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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这次谈话，表明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不要再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这次谈话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可以说就开始被放弃了。”
不过在我看来，这还是一个领域的变化，而且在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还有“对于富农经济，也还是让它发展的”文字，基本精神是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保存富农经济与发展互助合作并举，全面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想法还没有形成。
1951年底、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无疑是影响新民主主义存废的一个重要事件。这场运动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了两个认识：一是加深了对共产党干部道德危机的担忧，一是强化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负面印象。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关于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巨大贪污案的报告，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认为出现了“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没想到这种情况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他决定在全党发动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把它“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
不过，开始主要还是从思想影响角度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的。然而，不断揭发出来的情况，反映许多贪污分子与资本家的贿赂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惊呼“资产阶级已经钻到我们内部来了”。
同时，发现还存在资本家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1952年初，紧接着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以资产阶级为斗争对象的五反运动。
联想到今天中国大量存在的权力寻租现象，不难理解当年“混合经济”制度下存在钱权交易的空间，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也符合资本逐利性的本质。不过，当年革命道德和阶级斗争观念发挥着很强的自律作用，干部的贪污腐化被严重地夸大了，对资产阶级“五毒”的估计也严重了，造成许多私人工业无事可做，工人失业，税收大幅度下降。
毛泽东对“出拳过重”、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有所校正，在“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之后，放宽了对大部分资本家的经济处罚。但这场运动使毛泽东下定了逐渐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195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这个批示预示民族资产阶级将被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首次透露毛泽东“从现在起”进行转变的想法。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与会16人一致赞同。
不过，毛泽东的这个新设想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讲的。事关重大，毛泽东开始相当慎重，觉得有必要听听斯大林的意见。会后，刘少奇受毛泽东之托，带着中共的新设想赴莫斯科。斯大林肯定了中共的设想，无疑是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支持。从刘给斯大林的信看，党内虽然对10～15年完成过渡达成了一致，但对过渡方式的考虑还没有成形。依刘的说法，可以概括为一个“挤”字，就是通过加快发展国营经济，使私人资本主义比重日益减少，当然在绝对量上还会有发展。10年后，当私人资本主义不到10%，而且不能独立经营，必须依赖国家之时，就可以不费力地把它收归国家经营了。
对于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心里已经有底。1952年2月15日，毛泽东得知河北邢台县已有87%的农户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合作社建社当年即实现了粮食增产，支持了他早先的判断。他说：“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中国发展农业生产不依靠富农，而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然而，对资改造的方式毛泽东还没有定见。毛泽东并不担心资产阶级反抗，他所关心的是有没有办法在对资改造过程中保持稳定增长，毕竟私人企业仍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
880余万人的就业场所，
“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
1953年5月，李维汉赴上海等地调查，由此形成的报告，帮助毛泽东找到了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路径，就是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在东北老解放区出现，被确定为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包括初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初级形式是国家对私人企业加工订货，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开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私人工商业解决经营困难。后来发现，这种形式大大增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控制力，正是引导私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有效形式。由此，毛泽东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完整地了表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批评了三个提法，一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一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一是确保私有财产。
随后他又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和“四大自由”。其实，这些口号和政策都是依据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纲。这说明总路线的提出确实是一个重大转变，党内许多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重要领导人也没有完全跟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起初的想法是，对私人工业和私人商业采取不同的改造办法，对工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把店员接收过来，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
但他很快意识到，私人商业的数量很大，有180万店员，加上夫妻店、摊贩有500万户，1000万人，
“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到9月时，明确私人商业也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如允许其从国营商业批发商品维持经营等。毛泽东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
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不是10～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而是从此时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逻辑前提的二元论。虽然毛泽东说过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话，但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何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由于没有学理上的支持，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太少”的认识是游移不定的。真正对毛泽东的选择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
如果说，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么，经过三年的准备，他更有信心了。全国统一，经济恢复，新区土改完成，政权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大体归顺，朝鲜战局也趋于稳定，与1949年面对诸多敌人不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经济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国家不仅垄断了金融，统制了对外贸易，掌握了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而且国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私人经济，占到了67.3%，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中已占63%，在零售中也占到了43%。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中共领导人原来没有想到的。私人企业也在国家的掌控之中，半数以上的私人工业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特别是五反运动后，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的打击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资本家在道义上已是“灰溜溜、臭烘烘”，不仅共产党干部对资本家避之唯恐不及，资本家的子女也以出身为累，积极靠近共产党，不少人“宣告不要资本家父亲的遗产”。
五反运动造成的气氛，甚至让一些民主人士也坐不住了，表示愿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
私营企业的工人不愿继续为资本家服务、受资本家剥削。工人“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
五反运动后，在所有较有规模的私人企业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虽然承诺资本家仍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用人权，
事实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1953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
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回过头看前三年，认为社会主义已在途中。据此，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概念，在这里就已经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