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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纪德的阅读是从教科书开始的。法语教材中选了他的一段《梵蒂冈地窖》，是主人公拉夫卡迪奥在火车上实施“无动机犯罪”，杀死素昧平生的阿梅代·弗勒里苏瓦尔的一段。“无动机犯罪”后来成了纪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声名远播的一个突破口，然而最初吸引我的却是节选的开始，让人可以奇怪地联想起中国皮影戏的一小节描写：
火车正沿着一道斜坡行驶，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斜坡，从每个车厢投射出的光照亮了它，因此形成一连串明亮的方块，它们沿着铁道跳动，又因地势起伏而轮流变形。在其中的一个方块中，可以看见弗勒里苏瓦尔荒诞可笑的身影在跳动，其他的方块都是空的。
就在这一段描写之后，镜头就切进了火车里，并且直接进入拉夫卡迪奥的内心，落在他决定对阿梅代下手的纠结上。没有一丁点生涩，皮影戏一般的“方块”是从“上帝之眼”所瞥见的外部世界到拉夫卡迪奥内心世界的唯一过渡。
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对纪德轻而易举实现的镜头切换赞叹不已。在每一年的四年级法语精读课上，我几乎是着魔一般地重复着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如何在大半个世纪前就已经注定让电影这样的视觉艺术永远望尘莫及。
当然，纪德的重心是在“一连串明亮的方块”所映照出的“内心世界”，而无政府主义者拉夫卡迪奥所在的只是“其中的一块”。我们应该对其他方块中的“影子”更为熟悉：《伪币制造者》中的贝尔纳，《窄门》中的杰罗姆/阿丽莎，以及——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完成对纪德的总体阅读——位于“一连串方块”前端的、《违背道德的人》中的米歇尔。
《违背道德的人》是纪德的早期作品，最初出版距今已经一百多年。小说篇幅不长，基本上由主人公米歇尔的自述构成。米歇尔的历程说来平常，但却不失丰富，旅行、生病、婚姻、爱情，直到最后失去妻子，获得他自己也不能够完全接受的自由……米歇尔是一个博学的人，通晓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梵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博古通今的大学者都把我看成同行”。出于对“父亲的温柔的爱”，在父亲弥留之际他遵照父亲的遗愿娶了玛塞琳为妻。虽然是不爱，然而他“至少也没有爱过其他女人”。婚后，两人出发去北非，途中，米歇尔大病一场，已经触碰到了“死神的翅翼”。而在比斯克拉安顿下来之后，玛塞琳将一些阿拉伯小男孩带入了米歇尔的生活。望着他们健康的身体，米歇尔惊慌地发现自己“开始爱上了生命”，开始与死神搏斗。他的健康在渐渐恢复，对真实、温暖、肉质的生命也有了重新认识。
康复的米歇尔带着玛塞琳前往意大利，在意大利，他们有了完美真实的爱，他也试图用自己的温情回报玛塞琳对他的爱。并且，与此同时，他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得到了一个教职。在就职前，为了在“安静的环境里进行研究”，米歇尔在母亲的产业——诺曼底的茂里尼尔停留了一阵子，在那里与老管家博卡奇的儿子夏尔相处甚欢。
然而在巴黎，米歇尔的生活再一次受到了冲击。无聊的学院氛围，哲学家朋友梅纳尔克的尖锐，加上玛塞琳的流产。出于想让自己的妻子尽量早日康复的愿望，他带着玛塞琳又一次开始了旅行，是与上一次旅行正好相反的路线：从茂里尼尔到了瑞士，然后又从瑞士南下到了意大利，再次到了比斯克拉，最后到了图古尔特。玛塞琳死了，米歇尔得到了绝对的自由，他开始了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直至让他的朋友们来到图古尔特，他对他们说：
请你们现在把我从这里带走，告诉我生活的理由。
这句话如此哀怨迷茫，能够让所有人想起在信仰途中的迷失。然而这迷失又是如此真实，真实得会让人对自己仿佛从来都不能超越的软弱、怀疑产生由衷的怨恨。
对于《违背道德的人》，评论界很喜欢将之视为自传性的小说。的确，那个在上帝与真实、理性与堕落、男人与女人之间徘徊的米歇尔，那个带着妻子——而且同样是在搞不清楚什么是爱的时候就有了婚姻——在意大利、北非、瑞士游荡的，倘若不是纪德，又能是谁呢？只是，小说家很讨厌类似的诠释，因为在他们看来，过分关注作者的生活从来就不意味着作品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理解。
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包括纪德在内的一些作家，如果要撇清他们的生活和作品，那对于批评界来说还真是个难题。纪德活了八十多年，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从德雷福斯事件开始的知识分子种种“介入”的可能，也经历了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救赎走向毁灭的过程。
作为纪德小说创作的开始，《违背道德的人》实际上只有一个焦点问题，那就是，米歇尔在何等程度上是一个“背德者”？他违背的是怎样的道德？同性恋？自由的生活？在信仰前徘徊？不相信救赎？在精神与肉体之间的游移？甚至，有这么一点点——恋童癖的倾向？
然而《违背道德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它只是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的时候所持有的 真实 态度。一切都是在评论界与纪德本人联系在一起后才产生的问题，不论是信仰也罢，还是同性恋也罢。我们都知道，纪德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一直生活在“矛盾”之中：在清教徒的家庭教育中长大，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却拥有一颗最为叛逆的心——在正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这个问题上，他的战斗性绝不输于王尔德和兰波；一生都与天主教纠缠不清，却在生命的最后也没有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主教信徒，为此，他付出了与同时代的保罗·克洛岱尔、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等伟大作家交恶的代价；曾经对共产主义产生极大兴趣，然而1936年从苏联回来之后却站在反对当时苏联专制体制的最前沿；他的一生是知识分子“介入”一生的典型代表：在反殖民主义、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上从来都是坚定的斗士，但是，与萨特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将文学创作纳入所谓的“介入”行动。
上述的一切却只是纪德在生活中的“矛盾”。在《违背道德的人》的前言里，纪德也有和自己的生活撇清的愿望，他说“我不愿意在这部书里控诉或者赞颂”，因为“一部作品的真正意义与当今的读者对它表示的兴趣，是非常不同的两回事情”。这应该是在从《违背道德的人》开始纪德就已经坚定下来的对文学的态度。并且，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纪德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矛盾。
今天，我们不再会怀疑，如果说到文学——或者说小说，如果我们赞成昆德拉对于“小说”的定义和他对“小说”的偏爱——的现代性，在法国，他和普鲁斯特应该是具有决定性贡献的两个人。尽管，纪德一生中最为追悔的错误之一，是在1912年，他执掌新法兰西杂志的时候，作为审稿人，以“过于贵族气”为由，拒绝过普鲁斯特《在斯万家那边》的出版。
当然，对于“现代性”，尤其是对于文学的“现代性”，我们可以有繁复的、多重的定义，正如贡巴尼翁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并不指向清楚、明晰的观念，也不指向封闭性的概念”。然而我们同样可以简单地面对文学的“现代性”这一概念。实际上，在文学上，区分所谓的古典与现代，只在于对文学的“真实”和“价值”问题所给出的答案。而在这一点上，看似矛盾的纪德从来没有变化过。
《违背道德的人》中的米歇尔是一个真实的人，虽然就行为而言，他并没有突破任何社会规范意义的“道德”，但是他却违背了一直以来，西方道德评判和价值评判的根本前提：那就是在成为有逻辑的叙述——适用于一切谓之为文学的东西——之前，意识本身就应该被置于某种价值框架之内。米歇尔没有遵从这个前提，他在对朋友叙述三年以来的生活时，没有对记忆进行选择。
所以米歇尔说：
我很少了解妻子，想来妻子不见得更多了解我……
他还说：
他（上帝）帮助后有权利要求我谢恩。这样我有了义务；我不愿意承担……
他更进一步地阐述道：
可是我还是说不清我说的“生活”是什么，也说不清我向往一个更广阔、更自由、不那么受别人牵制、不那么顾忌别人的生活，不就是我感到约束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秘密么；这个秘密我觉得要神秘得多：我想这是一种重生的秘密；因为我在其他人中间依然是个陌生人，像个从阴界回来的人。
最后，当生活经历了它或迟或早都会呈现出的变化——婚姻、疾病、死亡、孤独——之后，他彻底地迷失了，再三要求自己的朋友“带走”他，他说：
当你们刚刚认识我的时候，我的思想坚定不移，我知道这样才会造就真正的人；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把我从这里带走吧；我自己已无能为力了。我的意志中有什么东西垮了；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获得力量离开埃尔唐塔拉。有时我害怕被我取消的东西在进行报复。
如果我们真的将米歇尔视作纪德本人，他们的相似性可能在这里：纪德也是一个从传统意义而言违背“文学道德”的人。他相信小说有其应该遵从的真实。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想象和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向已有的任何既定“道德”的边界提出疑问，以真实的态度和方式。米歇尔这么做了，他不粉饰自己的任何行为，不试图解释，也不试图走上某种轨道，更不试图以“革命”的名义，建立某种新的道德边界——这是纪德与萨特的区别。
米歇尔因而使我们想到后来的、能够成为“现代传统”的典型人物。不仅仅是纪德笔下的其他人物（例如拉弗卡迪奥）。读完纪德，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加缪在《局外人》的序言中，谈到默而索的“真实”时所说的，“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真实，存在和感受的真实”，并且，倘若“没有这样的真实，任何关于自我的征服都是不可能的”。
纪德认为，过于强调《违背道德的人》中的米歇尔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作品的误解，但是这样令其恼火的误解在《窄门》出版的时候又重演了一次。只是这一次，人们不再局限于性别的区分，将阿丽莎归在他的身上。这种归类大约一直到《伪币制造者》才算平息，因为《伪币制造者》突破了纪德一贯偏爱的小长篇篇幅，出现了多个人物以及还算复杂的情节，令归类无法进行。
在纪德自己的设计中，《违背道德的人》是《窄门》的对称作品，“精神上是同步进行的”，虽然《窄门》的出版比《违背道德的人》要晚上几年。在纪德的创作年表上，时间顺序倒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方面。
如果我们仔细思量其中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纪德否认的并非米歇尔与他的相似性——我们从来都不应该怀疑，任何一个小说家的早期作品都有从对自己的想象开始的倾向。米歇尔的确是纪德，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他只是众多纪德当中的一个。或者说，是纪德的众多可能性当中的一个。后来的阿丽莎也是，甚至《伪币制造者》中的贝尔纳，《梵蒂冈地窖》中的拉夫卡迪奥都是，并不因为这些人物的“恶毒”，或是在行为上走得更远、更加惊世骇俗而有所分别。
小说是对于一个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而小说家也必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否则，他就是不道德的。这番在八十年后由小说领域的著名斗士昆德拉用更为激烈的方式提出的言论早在《违背道德的人》中就已经被表述得清清楚楚。米歇尔不是对已有的纪德的描述、总结（颂扬或者批判），而是对包括纪德在内的人的存在境遇的追问。“活着”究竟是什么？通过米歇尔这个人物，纪德告诉我们，在我们与“死神的翅翼”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会陡然间对生命有最真实、最激烈，同时又是最不可能描述的索求。那么，人类已然存在的文明所设置的那些“生活”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米歇尔的思考是：
首先我从某些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里，可以希望获得对生活较为直接的理解。但是即使他们对生活有这种理解，必须承认他们并不表示出来。我觉得他们大部分人不是在生活，只是装得在生活就满足了，甚至还有点儿要把生活看作不利于写作的障碍。我不能以此责备他们，我不敢肯定我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说，《违背道德的人》的确可以被看作纪德小说创作的一个起点。从此之后，纪德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出走，甚至人为地将自己真实的生活与小说对于个人存在的探索混在一起。除了《窄门》、《恶伪币制造者》和《梵蒂冈地窖》之外，第一次公开为同性恋辩护的《田园牧人》以及自传作品《假如种子不死》更为纪德没有清晰表述过的文学使命做出了补充性说明：如果说文学是对真实的探索，是对存在的可能性的探索，与真实生活的有限性相反，这种探索却是永无止境的。
使命或许太沉重。在一个世纪之后我们仍然喜欢纪德，完全可以出于别的原因。
原因可以是纪德对于生命温和的嘲讽——我现在不怀疑，这可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存活的、唯一健康的方式。
有一个小故事愉悦过很多人，即使在今天的这个“后”时代也仍然不失其愉悦性：在纪德去世后不久，因为《梵蒂冈地窖》中对教会的冒犯而与之交恶的莫里亚克收到了纪德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 没有地狱。你可以开溜了。通知克洛岱尔。署名——安德烈·纪德。
的确，没有地狱。因此，所有的选择在最真实的生命面前，或许都是不重要的，撇开道德，仅仅是一种真实的态度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因为“介入”生活而历尽幻灭的纪德在三十年代末期又开始重新回到文学的领域，对于他来说，文学与真实生活是等义的。都是可以触摸的、肉质的生命。从当时的苏联回来之后，他后悔自己“忘记了生活”，而他曾经“非常擅长”。
然而没有边界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其实纪德并不知道。至少在写作《违背道德的人》时他不知道。小说最后，米歇尔对“漫无目的的自由”是忧惧的。他再三恳求朋友们把他带走。因为他不知道，作为个人，我们究竟能走多远？纪德提出了这个文学才能提出的“问题”——倘若我们同意作者的说法，暂且称之为“问题”。他知道的只是，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想，他应该为身后的世界也留下了一份电报，上面写着： 没有边界，这才是真正的地狱。你们无处躲藏，我在同一个世界等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