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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15日，纪德完成了《窄门》，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最后决定把《窄门》交给《新法兰西杂志》发表。我坚持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这样比较好，特别是因为我这种态度要坚持下来本身就不容易。……我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1909年《新法兰西杂志》的头几期开始连载《窄门》时，纪德还是对这篇小说作了一次重大修改，他的朋友、也是《新法兰西杂志》创刊人之一的让·施伦贝尔杰碰巧保存了该杂志的一份长条校样，证明《窄门》在最后即将发表时，被纪德抽去了整整一页。由于他的这一举动，使得后来几乎所有《窄门》的版本都缺失了这一页，直到1959年2月，《新法兰西杂志》创刊五十周年之际，《费加罗文学报》才首次发表了这段从来没有出版过的文字。
“我的小说已近尾声。因为我自己的生活故事还需要我来说吗？”删去的这页如此开头。原本这部分安排在第八章的开头，这是小说以主人公“杰罗姆”的口吻讲述自己故事的最后一部分，在这页中“我”终于忍不住开始抱怨“阿丽莎”，“我忽然忘了自己的目的，愈是竭力而为，愈难想象哪一个美德行为使我接近不了阿丽莎”，甚至认为自己的“堕落”也要让她来负责，“为了避开她，最终也背弃了自己的美德。我于是放任自流，纸醉金迷，直至幻想失去一切意志力。”《纪德传》的作者皮埃尔·勒巴普曾认为纪德几乎在交稿前还想改写小说的大结局：他准备狠狠地批判阿丽莎极端的道德观念，因为她逼得杰罗姆“为了避开她”，以至于沉湎肉欲之中。尽管勒巴普没有具体指出纪德打算如何修改《窄门》的结局，但这一页文字的存在恰好印证了他的说法，而纪德最终抽去这一页，更是如勒巴普所说，纪德终于“战胜了一时的冲动，没有破坏原作的整体结构”。
从“原作的整体结构”来看，纪德并不想让读者产生太多对“阿丽莎”的抱怨，因为她似乎是不近情理地拒绝了“杰罗姆”的爱情。但在实际的阅读中，读者的抱怨之情极有才能被占小说主体部分的“杰罗姆”的“第一人称叙述”催生出来，并随着他日益绝望的情绪愈加强化。为了消除这种可能的抱怨，纪德特意在“杰罗姆”的“第一人称叙述”结束之后，插入“阿丽莎的日记”。“日记”的形式比“第一人称叙述”更能凸显阿丽莎内心的悸动、矛盾和彷徨：“杰罗姆站着，靠着我的椅子，俯身向着我，从我的肩膀上看书。我不能看见他，但是感觉到他的呼吸，还有像他身子的热气和颤动。我假装继续看书，但是我看不懂了；我连句子也分不清了，心中升起一种奇异的骚乱，不得不趁我还能做到的时候匆忙站起身。我走进房间呆了片刻，幸而他一点也没有觉察……”由此不难看出，阿丽莎的爱意和杰罗姆一样炽热，“可怜的杰罗姆，他要是知道有时他只需要做个手势，有时我等待的就是这个手势……”然而，“爱情”的手势始终没有在两人之间出现，难道只能归咎于阿丽莎表面的冷漠吗？透过她的日记，不仅杰罗姆了解了阿丽莎隐秘的情感和尚未表达的内心，就是一般读者也或多或少能够理解她面对“爱情”的困惑：“当我还是女孩子时，我已经是为了他才期望自己美丽。现在我觉得我不为了他是绝不会‘臻于完美’的。而这种完美也只有不与他一起才能达到。”
很显然，阿丽莎的难题在于，如果说“我不为了他是绝不会‘臻于完美’的”是出于“爱情”的话，那么“这种完美也只有不与他一起才能达到”就远远超出了“爱情”，可惜的是，这种（不与他在一起的）“完美”的实现却是以丧失（为了他的）“爱情”为代价的。和她不同的是，杰罗姆好似没有受到这个难题的困惑，“不论工作、劳动、行善，我暗中把一切都献给她”，尽管他也明白“爱情”之上还有别的东西，譬如“上帝”和“天堂”，那是“完美”的代名词，杰罗姆却在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向阿丽莎表白过：“不要对我太苛求了。我要是在天堂里找不到你，我也就不在乎这个天堂了。”的确，他可以不在乎“天堂”，但他不能不在乎“阿丽莎”，而“阿丽莎”却一直向往着“天堂”，杰罗姆就是这样悖谬地卷入到阿丽莎的难题中，难怪他在那页被纪德抽走的段落中要哀叹：“我忽然忘了自己的目的，愈是竭力而为，愈难想象哪一个美德行为使我接近不了阿丽莎——我还是觉得我只是朝着她的方向在努力。唉！我不是把她看成是我的美德的体现吗？为了避开她，最终也背弃了我自己的美德。”
虽然在抽象的意义上可以讲，每一个人都是单独走向上帝的，但并非所有信仰上帝者都不能拥有爱情，更何况杰罗姆和阿丽莎在通往上帝的途中，还有一段路需要并肩而行，“主啊！认杰罗姆和我相互一起，彼此相依向着您前进，像两个朝圣者终生走在路上，一个有时对另一个说：‘兄弟，你若累了，往我身上靠吧。’另一个回答：‘我只要感到你在身边就够了……’”否则阿丽莎不会说“我不为了他是绝不会‘臻于完美’的”。因此，将两人的悲剧归咎于阿丽莎的宗教迷狂，未免失之于简单。纪德也不愿意读者产生如此联想，他最后抽去容易引起误解的一页就是明证。尽管《窄门》带有纪德的“自叙传”色彩，“杰罗姆”身上也不难发现作者的影子，不过，就像皮埃尔·勒巴普所指出的，“杰罗姆”只是纪德的某一个侧面，通过这部小说，他所改写的是自己的一个侧面，就是那个苛求自己和曾受过严格的道德教育和熏陶的他自己。具体而言，即使纪德曾经经历过“杰罗姆”阶段，可他通过《窄门》的写作，尤其是对“杰罗姆”和“阿丽莎”爱情的描写，最终也超越了这一阶段。
那么，“杰罗姆”经历的、纪德期望克服的这一阶段，究竟是一段怎样的人生呢？概括地讲，是一段感情炽热却失之抽象的阶段，是内心丰富却行动乏力的阶段。正如阿丽莎在日记中记载的：“我在每部书上躲避他，也在每部书上遇见他。即使在我独自发现的篇章中，我也听到他的声音向我朗读，我对他感兴趣的东西才感到兴趣，我的思想也依照他的方式思想，以致我自己也难以区别，就像我以前我爱把它们混淆不清。”她与杰罗姆的爱情是透过“书本”和“阅读”建立起来的，从最初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福音书”开始，杰罗姆和阿丽莎“把其中大段文章背得滚瓜烂熟。阿丽莎借口为了辅导弟弟，跟着我一起学起了拉丁文；但是我猜想更主要的是为了继续跟我阅读。当然，凡是我知道她不会跟着我学的一门课，我是不会怎么感兴趣的……”然后用意大利语朗读但丁的《神曲》，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哲学”与“诗歌”：“我看了不少书，我像把我的崇拜放到阅读中了……读完了马尔布朗什，立刻又拿起了莱布尼茨的《致克拉克的信》。然后为了让脑子休息，读了雪莱《沉西家族》——不感兴趣；也读了《含羞草》……我可能会叫你光火；我认为雪莱的全部作品，拜伦的全部作品，都比不上我们去年一起阅读的济慈的四首颂歌，同样我觉得雨果的全部作品也不如波德莱尔的几首十四行诗。‘大诗人’这样的称呼没什么意思，重要的是做‘纯然的’诗人……我的弟弟啊，感谢你帮助我认识、理解和热爱这一切。”阿丽莎给杰罗姆的信不只是透露了共同的“纯文学”趣味：由于拘泥于狭小的生活世界和个人情感，他们无法理解“疾风暴雨”般的诗人如雪莱、拜伦和雨果，只能沉溺在抽象的抒情和晦涩的象征中；更重要的是暴露了相似的生活境遇：“书本”构造了他们的“现实”，“阅读”则成为了他们的“行动”。远离现实的生活，即使再炽热的爱情，也难免堕入虚妄的境地，更何况杰罗姆和阿丽莎在现实中体验爱情之前，往往先通过书本来理解幸福，这种“纸面上的爱情”别说经历生活风雨，就是遭遇杯水风波，恐怕也难以持久吧。
纪德的前辈作家福楼拜在他的名著《包法利夫人》中，曾经通过描写艾玛经由阅读当时流行的“罗曼史”而产生“爱情”的幻想，却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偷情”的悲剧，极其深刻地揭示出“布尔乔亚”的精神危机。在某种意义上，《窄门》延续了《包法利夫人》的题旨，尽管杰罗姆和阿丽莎阅读的书本要比艾玛高雅、小众得多，但仅仅从书本上获得的观念，如果没有“实体化”的现实对应物，则必然流于空洞和虚无，而且经不起来自生活的任何挑战。
当阿丽莎自以为高尚地要将单恋杰罗姆的妹妹朱丽叶让给杰罗姆时，朱丽叶却毫不领情，反而决定嫁给向她求婚的葡萄酒商人泰西埃尔——“堂吉诃德式的老好人，没有文化，很难看，很俗气，样子有点可笑”——带有“知识贵族”的傲慢、崇尚“不及物”高雅文化的杰罗姆和阿丽莎当然瞧不起这个“庸俗”的“生意人”，也不相信朱丽叶和他生活在一起能够得到幸福。然而泰西埃尔虽然已近中年，却比所有这些年轻人更具“活力”，《窄门》的主体部分自然属于杰罗姆的内心独白，可所有“行动”的部分都属于这个他们看不上眼的“生意人”，阿丽莎弟弟罗贝尔的工作要他来安排，甚至阿丽莎失踪之后，众人束手无策，最终还是依靠泰西埃尔才找到她的行踪……朱丽叶和他生活在一起，也许不够“高雅”，但从庸俗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也能获得另一种“幸福”呢？阿丽莎自己也不那么确定，看到朱丽叶很快就适应了葡萄农庄的生活，并且快乐地成为几个孩子的母亲，她不由自主地掂量起“幸福”的意义：“我为什么要向自己说谎呢？我只是从推理上来说才为朱丽叶的幸福感到高兴。这样的幸福，我曾经那么期望，甚至愿意牺牲我的幸福来换取，可是看到它毫不困难地得到了，跟她与我共同想象时是多么不同，我就难受了。这有多么复杂啊！是的……我还看出心中滋长一种可怕的私心使我受到创伤：她在我的牺牲以外获得了幸福，也就是说她不需要我的牺牲也是会幸福的。”
倘若朱丽叶不需要阿丽莎的“牺牲”也能获得“幸福”，那么只能说阿丽莎的“牺牲”不仅仅是为了朱丽叶，她在自我牺牲中也许获得了某种“幸福”，直至达到“完美”，而这种“幸福”和“完美”显然是无法通过“书本”获得的。因此，当她决定去追求这种“幸福”和“完美”时，对杰罗姆式“阅读”的弃绝就成为了必然。那是杰罗姆最后一次见到阿丽莎，她缝缝补补，“在她身边、椅子上或桌子上总有一只大篮子，她不断地取出穿破的长短裤袜……这项工作好像使她心无二用，以致她嘴里也没有一句话，眼睛黯然无光”，面对这样的阿丽莎，杰罗姆最想唤起的就是她阅读的兴趣，说要念书给阿丽莎听，但被阿丽莎婉拒，这其实等于从根本上拒绝了杰罗姆的爱意，因为他们的“爱情”本身就是被“阅读”和“书本”所筑就的，现在根基已经松动，杰罗姆很快发现“书本”也被替换，那些高雅的文学和哲学经典被庸俗的宗教小册子所取代：“这时目光落在旁边她存放爱读的书的书架。这个小书库是日积月累形成的，一半放我给她的书，一半放我们一起阅读的书。我刚刚发现这些书都移走了，换上的全是庸俗无聊，我原以为她不屑一顾的宗教小册子。”然而，这些小册子的功能和那些经典并不一样，如果说“经典”仅仅是供阿丽莎“阅读”的，只能将她引向一个“不及物”的、狭小的内心世界，那么“小册子”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是“庸俗”的，但却以“及物”的方式，把阿丽莎带到了一个倾听别人，关心穷人的信仰世界，所以她把这些“小册子”的作者视为朋友：“这都是一些朴实的人，他们跟我随意聊天，尽量说明白自己的意思，我也很乐于跟他们交往。我在打开书以前就知道，他们不会花言巧语设圈套，我阅读时也不会顶礼膜拜。”可在杰罗姆眼中，这些人无疑于骗子，他们“花言巧语设圈套”，蛊惑得阿丽莎如同陌生人，连两人曾经共同喜爱的“怀疑主义者”帕斯卡，在她看来也变成了“冉森主义者”。这样的阿丽莎，杰罗姆怎能接受？他们之间的悲剧，又怎么可能避免？
难道这都是杰罗姆的错吗？纪德既然不愿意批判阿丽莎，他又怎么会谴责杰罗姆呢？《窄门》与其说描写他们之间现实的爱情，不如说将“爱情”转化为一种关于“幸福”的“隐喻”。杰罗姆坚持在观念、精神和内心的层面上追求爱情，始终将“书本”和“阅读”视为不可动摇的原则，这种“知识贵族”的姿态固然保证了“布尔乔亚”的高蹈深远，却因为缺乏现实对应物而失之抽象空洞。朱丽叶和阿丽莎在某一个阶段都可以算得上是杰罗姆的同路人，但朱丽叶面对庸俗却饱含活力的“生意人”求婚时，她去寻找另一种“幸福”了，阿丽莎则在信仰的召唤下，以隐忍而富有献身精神的姿态去追求“完美”……那么留给杰罗姆的问题，也可以看作纪德的追问，就是高蹈深远的“布尔乔亚精神”能否应对庸俗却饱含活力的“世俗”的挑战，如何回答低俗却影响广大的“信仰”的质询，从而创造出一个可以提供“幸福”和“完美”的伦理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窄门》涉及的“幸福”与“完美”已经与“爱情”无关，而是直接与现代人的“承认”和“认同”密切相连。按照黑格尔的理论，人和动物一样，有保存自己肉体的自然需求与欲望，可是，人在根本上又与动物不同，就像孟子所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关键就在于“几希”上，因为人需要他人的需要，也就是希望获得他人的“承认”，尤其是希望被承认是“一个人”，一个有某些价值或尊严的存在。譬如动物为了种的繁衍，自然要雌雄交配，但男女除了交配，也即拥有对方的身体之外，还渴求彼此的爱情，这就是追求“承认”的欲望。“承认”的价值关系到人乐于冒生命危险纯粹为名声斗争，同时也关系到对“幸福”的理解和对“完美”的追求。因此，“世俗”的欲望可以上升为“精神”的要求，而“精神”的要求也能够转化为“信仰”的渴望，在这种“承认”的价值规划下，杰罗姆、朱丽叶和阿丽莎各自对“幸福”和“完美”的渴求也许并不矛盾。
借用柏拉图《理想国》的说法，人的灵魂由三部分构成，即欲望、理性和“激情”（thymos）。人的行为大多可以解释为最初两部分——欲望和理性——的组合。欲望让人追求自己所没有的事物，理性则告诉人获得这些事物最好的方式。可是，人都希望他人承认自己的价值，无论这些价值是人民、共同体或自己给予的，总之是要把一些价值投注在自己身上，而后让人们承认这些价值的取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尊”。而对“自尊”的要求则来自灵魂的“激情”部分。这就像人天生具有正义感一样，人相信自己也有一定的价值。正如福山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人被人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就有“生气”的感觉；反之，自己不能依靠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就会觉得“羞耻”；以符合自己价值的方式看待自己，就觉得“骄傲”……要求承认的欲望和伴随而来的生气、羞耻和骄傲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不仅在情感世界中举足轻重，而且在政治世界也意义重大。假如从这个脉络来重新理解《窄门》的题旨，“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到死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路加福音》），这段题辞就不只关涉“幸福”和“完美”，而指向了另一个宽广多变的世界。
据说，在写完《窄门》的第二天，纪德永久地剃光了自己的胡子，“留胡子显得太老了！”他的面貌为之一新——“我对自己的上唇缺乏表情感到震惊（就像一个从来没有开口说过话的人，忽然成为一个演说家那样感到吃惊）”——就像是这本书既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预示了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纪德似乎通过写作《窄门》，穿过了人生的一道“窄门”！
2011年5月初稿于上海
2011年7月改定于都江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