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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有许多的鼎盛时期，这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人口增多、军事强大、国家安定、财政收入稳定。例如：
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西汉汉武帝开创的盛世。汉武帝是两汉时期雄才大略的皇帝，建立了多方面的制度，成了和秦始皇并列的千古一帝，后人常用“秦皇汉武”并称。
汉武帝即位之初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情况也相当好，而诸侯王国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不小。所以，他采取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政治上采纳主父偃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又制订左官律和附益法，严格禁止诸侯王参与政事。变古创制，确立察举制，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始，他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提拔有才能的人为仕，此时名相、名将辈出；裁抑丞相职权，依靠亲信和近臣参与决策；设十三州刺史部，加强对郡国的控制；实行尊崇儒术（孔子的儒家文化）的文化政策，设五经博士，在京师长安兴建太学，又令郡国皆立学官。建立系统完整政治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经济上，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建立均输平准制度，强化重农抑商；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这些变革使西汉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汉武帝时代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整顿财政；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建立均输和平准制度，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采取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大力打击奸商。当时藉由这些关键变革，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
军事上，派卫青、霍去病多次出击匈奴，迫其远徙漠北。除了北伐匈奴，还征服闽越、东瓯、南越、卫氏朝鲜，经营西南夷，在其地设置郡县。对外，命张骞出使西域，沟通汉与西域各族联系。而倭奴国、朝鲜半岛南部和东南亚等地，也开始与西汉有文化上的交流与商业上的往来。
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开启了中国文明富强的序幕。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方面，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在历史上亦留下了深刻影响。
公元712—741年，唐朝在唐玄宗治理下出现的盛世。
唐玄宗在位时期，注意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的极盛之世——开元盛世。
唐玄宗治国之道以提倡文教，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宗。在政治上任用贤能，改革官职，励精图治，使得唐中期的朝政趋于稳定。为以后经济的发展和恢复奠定了基础。由于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大唐天下大治，经济迅速发展。
政治上，唐玄宗改革机构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重用贤臣，修订律法。他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封粟末靺鞨的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设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封南诏的皮罗阁为云南王，封回纥的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经济上，唐玄宗制订经济改革措施，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大力发展农业，改革实施食封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减轻人民负担。
军事上唐玄宗对兵制进行改革，在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屯田，扩张疆域，唐朝在东北设置了靺鞨都督府、室韦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等，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东北三省全境纳入中国版图。
开元年间，经过唐玄宗的励精图治，唐朝国力达到鼎盛，形成了“三年一上计，万国趋河洛”的盛世局面。唐玄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上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得天下大治。杜甫有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此间，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达到8000万人口。商业十分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城市繁华，对外贸易十分活跃，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贾云集。
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顶峰阶段。因当时年号为“开元”，史称“开元盛世”。
公元1403—1435年，永宣盛世指明朝前期的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明太祖朱元璋削平群雄，驱逐元朝残余势力出漠北，一统天下后。经永乐、洪熙、宣德三代的励精图治，开创了三十三年的繁盛局面，大明王朝统治进入了鼎盛时期。
明成祖朱棣曾五次北伐蒙古，南征安南，令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致万邦来朝，显现了明朝蓬勃前进的不已之势。
经济上，永乐十三年，明成祖重新疏通了大运河，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明仁宗、明宣宗在位时积极推行与民休息政策。取消皇帝征用木材和金银等商品的做法，以一种公平购买的制度代之。免除受自然灾害百姓的赋税，供给他们免费粮食和其他救济物品。
此期间的粮食产量增长稳定。洪武年间平均每年税粮二千余万石，永熙宣年间平均每年税粮增至三千一百余万石，全国各地的仓储都极为充裕。手工业蒸蒸日上，采铁、造船、制瓷、织染、军器、火药的制造以及特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质量上均超过了前代水平，数量上也成倍增长。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品流通特别活跃，仁宣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明代的极盛水平。
明朝永宣时期总体上稳定在五六千万人口之间。根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初年，明朝总户数为9685020户，人口为50950470人。根据《明宣宗实录》，宣德末年，明朝总户数为9940566户，人口为52083651人。
永乐年间，朝廷组织编纂了大型书籍《永乐大典》，系统地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和总结；北京、南京、苏州、扬州、广州、佛山以及一批沿海、沿江城市的商业、手工业非常发达、兴旺、繁荣。
其后的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持守成之策，致力于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采取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使者，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自此以后于永乐五年（1407）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多年间，郑和又先后六次出海远航。郑和七下西洋，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诚、中官李达等官员出使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如帖木儿帝国、吐鲁番、失剌斯、俺都准、火州也与明朝多次互派使者往来，称臣纳贡。明朝与西域诸国加强了政治、驻军和贸易往来，使得全国的统一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明朝西北控制到大漠；西南改云南、贵州、四川土司制，归属中央；东北至兴安岭、黑龙江岸，广驻军士；东南临海戍边；周边安南、暹罗、朝鲜等均系藩属国。大明国力达到顶峰，史称这段时期为“永宣盛世”。
公元1681年—1796年，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清朝的鼎盛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三十四年。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在封建体系下达到极致，疆域辽阔，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迅速，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最强，改革最多。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
康乾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最高的年份达到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余万两。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随着土地的开垦和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粮食产量也大幅度提高。康乾时期粮食总产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从1665年的1163.7亿市斤增加至1795年的2576亿市斤。
康乾时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安徽、福建、湖南的茶，广东、台湾的蔗糖，苏州的丝、棉织品，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突破一亿五千万人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康乾盛世时期，人口众多，中国国土辽阔。清朝政府统一新疆、蒙古、台湾、东北、西藏，奠定了如今中国的版图，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通过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一列改革和发明推广双季稻、御稻等高产作物，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减轻人民的负担，中国人口连破三亿，为中国人口大国打下基础。废除了贱籍制度，解放了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力，改变了他们子孙代代不得翻身的命运。
然而，盛世局面下隐藏着巨大危机，各种衰败之象逐步显露出来，清朝政治的腐败与社会矛盾愈演愈烈，而清廷社会统治和管理能力日渐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