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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翻译在新时代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近年来的几件大事就是证明。2021年，中央三个部委联合发文，专门对如何培养壮大对外翻译队伍提出明确措施，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中央部委专门发文规划翻译工作。2022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外文出版社外国专家回信，强调“通过准确传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新版目录中，翻译作为专业学位，可授予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这是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大进步。以上都说明了国家对翻译的高度重视。同时，翻译界自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中译外工作量不断增加，翻译任务完成时限要求愈加紧迫，高端翻译及审定稿人才严重不足。
作为大国，中国积极开展文明互鉴，翻译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国已全面进入国际传播时代，通过对外翻译，用外文讲好中国故事亦是十分重要的时代使命。翻译行业也迎来了新发展阶段，广大翻译工作者也需要更加深入冷静地思考我们到底要翻译什么、怎么翻译的问题，对以上问题的探讨越是深刻，就越有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翻译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亦有利于翻译教育的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无论是强国战略还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都需要翻译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是学习大国，自身需要了解世界，学习一切对我国有利的先进经验。因此，我们常说的“翻译世界”，也就是外文翻译成中文的任务永远存在，永远需要去完成，也是我国译者必须从事好的分内工作。如果说与过去有所不同，无非是翻译内容随着形势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出现了结果和比例上的调整，比如文学翻译从历史上占有压倒性份额明显减少了，而科技法律新闻时政类翻译量则明显增多。
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现阶段我们要“翻译中国”，也就是让世界更加充分理解当代中国，这必然会使中译外的工作量持续增长。中国经济更高层次的开放、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华思想的对外解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和经验的介绍，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的展示都离不开对外翻译。
北京作为首都和历史古都，有着许多对外具有独特吸引力的信息和资源。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首都的这四大中心功能，不仅与中国人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还对那些在不同方面必然与北京和中国发生关联的外国个人、外国企业、外国政府也有着不可回避的联系。
不同时代，不同的外国受众，想要了解的情况不尽相同。我们现在需要帮助外籍人士深入具体地了解现代北京，讲述北京特有的个性化故事，介绍支撑“四个中心”建设的多重元素，比如在北京能听到多少种各国语言？北京外籍人口的来源、比例是多少？生活在北京的外籍人士有哪些工作和生活需求？北京高校里留学生的情况如何？北京国际航班频次如何？北京每年举办的国际性会议有多少场次、聚焦哪些主题？北京产业发展情况如何？北京吸引了多少外资？北京的出口贸易情况如何？北京的文化艺术“走出去”情况如何？以上种种都是北京独有的特点。相信外国受众希望了解这些信息及其背后深层次的故事。如果这方面有中文资料，翻译们也是会去翻译的。
如果回答在北京需要翻译什么，答案一定是翻译空间巨大，中国有多少话要对外讲，就有多少内容需要翻译。尤其是当前，大形势让我们处于“翻译中国”的转折点，处于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时刻。
有人觉得，在京中央机构多，对外传播单位多，该翻译的、能翻译的都有安排了。这种感觉太过保守了。实际上需要翻译的任务量和空间极大。2019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下简称北二外）成立公共政策翻译研究院就是个很好的说明。按照常理，人们很容易认为公共政策作为政府发布的文件，如需翻译成外文，早已由专门机构完成。但北二外学者们通过调研发现，中央外宣机构各有各的领域和使命，鲜有精力和人力投入翻译各部委及北京市政府发布的政策和文件中来。
另外，中国如此之大，我们的每一项制度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不同的外国人产生关联，换言之，政策文件需要外文版本。中国公共政策翻译研究院的成立正好填补了我国公共政策对外传播的一个空白。虽然人力和财力有限，公共政策的翻译与满足现实需求还有距离，但自成立以来，这家公共政策翻译研究机构通过辛苦努力不仅翻译了一大批重要的中央和首都涉外政策，在社会上还发挥了非常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让更多部门意识到政策规定不仅有国内需要，国外受众也有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北二外中国公共政策翻译研究院的实践提升了中国的国际传播意识和能力。同时研究院在翻译实践中团结了一批译者，也必将通过不断的翻译实践与研究培养出一支公共政策翻译与研究队伍。
按照翻译工作的规律，译者应该从外语译入母语，但因为历史、文化和现实等多重因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有足够的外国人承担起中译外这种于他们而言是从外语到母语的翻译。因此，中国译者不得不迎难而上继续挑起中译外的重担。
当然，以中国译者为主绝不意味着中国人单打独斗，重要文献的对外翻译过程中邀请外国语言专家参与润色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缺少这一环节的话，译文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
比如，形容我国的改革，我们习惯用早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和后来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生动形象地形容改革四十多年来的进程。把“改革进入深水区”翻译为“...reform has entered the deep-water zone”，导致一部分外国受众质疑我们是否承认改革失败，因为“deep-water”在他们的语言认知中，是几乎必死无疑的境地。我们中国人不容易意识到这种英文上的细微差别，就需要外国语言专家帮助把关。中文里很多情感丰富的表述，翻译成英文时需要十分谨慎。比如说中国是个可爱的国家，用“lovable”就不合适；说某国的行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用“hurt the Chinese feeling”，也不足以起到中文想要表达的效果。
讲述中国故事需要使用融通中外的语言。中国译者最大的优势是对中文、中国国情及中文背后文化元素的深度理解，有把握让译文准确到位。外国语言专家的长处则是了解外国人的思维习惯和外语词汇的微妙区别。中外译者合作可以取得珠联璧合的效果，从而架起不同文化交流和中外心灵沟通所需要的桥梁。这座桥梁架设得越宽阔平坦，越牢固结实，传播效果也就越好。所以，这种类型的合作翻译是国际传播的基本需要。当然，并不是说任何稿件都是必须由中国译者先译，再由外国语言专家来润色。有些稿件由外国译者率先翻译，特别是一些文学作品，也许效果更好。这种情况下一般最终还是需要由中国译者帮助把好正确传递中文原意的这道关口。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具体到实际的翻译任务，不同的稿件，不同的受众，不同的客户，就自然引发译者们反复讨论。其实，不论外译中，还是中译外，任何时候字对字、词对词和句对句的翻译都不可能是最佳选择。尤其是中译外，中外文化差异大，中西思维方式各异，中西文字传统和形态不同，要想在两种文本之间，乃至于两种文化中间架起理解的桥梁，自然要翻译出文字所代表的文化元素。
有人说“译者是最较真的读者”，这句话非常有道理。译者要接触各类不同的文稿，但是文章作者往往是不同专业的人，译者要翻译不同专业人士写就的作品，首先要学习。译者就是在不断学习、不断翻译实践中来持续丰富和完善自身。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道：“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看到“第二个答案”，自然需要了解什么是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这就要学习党史，回顾当年在延安时毛主席给出的第一个方案。当年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把毛主席的话和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报告联系起来看，就理解了这两个方案是一脉相承的，翻译起来心里就有底。
对原文有了透彻的理解，才能翻译出文字背后的含义。比如在谈到城镇化建设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译文是：We should make it possible for people to enjoy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retain their love of nature，while returning serenity，harmony and beauty back to nature.这里没有把“乡愁”死译为对乡村的恋恋不舍，不能让译文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人们住进城里的新房后，总发愁如何才能回到当年农村的田园生活环境。新时期的城镇化建设要给人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根据这种理解，把“记得住乡愁”翻译为“retain their love of nature”是准确的。
但是，说到北京时，习近平总书记说：“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要注意保留胡同特色，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这里的“记住乡愁”，显然与农村田园生活环境无关。因此，采用了这样的译文：“ Hutong are a prominent feature of Beijing.We should preserve these alleyways so as to retain the city’s memories and preserve the people’s love for this city.”这里，用“preserve the people’s love for this city”显然更符合原文上下文的意思。由此可见，仅“记住乡愁”这几个字在不同场合，根据上下文需要有不同的译文。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守正创新”这句话在不同场合，就需要采用不同的英文表述。如要硬要用同样的外文在不同情况下，去字对字地应对中文，显然不符合翻译规律，更影响传播效果。
翻译实践中，中文的“历史”不一定都对应“history”，“文明”不一定都对应“civilization”，就像“矛盾”不一定都对应“contradiction”，“问题”不一定都对应“question”，“工作”不一定都对应“work”一样，这类情况颇多，需要译者认真辨别和把握。
从翻译市场角度看，北京信息通畅，项目多，是翻译事业发展成长的一块宝地。除去众多的本地翻译服务机构，许多外地的翻译公司也在北京开设分支机构，甚至老总亲自常驻北京。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北京不仅是北京译者的事情，而是全国翻译界都应该参与的事业。
作为首都，北京的翻译队伍最为强大，无论是专业翻译机构还是诸多高校，都具备一批出色的多语翻译力量。北京地区的译者理所当然应该对国家的翻译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2021年北京市翻译协会的成立，给区域性翻译界的合作又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如果扩展一下思路，也许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在提高翻译质量、培养翻译专业博士人才等诸多方面，京津冀更加密切的翻译协作将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