和德国文化才能更加丰富和强大，法国式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归化”翻译，只会让一种文化故步自封，发展陷入停滞。在语言、文化被控制的德国，这样的翻译非常有必要，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翻译才能达到施莱尔马赫的目的：德国人必须属于德国，必须属于德语。这样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翻译观要求译者，首先要肯定本民族文化的地位，坚信本民族文化不会被他者文化所同化；其次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保留他者文化中的异质性，从而使得这种“陌生感”为本民族文化所用，丰富本民族文化，并打败施加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霸权主义。
综上所述，世界文学，世界主义，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德意志封建帝国的资产阶级势力日益强大，让其知识分子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伴随着法国政治、军事统治的文化霸权主义，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抗争。启蒙主义时期的世界主义观念与歌德所提倡的普世人文主义的“世界文学”概念，加之面对文化霸权主义时德国文化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产生的文化民族主义，促使施莱尔马赫提出重“异质”的翻译观，即在翻译哲学、文学等主观性内容时，保留异于本民族文化中的要素。尽管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概念，但施莱尔马赫重异质的翻译思想也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他的心愿：希望通过这样的翻译，强大德国文化，以对抗法国的文化霸权，从而实现一种普世的、人文的各民族文化的平等。
[1]Brown，J.歌德与“世界文学”[J].学术月刊，2007（6）：32-38.
[2]Lefevere，A. Translating Literature：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 [M].Assen：Van Gorcum，1977.
[3]Venuti，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4]贝尔曼.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M].章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5]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6]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J].文艺研究，2017（1）：5-18.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8]胡陈尧.论贝尔曼翻译伦理思想的哲学蕴含[J].外国语，2022 （1）：79-85.
[9]基钦.剑桥插图德国史[M].赵辉，徐芳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0]卡岑巴赫.施莱尔马赫[M].任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1]李伯杰.德国文化史[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12]刘军平，覃江华.西方翻译理论名著选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13]刘军平.施莱尔马赫异化翻译策略之历史文化成因探究[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2）：114-120.
[14]卢铭君.歌德与“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9（116）：26-42.
[15]谭福民，张志清.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观述评[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1）：103-106.
[16]童庆生.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17]王宁.世界文学与翻译[J].文艺研究，2009（3）：23-31.
[18]闻骏.精神的成长：柏林浪漫派影响下的施莱尔马赫[J].现代哲学，2014（4）：21-25.
[19]姚孟泽.论歌德的“世界”及其“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6（1）：44-56.
[20]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学术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1]袁莉.翻译的文化视界——贝尔曼对德国近代译论的思考[J].外语研究，1996（4）：44-50.
[22]张淑娟，黄凤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探析——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为例[J].世界民族，2006（6）：1-10.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translation，Schleiermacher’s concept of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has inspired many translators in Germany and around the world since then，and his concept of translation is still popular today.Schleiermacher’s view of true translation is the translation of subjective conten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national culture，and the “foreignness” in 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cosmopolitanism of the Enlightenment period，Goethe’s “Weltliteratur”and the cultural nationalism of Germany at that time.
Keywords： Schleiermacher；foreignness；cosmopolitanism；Weltliteratur；cultural na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