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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不确定性，新民主主义政纲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里还是得到了实行。首先体现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和《共同纲领》的制定。1948年5月，中共兑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向各民主党派发出协商建国的号召，从1948年起，加紧了争取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到解放区来的统战工作。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经秘密交通被接到西柏坡或哈尔滨。1949年6月，民主人士陆续随中共领导机关移至北平。在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和协商人事等议程中，中共领导人表现出相当开放的态度，对一些资望很高的民主人士礼遇有加，给一些亲历者留下了很深印象。
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党派单位14个，代表662名。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11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单列为一派。非中共人士在全体代表中占56%，在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占有3位（宋庆龄、李济深、张澜），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占有2位（郭沫若、黄炎培），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约占半数，在政务院下属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5人，
担任副职的42人，在15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党外人士出任。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规定“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受邀参会的民主党派之齐全，党外人士任职之多，使第一届政府有了“联合政府”的色彩。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把民主党派精英吸纳到政府，也就使他们与共产党同在一条船上，这条船确定无疑是驶向社会主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早些时候，有些民主人士提出，要整合出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意在建立“反对派”。这种主张遭到毛泽东的明确反对。毛泽东告诫民主党派：“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从领导权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多大区别。1949年1月，毛泽东就向秘密来华的米高扬交了底，他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新民主主义政纲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领域。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1）发展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2）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3）帮助农民发展互助合作，避免大批农民破产和两极分化。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实质就是两条：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一是利用市场交易。虽然强调加强经济的计划性，但还没有考虑计划完全替代市场；虽然估计到会有冲突和矛盾，但可以在新民主主义范畴内解决，而不是用即刻消灭私有产权来解决。联想到之前苏联十月革命后走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弯路，以及之后红色高棉推行消灭商品、货币等极左政策招致败亡的情况，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念和政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种幸运，至少抑制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这种思想在一个以农民出身的党员为主体的中共党内有广泛的基础，并且不断地冒出来。其表现是，在农村工作中，流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的思想；在城市接管中，出现了平分工商业的思想。这对于即将接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从1947年底起，毛泽东连续发出党内指示，纠正这种“左”的倾向。1948年7月27日，新华社信箱“农业社会主义问答”，批评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平分工商业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问答”强调，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
1949年初，随着接管城市越来越多，保护工商业显得尤为迫切，亟须“自由资产阶级”的参与和帮助。
当时，私人工商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人工业总值占全国63.2%，职工人数占全国54.6%；私营商业占比重更在80%以上，从业人员达662万人。保障市场和稳定就业离不开私人工商业的复工。然而，民族资本家在政权更替之际惶惶然。他们中的多数对蒋介石政府彻底失望，不愿跟随国民党到台湾，也不想“流落海外作白华”，大部分人选择把企业、资财、人员留在了大陆；但对共产党心存疑惧，担心“共产”，害怕被“消灭”。“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在共产党进城之际，他们有的撤走资金，隐匿财产，转移设备，有的跑去香港甚至远走欧美，多数消极观望。中共接管干部又以“少与资产阶级接近”为戒，进城以后长期避见资本家。
工人中有效法“耕者有其田”，要求“工者有其厂”的激进倾向，出现了清算斗争资本家的现象，增加了资本家的怀疑和恐惧，“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
许多私人厂商关门歇业。据中共华北局报告，天津解放之初，“私人企业开工率不足30%，由于开工不足，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
1949年4～5月，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就是受毛泽东之托去“稳住工商界”，让私人企业尽快复工。刘到天津后，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另一方面，克服干部和工人中的“左”倾情绪，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刘少奇认为，除了要解决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以外，还要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沟通，也就是要解决市场问题。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把它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城乡互助”四句话，后称为“四面八方”政策。
刘少奇在天津做了许多讲话，后来引起争议的是关于“剥削有功”的说法。针对资本家怕称自己是“资本家”、怕听“剥削”二字的情况，刘少奇说，剥削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
刘的讲话的确“稳住了”天津资本家，也在其他城市起了作用。例如，陈毅就是采用类似的办法稳住了上海资本家，甚至吸引了一些已经出走的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味精大王”吴蕴初等重返上海。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刘的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
然而，刘少奇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有利”的说法，对于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听起来很刺耳，先是受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非议，有资料说，毛泽东看到刘天津讲话的记录时，不满“形于颜色”。
毛泽东本人也许认同刘在天津的工作及他提出的政策，
但对刘的一些说法很不以为然。5月，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私下谈话时明确讲，今后“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这与刘少奇的说法分歧显见。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刘少奇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毛泽东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虽然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心任务”就是“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他的意思是，发展生产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
不过，毛泽东这时并没想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而社会主义前途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这个前途是毛泽东多次公开亮明了的，对各阶层包括民主人士来说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他们向往还是恐惧。
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曾有民主人士主张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周恩来解释说：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大家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
据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
中共领导人不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其目的在稳定人心，避免“强迫于人”；同时，也为避免在执行当前政策时出现混乱。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反而使随时结束新民主主义少了法律上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