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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存废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意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各级领导层，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想法有相当的基础。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尽管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的必要性讲了不少，并见诸重要文献，许多共产党干部仍然难以理解新民主主义何以必须。正如周恩来所说，一些同志“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总是“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
这种紧张关系在城乡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1949年下半年，中共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开始了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这次斗争被看作同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较量，投机资本受到致命打击。按中共的理论，商业投机资本自然是有害而无益；《共同纲领》也明文规定“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然而，这次斗争伤及了整个私人工商业，导致市场萧条、商品滞销、开工不足、失业增加。1950年1～4月，14个大城市倒闭工厂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商店9347家，全国约有100万工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上海陈毅市长向中央报告，3、4月上海人心浮动，市面上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事件，资产阶级再度惶恐不安，上海有300名厂长经理逃至香港，有的要求把工厂“献”给国家。
此时，党内不少人产生了趁势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希望通过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挤掉私人资本主义，并把资本家要停工的工厂接收过来。“常常在经营范围、价格政策、原料供给、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故意为难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企图早日挤垮资产阶级”。
1950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不少人在发言中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更有人认为，革命既已胜利，民主党派任务已了，已无存在的必要性。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针对党内急躁情绪做说服工作。同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调整工商业，通过为私商让出一定市场份额、扩大国家收购和加工订货、调整税负等措施，帮助私人工商企业渡过难关。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他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不过，毛泽东是从策略上提出问题的。当时，大陆战事基本结束，但西藏、台湾尚待解放，外部威胁仍然严峻；3.1亿人口的土改尚未开展，尤其是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经济恢复起来尚待时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以避免“树敌太多，全国紧张”。当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上说，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安抚党外人士说，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社会主义一关就将容易过去。
1951年5月7日，刘少奇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早讲了十多年。”
13日，刘又说：现在工业只占10%，要发展到占40%～50%，哪怕你跑得再快，总还要10年、20年。
到1951年，在新民主主义存在的时间估计上，毛、刘、周仍是一致的，至少从言论上看是这样。
然而，在另一个领域，即农村合作化问题上首先出现了分歧。建国之初，全国农村分两块：一块是老区，土改已经多年；一块是新区，土改尚未开展。关于新区土改，1950年6月30日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经济上保存富农、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此前，3月12日，毛泽东在《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中，说明了保存富农经济的5个理由，即保存农村较高的生产力、减少土改阻力、消除中农疑虑、避免社会动荡、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等。显然，这是出于策略考虑。然而，出身农民的干部并不理解，甚至抵触，贫雇农因其土地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失望。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秘书长杜润生都有报告，认为南方地少人多，光地主土地不够分，不动富农，无法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有些地区为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拔高成分，将富农甚至富裕中农定为地主。
真正的难题在老区。各级领导机构无不关注土改后出现的新的分化现象。与此相联系，在是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租佃，是否允许自由借贷和雇工，即所谓“四大自由”问题上面临选择。如果从发展生产力出发，就应当容忍农村中“四大自由”及一定程度的分化，因为这对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利的。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各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曾先后颁发布告，允许在农村中实行土地买卖和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的政策，以适应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
其实，在1948年7月那篇《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就已经预料到分化的趋势，当时认为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被允许的，是不可怕的”，“有其一定的进步性”，甚至批评说，“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反动的空想”。
然而，写在纸面上是一回事，直接面对现实选择时是另一回事。
根据当年的资料，所谓老区农民的分化，大量的是“中农化”而不是“富农化”。多数土改前的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雇工经营的新富农已经出现，但是数量不多。这本来正是土改的成果，反映经济的发展，兑现共产党对农民的承诺。然而，很多领导人不是欣喜，反而忧心忡忡。他们担忧什么呢？他们担忧的，不在于产生了多少新富农，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方向以及给农民思想带来的变化，即形成“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担心消灭了一个封建主义，却带来一个资本主义，认为正好验证了列宁“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
从各地调查材料看，土改后，确有一些贫苦农民因缺乏劳力、农具和资金有寻求互助合作的要求，不过这与“农业合作化积极性”还不是一回事。而新中农普遍倾向于单干、个人发家致富，并不要求互助合作，甚至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觉得“单干才能发财，有穷有富才能发财”。
这使党内一些人担心，如果农民尝到了个人发家致富的甜头，“习惯了新民主主义秩序”，就不想社会主义了。他们尤其担心的是，如果多数党员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个人发家致富了，将失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力量，甚至失去共产党对广大农民的领导权。老区的报告都反映农村党员干部思想“退坡”的情况，许多人“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只顾个人发财致富，而不顾国家利益”。不少党员直接提出退党、脱党的要求。当时，《新湖南报》发起对农民李四喜“半截子革命”思想的讨论，
就表露中共党内的这种担忧。这使一些干部产生了“趁热打铁”的想法，即趁农民分得土地后对共产党的热情还未消失，紧接着就组织合作社；而组织起来，也可以为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提供新的上升动力，避免政治上的离心倾向。党内这种倾向，正契合毛泽东本人的想法，他后来反复说到，要不断革命，趁穷过渡，富了就不好办了。
这种想法是不是违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呢？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不但不违背，反而正是七届二中全会指明的方向。我们看到，从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到《共同纲领》，关于农村政策都是讲的两句话，一是尊重现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扶助其发展经济；二是不放任自流，引导农民向合作化方向发展。这就使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主张积极组织合作社的与不赞成急于组织合作社的，都能从七届二中全会找到根据。
分歧首先在两个老区出现，一个是东北，一个是山西。1949年12月，在中共东北局召开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就如何对待新富农，是否允许党员雇工、放高利贷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持坚决否定态度，会议决议：坚持剥削的党员应劝其退党，严重的“必须开除出党”。1950年1月张秀山带着这个决议进京向中央请示汇报，中组部正式复函东北局，不同意东北局的意见，认为“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
刘少奇赞同中组部意见，他在与中组部长安子文谈话时说，有人主张通过变工互助发展成集体农庄，是“不可能的”。现在，不要限制富农发展，雇工、单干，应当放任自流。变成富农的党员怎么办的问题提得早了，将来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
据资料说，高岗拿到中组部复函和刘少奇谈话，在北京面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
一年多之后，山西省委提出了同样的问题。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共中央写报告，反映农民自发向着富农方向发展，导致互助组陷于涣散，提出“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通过增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对于私有基础“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中共中央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刘少奇明确支持华北局，他批评山西省委的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毛泽东明确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他找刘少奇谈话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后来说：毛泽东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刘收回已经下发的讲话。
刘慑于毛泽东的态度，收回他的讲话，这不难理解。杜润生说：“刘少奇始终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与毛泽东对立的位置上”，“毛对刘已有成见……刘只好检讨”。
如果薄一波说的是实情，毛泽东的话“说服了”他和刘少奇，这就不仅仅是服从毛泽东的权威了，有更深的意识形态背景。
这里需要回应一种观点，即认为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还没有把土地捂热，共产党又从农民手里收回，这是对农民的“失诺”。其实，中共从来就没有承诺将自己的目标限定在“耕者有其田”的阶段，没有承诺，何来失诺？当时，中共的坚定信念是，农民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也“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共产党相信，“组织起来”是帮助农民摆脱穷苦的唯一出路，并认为发展合作社是巩固其对农民领导权的基础。
刘少奇在1948年九月会议提出一个观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关键是小生产者的向背”，要巩固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合作社是最有力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刘的观点完全一致。据陶鲁笳回忆，1949年春天，薄一波传达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的一段话：“如果只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能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给农民分配土地，只是无产阶级对农民群众实现了一半领导权，还没有实现全部领导权。只有组织合作社，把农民引导走向集体化，才是实现了全部领导权。如果我们让资本主义领导了农民，那么就连一半领导权也要失掉的。”这个传达，为山西省委主张将互助合作提高一步提供了依据。
不过，当时设想的合作社还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刘少奇强调的不是生产合作社，而是消费合作社，国家通过一种商业关系把农民联系起来。后来，刘少奇的想法有所变化。他从发展农村生产力出发，认为不必过分担心农民“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倾向。他还认为，农业要走上集体化，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能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农业机械，“个体经济到集体农庄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械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
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说法。这本来是中共高层在一个时期内的共识，它依据的是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说过，“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
然而，国家工业化有待时日。如果找到根据证明没有机械工具的武装，依靠简单劳动协作也能提高生产率，那就没有理由推延合作化的进程。毛泽东关于“工场手工业”的说法，看起来正好满足了这个条件。这里的关键在于，农业要朝合作社方向发展，这个大目标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对过渡的条件和步骤有不同考虑。
因而，积极主张互助合作的意见总是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我们知道，苏联全盘集体化之前，在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路线之争；而在中共党内，毛、刘之间有分歧但没有正面争论，历史上没有形成一条所谓刘少奇路线。当然，高层分歧引发出一个高岗事件，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