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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适应性很强的动物。我在金边坡待了一个多月，渐渐习惯上这里的生活：酸辣口的饮食、花裤衩的穿着和随处可以见到的缅邦人。
“边水”的工作轻松赚钱又多，危险性看上去也不大。我闲暇时窝在房间里看电视，眼睛酸了就把钓竿伸出窗外钓鱼，日落后听河风吹过竹屋的声响，几乎找不到一丝不满意的地方，感觉自己来到了天堂。
但随着我待的时间越长，接触到的人越多，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假象。金边坡秀美的风景下，掩盖的是无穷罪恶。
在这里，可以看到手臂插着针管的吸毒客躺在街边，也可以看到拎着土枪的童兵上街买菜，浑身赤裸的老妓女蹲坐在店门口，街边的小贩用罂粟壳熬汤浇入鱼饭，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卖铺都可能是偷渡的蛇头据点。
金边坡的每个人，眼里似乎都有故事。
我单独出门跑了几趟货，业务能力熟练后，猜叔对我逐渐信任起来，在一个周末的早上，他去赌坊玩的时候带上了我。
“去哪一家玩？”我们去的地方是小拉孟，刚下车，猜叔就对我问道。
我想了一下，“找家中国人开的就行。”
猜叔听完笑出声，告诉我小拉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赌坊都是中国人开的，想找一家缅邦人开的才不容易。
金边坡和澳门的赌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采取外包制：一个赌坊划分成若干个赌厅，每个厅出租给不同的老板。因为承包老板大部分是一个省市的地头蛇，带来的客人自然也多是相同地方的熟人，所以会出现一个厅都说福建话或者广东话的现象。两地赌坊的具体玩法差不多，最大的区别可能是金边坡更加赤裸和暴力，对赌客所需的服务满足程度更高。只要有钱，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不用考虑法律和道德，慕名而来的赌客又管这叫“黑场”。
我那天玩的是百家乐，上台后手气一直不好，买龙龙断，吃跳跳连，就想去厕所洗掉晦气。
等洗完手，站在旁边的侍应生递给我一条毛巾，我下意识说了声谢谢，侍应生立马开口问我，是不是来自浙江某地？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头，问他怎么知道的。
“你和我一个朋友说话声音很像，”他揉着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
就这样，我们两个搭上话了。侍应生叫张浩，十八九岁的年纪，长相比一般边境讨生活的年轻人白嫩些，个子不高，鼻尖的位置有块红斑。
我们聊了一会，说着家乡和生活，张浩突然看着我说：“你不像是过来赌的人。”
“为什么？”我问。
“你对我说话太客气了。”张浩说着，脸上浮出笑容。
他说来这儿的赌客都特别极端，赢钱后很大方，运气好的时候，一百块人民币随手就给你，可是一旦输钱，稍微一个招待不周，他就会扇你两耳光，像我这样平等和人说话的很少。
张浩早年丧母，家里只有年迈的父亲和16岁的妹妹。父亲腰椎间盘突出做不了农活，妹妹天生双脚残疾，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张浩肩上，他很小就辍学进入工厂贴补家用。因为妹妹是残疾人，想嫁出去就得拿出一大笔嫁妆，不然只能嫁给烂赌鬼或是四五十岁的光棍。
张浩看到街头招聘广告“包吃包住，每个月净赚5000元”的时候心动不已。
“来到金边坡，努力就发财。”张浩说，这句广告词他到现在都记得。
“每个月能拿五千是挺好的。”我说这个工资在金边坡已经算高了。
张浩却摇摇头，说并没有这么高，固定工资就两千，其他都要靠小费。
他告诉我，赌坊的小费不好拿，这里的赌客非常坏，经常有一些变态要先摸身体才会给钱。
“我最怕轮到我值日的日子。”赌坊的侍应生经常会轮岗，值日就是待在厕所帮人递毛巾，整理衣服之类。有次，张浩在厕所被两个大赌客侵犯，虽然事后得了一千元人民币，但他很痛苦。
张浩和我聊开了，就问我是过来这边做什么的。我觉得张浩单纯，想要逗他，故意骗他说自己是赌坊巡场的，专门负责监管赌场的治安，比他这个最底层的马仔高一个级别。
张浩知道我是同行后，第一反应竟然是问：“那你是偷跑出来玩的？”
我点点头。他赶紧拉着我走到角落，很严肃地告诉我不能这么做。说我们这些做小弟的，只能在本赌坊玩，不然就是吃里爬外，被老板抓到会被打死。
我反复说自己一定会很小心，让他不用担心。
张浩的举动让我对他有了好感，之后再来小拉孟玩，我经常找张浩，请他吃饭喝酒，算是帮他减轻点经济压力。张浩每次见到我都神情紧张，生怕我出意外。
和张浩一起过来的还有个同乡，我只和那人聊过一次天，印象里和张浩长得挺像。
有天我又过来玩，还没坐上台子，就被张浩叫出去，他难得请我吃了个20块的抓饭。
我们两个蹲在小摊边上，张浩吃着吃着眼睛就红了起来。我问怎么了，张浩说他同乡死了，上星期的晚上被人用绳子勒死，尸体就丢在房间门口。报案之后，小拉孟的警察过来看完现场就离开了，后来再没任何音讯。
金边坡地区的执法机关受贿十分严重，对赌坊、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妓院、吸毒房这些常规灰色地带从来只是做做样子，除非遇到死伤十多人的案件，一般都是拖着。等到第七天，老板赔了8万块给死者家属，这件事就当过去了。
我正愁不知道如何安慰张浩的时候，他反倒对我说：“挺好的，挺好的。”
张浩觉得，起码家里人还能拿到钱，不像一些黑赌坊，手下死了直接就地埋葬，对外宣称这个人被开除或者是外出办事。
在金边坡，死人的概率不大也不小，就像你走在繁华的步行街，知道一定会遇见乞丐，却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遇见罢了。
“你有想过回去嘛？”等到张浩情绪平复了一些，我问他。
张浩说，其实这边还不错，像他们这种没读过多少书，也没有一技之长的穷苦孩子，找份收入还可以的工作十分不易，每个月都能按时汇钱给家里，他已经很满足了。
张浩还反问我，如果他现在回去的话，妹妹怎么办？家里的开销怎么办？家里的地得花钱雇人种，房顶一直漏雨也要拿钱来修，父亲想要去卖早点需要买工具，零零碎碎和我说了一大堆。
过了很久，他才朝我深深叹了口气。张浩最大的梦想就是存够10万块钱，给妹妹1万元的嫁妆，带父亲治好腰，在家乡的村子里开一间小卖部，最后再盖个新房，娶个老婆。
“现在10万元可做不了这么多事。”我对张浩说。
张浩看着我，说他知道，但是不敢想再多了，怕自己有命拿没命花。10万元对马仔来说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张浩每个月最多只能存下两千元，这得做满整整5年才能实现。但有时候，张浩害怕自己等不到那么久。
在我快要离开的时候，张浩自言自语似的说：“我死了以后，老板应该也会给钱吧？”
我没说话，只是拍了下他的后背。
间隔张浩所在赌坊一条街的地方，有家“拉孟城东新赌坊”挺出名，名字稍显俗气，但过来玩的中国赌客喜欢管这里叫“百花坊”，称呼赌坊的荷官为“花仙子”。
顾名思义，这里的荷官质量高，都是些面容姣好、年轻丰腴的缅邦姑娘。她们来自金边坡几个主要赌城的周边农村。
优质的美女荷官一定是专门培育的。一旦有年轻貌美的姑娘到达14岁的年纪，就会有赌坊的工作人员找上门，提供“教育经费”，找老师教她们看书识字，学习简单的中英文口语，练习站姿、仪容、骰子、算数、发牌这些基本功。一个“花仙子”的培育周期大多在5到8个月之间。这段时间内，姑娘吃穿用度比之前奢侈些，赌坊明令禁止她们参与农活或是帮忙家务，直到通过赌坊的考核入职。
荷官加上负责的赌台提成，每个月普遍可以拿到七八千人民币的收入，这在金边坡算是非常高了，因此荷官是缅邦姑娘梦寐以求的职业，安稳、富足，没危险。
“这工作真的有这么好吗？”我问过一些荷官。
她们都对我摇头，有个荷官甚至给我看她背部的鞭痕，告诉我这是金钱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
我常来小拉孟，却很少进这家赌坊玩，多是选择待在门口缅邦风味手抓饭的摊子上。
缅邦人有名无姓，取名也随意，5000多万人只在100多个单词里挑选组合，因此有很多同名的人。为了区分方便，大家会互相加一些称谓，比如“哥”表示兄长，“玛”代表姐妹。缅邦人对称谓十分在意，说这是佛制定的规则。
这家摊子的老板叫桑帛，但很多年纪比他大的人都叫他“哥桑帛”。在缅邦，只有当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诚实勇敢的人，才会受到这样的尊敬。
桑帛很年轻，没到30岁，长得高壮，脸偏圆多肉，脖子上挂满大小不一的佛珠，左手小拇指少了一截。他眼睛小，又喜欢笑，通常你只能看到他脸上露出两条缝隙。
我第一次过来买手抓饭，忘了带现金，就说回去赌坊拿一下。“没事，下次过来再付钱。”桑帛摇头，说的是标准中文。在金边坡，像桑帛这样信任中国人的缅邦摊主可不常见，他让我有了一丝兴趣。“你中国话说得真不错。”我试着找话题和他接触。
桑帛愣了一下，笑眯眯地说自己虽然没文化，但是同其他缅邦摊主一样，都愿意花心思去讨好中国人，说好中国话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桑帛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只吃素食不杀生，每逢初一、十五和生日那天，他都会步行到10公里外的一个小寺庙祷告，沐浴斋戒，光着身子在太阳底下暴晒，他还会把这个月赚来的钱捐一半到功德箱，当作修建寺庙的经费和对僧侣的供奉。
“你不心疼吗？”我知道缅邦人都信佛，但是在金边坡，很少见像桑帛这样不在乎金钱的。
桑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他给佛其实就是给自己，他需要赎罪。
后来我同桑帛混得熟悉些，才知道他想要赎的罪是什么。桑帛家中没有大人，早年间都死在民族武装冲突的争斗中，他靠着这间寺庙每天6点向穷人发放的剩饭剩菜才勉强活下来。“本来我应该在20岁的时候进庙做苦行僧，但是我遇到了突发情况。”桑帛说那时候他遇到了个女孩，是“百花坊”的一名荷官。
桑帛开始的工作是帮人看车，赚钱虽然不多但过得还算开心，等到他有了女朋友，就想着不能这样下去，这才向朋友借了点钱，开始摆起小吃摊子。
“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我是努力在给她未来。”桑帛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笑了起来。
桑帛以前是在其他地方摆摊的，有天晚上提前收摊，来到“百花坊”，看到有三个赌客正要强行搂抱他女友。
荷官长得美，经常会被输红眼或者醉酒的赌客调戏，如果超出言语挑逗的范围，赌坊的工作人员就会出面制止。可这次工作人员因为这三人是大赌客，在赌坊消费额度很高，不敢像平常一样。
就在他们紧急联系主管的时候，桑帛冲上去，把其中一人的肋骨打断几根。
事后，桑帛被迫向赌客们道歉，赔了很多钱，女友则被扣了几个月工资。
自那之后，桑帛就把摊子的位置转移到“百花坊”门口，自己时不时进入赌坊看看，确保女友没有危险。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隔了没多久，又有一伙赌客过来调戏他女友，这次赌客是用冷水泼，让女性湿身，身体轮廓得以显露出来，很幼稚低级的手段。
桑帛又打了人，赔了钱。
也许是两次打架经历让桑帛在赌客里彻底出名，很多输钱的赌客会想要当着桑帛的面调戏他女友，激怒桑帛殴打自己，好换取一些赔偿金。
如此反复四五次。终于有一天，桑帛忍不住，在一个调戏过他女友的赌客过来买煎饼的时候，用竹签戳瞎那人一只眼睛。
我问桑帛：“别人只是嘴上调戏你女友，你就把别人戳瞎，会不会过分了点嘛？”
“如果换作是你的女朋友呢？”桑帛一字一句地问我。
“你们的人不诚实。”桑帛摸着左手断了一截的小拇指和我说，少的那一截是他自己用牙齿咬断的。
瞎了眼的赌客说，只要桑帛切断自己一根手指，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桑帛没有多想，他觉得自己犯了过错，就照做。
没想到赌客看着桑帛做完这一切后立马报警，还送贿给几个商会的老板，让他们托关系把桑帛给弄进牢房。本来只需要赔钱，最多关押三个月的罪责，硬是延长到两年。
虽然瞎眼赌客特意给牢房里塞过钱，要人好好“招待”桑帛，但是桑帛并没有受到折磨。他们认为桑帛是一个英雄，包括监狱警察在内都不会刻意为难桑帛。
“你是英雄？”我问桑帛。
桑帛很认真地看着我：“对很多缅邦人来说，我是英雄。”缅邦女人大多观念开放，很少有从一而终的想法。桑帛在牢里待了两年，他女友就在外面等了他两年。“百花坊”的老板是缅邦人，虽然厌恶桑帛给他带来的麻烦，但并没有为难他女友，反而还帮忙调解了一些暗处的矛盾。
“当天，我们就结合了。”桑帛说他出狱后，就带着女友朝拜抚养他长大的寺庙，向里面的老和尚讨要了一杯佛水，两人同杯饮尽，就算是结婚仪式已经完成。
婚姻生活状态下的桑帛沉稳许多，他重操旧业，脾气看上去愈发温和。每天上街摆摊都会多拉一个车子，就为了装更多的折凳。
“很多输钱的中国赌客没钱住宾馆，我就会叫他们在凳子上坐一会，给他们拿点吃的。”
桑帛说起他每天要免费送出去很多煎饼时，我竟然有些肃然起敬。
我问他还恨不恨那赌客。
“伤害总是不对的。”桑帛说他在狱中的时候，开始很气愤，但渐渐学会宽容后，就产生后悔的情绪。他认为眼睛是佛赐予一个人的礼物，不应该被他随意剥夺，这是很严重的罪。
桑帛的事让我若有所思。金边坡和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大不同，有好人也有坏人，可能只是碰到好人的机率小了些。
桑帛的妻子我仅仅见过一面，一起吃饭时，她让我仔细观察桑帛的脸，问我有没有发现桑帛的鼻梁骨塌陷了一小段。她告诉我，这是桑帛用石头砸进去的，他希望通过自残的方式赎罪。
达邦很热，不是干热，是闷热，像被一个大锅盖扣在锅里，下面加柴火不断蒸煮，让人根本喘不过气。
等到七月份，缅邦完全进入雨季，开始经常性降雨，雨意夹杂着凉风，就会让人十分舒服。
阿珠就是在这样一个雨季的午后，来到我的身边。见她的第一眼，我觉得这个姑娘好漂亮。
阿珠是个妓女，混血儿，说话细声细语，有点害羞，没有缅邦当地人的凶悍劲。她有双狐狸一样的眼睛，特别开心的时候，眼皮微微颤动。
她会一丁点中国话，在知道我是中国人之后，她用不标准的中文和我说，“你好，见到你很高兴。”这让我笑了好久。
那天下午的交流其实很困难，我们的英文都不好，只能拿着英语字典聊天。想要对阿珠说什么的时候，我就翻动字典，把那个单词指给她看。
这样的聊天很麻烦，有时我干脆比画给她看。
当我把手放在她的脸蛋上，我觉得她应该懂得我想说的话。
阿珠告诉我，她今年17岁，从小没有爸爸，前几年跟着妈妈在其他国家生活，半年前妈妈去世，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只能做妓女。
“你做这个多久了？”我问阿珠。
阿珠歪着脑袋，伸出两只手掌，在我面前晃了晃，然后把指头一个一个放下来，最后留下一个拍照常用的‘耶’，对我比画道：“两个月。”
“可惜。”我小声说道。阿珠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看她一脸好奇，就对她解释：“我说可惜没有早点遇见你啊。”
阿珠明白以后笑了笑，将我的手掌放进她的手里，把侧脸贴了上去，我感觉手背热乎乎的，她的眼神好温柔。
我对阿珠说：“你这么年轻，不应该做这个。”
她看了我一眼，轻轻笑了以来，眼睛眯成半个月牙，笑了好一阵儿，才止住情绪，语气略带点沮丧，说从小她的妈妈就是做这个行业，现在妈妈死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我又问阿珠：“你原来在国外挺好的吧？为什么会选择来缅邦这边呢？”
一般来说，这里的性工作者都有她们职业化的工作笑容，那是长久练习的成果。但我问起这个问题时，阿珠不再微笑，她看了我一眼，低下头，也不说话，整个人沉默极了。
我看她这个模样，心里有些难受，就对她吹了声口哨，然后使劲张开双臂，像一只大鸟。
她抬起头，用略带迷茫的眼神看着我，一会儿工夫才反应过来，猛一下就扑到了我的怀里。
和阿珠在一起的时间过得很快，不多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就连窗外的雨也停了。
她站了起来，和我说，“我走了。”这次她说的是中文。
房间不大，阿珠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时不时回头看我一眼。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当时的眼神，只觉得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闪。在她即将离开视线的时候，我叫住了她。
阿珠转过头来，用充满疑惑的眼神看着我，我的喉咙却像被堵住了，说不出话来。
相对无言，我只好起身打开冰箱的门，指着里面的牛奶零食对她说：“我这里吃的有很多，你可以经常来我这玩。”
“扑哧。”她一下笑了出来，高高举起双手，对我比了个两个大大的OK手势，走出了房门。
这次她走得很轻松，没有回头。
过了几天，我没忍住，又叫阿珠过来。这次我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5点多的时候，我醒过来，看到阿珠正盘坐在椅子上，双手撑着脑袋靠在窗户上，注视着什么。
我起身来到阿珠的身边，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是附近的阿婆在早起洗头。缅邦人不太爱干净，也不常用洗发水洗头。阿婆摘了一种河边上的野草，擦在头发上，再用不太清澈的河水一遍遍地梳理。
我对阿珠说，这阿婆每天都会准时坐在这里洗头发，很安静，不会吵到任何人。
阿珠转过头朝我笑了一下，用英文说了“羡慕”。
这个词我不需要查字典，我没再说话，只是伸出手环抱着她，抱了很久。
第三次，是阿珠主动过来陪我，还给我带了一个小礼物：一块用各种颜色的涂料刻满花纹的老树皮。她告诉我，这个在她的家乡叫作‘坎太’，是一种符令。她说只要我和她一起，在夜晚对着月亮诉说自己的苦闷和哀愁，再把它压到西北方向的桌角下，就可以把一切不开心都丢掉。
我听完以后笑出声来，说自己根本不信这玩意儿。
阿珠很生气，说这是她回去以后花了两天时间做的，一定要按照她说的来做。
可惜当晚没有月亮，阿珠说一定要在月亮底下诉说才有效果，叫我一定要等她，我连忙点头。
可之后，阿珠再没来过竹屋。
直到两个星期后，我装作不经意地问另一个过来的姑娘，才知道阿珠已经“进山”，现在不见踪影。
“进山”这个词在这边有很多含义，对阿珠这样的姑娘来说，就是去了毒贩子的老巢接活儿。虽然“进山”拿到的钱能多七八倍，但毒贩大多喜怒无常，暴力残忍，很少有姑娘愿意去，除非是不懂事或者被人欺骗。
我不知道阿珠为什么要“进山”，我想，她太不聪明了，要知道，以她的相貌，进去后大概是出不来了。
我没有追问下去，大概是想让自己心存一丝幻想，我希望有一天，阿珠会突然出现面前，笑着望向我。
此后，我再也没听过任何关于阿珠的消息。
时间过得很快，我开始适应金边坡的一切，好的坏的。猜叔三教九流都认识，经常会作为各方势力的中间调解人，解决一些利益纠纷。
因为猜叔在这边吃得开，我也逐渐体会到金钱和权势带来的快乐。
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变得易怒暴躁，会在输钱以后猛踹老虎机；会突然对行走在路上的缅邦人拳脚相加，就因为对方和我对视了一眼；甚至时常摸着口袋里的黑星手枪，想要听一听子弹打在人身上的声音。
树叶落在湖面会泛起涟漪，巨石跌进大海却不被人发觉。
金边坡就是这样的罪恶海洋，我在这里见到的罪恶越多，心中为法律和道德留下的余地就越少。
我拒绝不了暴力，更难以抵抗情欲。仅仅间隔一年，我每天的娱乐活动就从逗弄女同学，在她们的校服背后写写画画，变成了出入红灯区。
我像所有在金边坡做灰色生意的商人一样，脑袋里充斥着对金钱的渴望，还产生过主宰金边坡的幼稚想法。
一切似乎唾手可得。
达邦前往栋达送货的途中，有一条陡峭的盘山公路，大部分的上坡超过30度。汽车行驶到公路的中间地段，有一块平地，设有卡哨，驻扎着日夜站岗的缅邦军人。
2009年5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走货。就在我开车经过卡哨的时候，发现面前竟然有路禁，竹子做的栅栏封锁在路中央，我只能被迫把车子停下来。
前方站着两个军人，胸前分别挂一把老式步枪，正在冲我招手，我知道这是示意我下车的意思。
我觉得奇怪，这条路已经走过这么多趟，以前都没出现过拦路的情况，怎么今天如此反常？
想归想，我还是按照吩咐下车，手里揣着100美金的通行费，脸上堆笑着走过去。
凑近才发现，这两人不是以前认识的哨兵，是陌生的面孔。他们眼神里带着审视，语气很不友好地用缅语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赶紧用蹩脚的缅语回答了他们：“我负责开车送货。”
可能是我的口音让他们警觉，两人立刻从站立变成身体微微弓起，大声问我运送的货物是什么。
我停顿几秒，正准备伸手从衣服里拿缅邦常用词语表，想找具体的单词来组织语言。他们误以为我的动作是要拔枪，立即把手上的步枪端起来，枪口直接对着我的脑袋。
一看这架势，我马上举起双手，站直身体，示意自己没有任何威胁。
其中一个眼角有长条刀疤的军人转头对另一个身材很胖的军人打了个眼色，胖军人就走过去检查我的车子。刀疤军人站在原地，带着很凶恶的语气问我是哪里人。
我只能回答：“中国人。”
刀疤军人接着用枪管点了点我的额头，直接问我是不是过来贩毒的。
枪管触碰皮肤的感觉冰凉，这阵凉意顺着血管让我全身都打了一个寒战。我哪里敢认，只能拼命摇头。
这时候，胖军人回来，低头对刀疤军人说车里面不是毒品，就是些食物。刀疤军人点点头，看了我几秒，对胖军人笑了一下，说我是中国人。
胖军人一听这话，愣了一下，也盯着我看了几秒，把手里的步枪重新对准我的脑袋。
我一看这架势，膀胱胀痛起来，害怕自己遇到极端民族主义者。这些人在金边坡的数量不少，对外来国家的人十分仇视。金边坡每年会消失近百名外国游客，大部分都是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残害。
“咔嚓。”
“咔嚓。”
我很清楚地听到两下刺耳的声音，步枪的保险已经打开。在金边坡，不管是毒贩还是军人，枪支一旦打开保险，说明内心已经产生开枪的想法。
我嘴巴哆嗦着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使劲摇头摆手，用英文一连说了十几个“NO”。紧接着，我灵机一动，大声用缅邦话叫喊出猜叔的名字。
一听到猜叔，刀疤军人和胖军人对视一眼，说要让我证明自己认识猜叔这件事。我连忙从口袋里面拿出手机，打给猜叔。
这手机是前几天猜叔给我配的，只能打缅邦国内电话，打不了国际长途。
电话响了七下才被接起，我没等得及猜叔开口，慌慌张张说这里有两个当兵的拿枪指着我。
猜叔一听，马上回道：“你把电话给他们。”
刀疤军人接过电话，稍微走远一点，和猜叔说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没听到他们对话的具体内容，但他回来之后，就叫胖军人把枪放下去，把电话还给我，说我可以离开这里。
我一听这话，整个人都软下来，长长出了口气，赶紧面向这两人倒退回车上。我不敢让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里，生怕在我背后开一发冷枪。万幸的是，他们根本就没看我，反而走过去撤下了路障。
我鼓起最后一点力气，把车发动，油门踩到最大。
回去之后，我第一时间去找猜叔，问猜叔是怎么回事。
猜叔示意我坐下来，先给我开了一瓶威士忌，然后才和我解释说，当初负责那个位置的军人今天换班，他之前忘记及时通知军方负责人。
猜叔和我承诺，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还说晚上给我找个漂亮姑娘解闷。
我虽然没有应声，但心里舒服许多，拿起酒瓶，闷了一大口，身体瘫倒在沙发上。
这是我第一次被枪指着的经历。也是这一刻让我意识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安全。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我重新开始送货，在经过一个叫坎必亚的小镇后，看到有两个背着行囊的背包客手拉手行走在荒无人烟的公路上。
他们一男一女，都是20岁出头的模样，应该是对情侣。男孩留着浅短的络腮胡，瘦脸大眼睛，身材壮硕，女孩长得高挑，皮肤白嫩，戴着一顶绣着金边的帽子。
从他们两个脸上洋溢的阳光笑容，我判断他们应该是中国的大学生。
这并不惊讶，因为在金边坡，经常会有喜欢冒险和徒步的中国背包客。
我摇下车窗，松开踩着的油门，让车子和他们并排前行，按了一声喇叭，大声对他们问道：“中国人？”
男孩看了我一眼便转过头不说话，那姑娘倒是冲我笑了一下：“是的，我们是从中国来的。”
我有些高兴，说自己也是中国人，过来这边工作生活，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开口。
姑娘说自己要去“赤洋峰”，这边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问我知道不知道。
我看这对情侣走得辛苦，就把车子停下，说我刚好顺路可以送他们过去。
姑娘很开心，刚想打开车门，就被男孩一把拉住，然后对我摆手：“我们不搭车。”
我知道男孩的担心，也就没多说话，重新把车发动。
我刚想踩油门，就看到对面有一伙缅邦年轻人正在往这边走，领头的那个家伙左耳穿有一个巨大的耳环，这是佤族比较调皮的年轻人喜欢的装扮。
男孩一溜小跑，凑到那伙人面前，拿出地图指指点点，应该是想要询问“赤洋峰”的具体位置。
当我见到姑娘缓缓走向那伙人的那一刻，就知道她的人生将要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因为现金和美女，永远是金边坡年轻人无法抗拒的诱惑。
果然，在见到姑娘以后，那伙人眼里都冒着光。姑娘还没有来得及说上一句话，就被领头扑倒在地上，男孩刚想反抗就有一把柴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还被逼着跪在地上，亲眼看着自己女友的衣服被一件件剥离的事实。
我看了一会儿，只得叹口气，把车子开到那伙人的面前，按了四五声喇叭，把正在兴头上的几人惊醒，然后掏了200美金，叫他们放过这个姑娘。
因为我当时常走这条线，很多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帮猜叔做事，所以这伙人很识趣地拿过钱离开。
这对情侣坐上我的车，男孩一边帮赤裸着身体的女友穿衣服，一边质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帮忙。
我不喜欢他的态度，半开玩笑说自己觉得他女朋友长得漂亮，想要多看看。男孩很愤怒，要从后座掐我的脖子，女孩及时拉住了他。
他们坐了一段路就要下车。从始至终，这对情侣都没有对我表示过感谢，也没有还我那200美金。
送货的过程中上发生过许多故事，这只是其中的一段小插曲。
我喜欢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把车窗全打开，体会狂风带着雨丝刮痛皮肤的感觉。
送货路上必定会经过一条小道，小道路窄树多，树枝交错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个天然的树荫隧道。阳光大部分被隔绝在树荫外，只有一些落在地上，聚成光斑。每当树叶被风吹的摇曳，光线就在地面跳起舞蹈。
驶入小道之前，需要拐一个入口很小的急弯，必须要倒车两次才能开进去。每当此时，我会边倒车边把猜叔送的碟片放进音响，第一首歌是李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在进入隧道口的时候，总是恰好唱到那一句：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一个人在异国，漫无目的地活着，其实是件挺孤单的事。
在又一个雨打芭蕉叶的午后，我一个人抽烟。莫名想起我的太奶奶。
太奶奶是地主家出生，嫁给我太爷爷时只有14岁。太爷爷没几年就死在战场，太奶奶变成寡妇，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
据家里长辈说，太奶奶在少女时代上过一段时间的私塾，识得一些字，看过一些书。因为有文化，所以不合群。她平常不喜欢和村里农妇聊天，常躲在家里端着书本在看。
我记得自己还是孩童时，太奶奶常抱着我讲故事，现在这些记忆早已模糊，唯独有件事始终记得。
我4岁父母离异。但等到8岁我才明白离婚的含义，同年太奶奶去世。
太奶奶走前两个星期，把我叫到她的房间。
那时太奶奶的骨头外面只有一层皮，摸上去如同枯树枝。她侧身躺在红色鸳鸯的被子里，拉着我的手，用家乡话轻轻和我说道：
“崽崽，祖奶要走，你以后得记得祖奶的一句话，好伐啦？”我点头。
“你以后爱一个人或者恨一个人不要那么快，慢慢来，一定要慢慢来。”
“为什么啊？”我不懂，问太奶奶。
“太快的话，你会受伤的。”太奶奶笑起来，嘴里没有牙齿。
隔了一会儿，太奶奶让我靠近一点，她凑近耳朵和我说：“崽崽，如果可以，祖奶不想你这么早长大，有勒吃力（有点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