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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李放弃学业之后，准备乘船到中国去，而此时的中国正值庚子事变。荷马李的这一趟行程十分惊心动魄，但相关的记载却比较少，只能从蛛丝马迹中窥探荷马李的行踪。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荷马李此时去中国，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国内的保皇运动。保皇会对于能得到荷马李的帮助非常高兴：“能获得这样一个成员的帮助，意义非常重大，身在澳门的保皇会领导人都看到了加州取得的这项功绩……同时，国内的领导成员也觉得他们一定能获得成功——因为如今有一个美国军人帮助他们了。”
[1]
康有为对此评论到：“堪骂李来助，甚好……今西人来请从者甚多。星坡巡捕官亦愿从征也。”
洛杉矶保皇会的一位领导人谭济骞清楚地意识到有白人相助意味着什么，他拍摄了一张他与荷马李以及另外一名义士张拱胜的照片。8张这样的照片被分别寄给了夏威夷、横滨、长崎、香港和澳门，同时寄出的信件中写到，荷马李是加州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对军事事务十分精通，同情保皇会，希望从军事角度去指挥起义并使其获得成功。
接着谭济骞让荷马李赶快行动。他为荷马李提供了重要的文件，包括身份证明、给康有为以及旧金山保皇会领导人的介绍信，还有给东亚最重要的保皇会领导人的5封信。介绍信的内容如下：
南海先生赐鉴：
敬启者，今有西人名未士咑李，系美国人，现住罗省技利埠，曾肄业于士丹佛大学堂多年，长于兵法。今始卒业游历，言论甚为通达。其先祖父当南北花旗之战曾为总兵元帅者也。他愤中国弱肉强食，心抱不平，自愿教习华人兵法（旨在内地设立武备学堂练兵二千），以图自存。今同义士张拱胜兄（恩平人，亦在本埠大书院学水陆兵法者）游东南洋、港澳各埠，结交帝党诸烈士，愿一见先生言论风采为快。与弟有识面之缘，特求通函，以便沿途招接。但见他可将立会宗旨详晰告知，俾知吾党非有异志，一切保皇事务必肯相助为理也。中国幸甚。耑此敬问
义安！
弟谭济骞上言 十二月廿三日
这封中文信下端有英文标题“给康有为（又名康南海）的介绍信”。旁边还有一份该信件内容的英文译文，其标题是“Translation of Mr．Homer Lea's letters of introduction written by Tom Tsai Hin of Los Angeles to the leading revolutionists”，对照可知，谭济骞的英文名是Tom Tsai Hin。
[2]
美国报刊中没有查到更多的关于这个Tom Tsai Hin的消息。以谭济骞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笔者也没有找到相关的中文资料，只查到他曾写有《伪经考答问·读书要论》
。据此推测，谭济骞应该是康有为的弟子。
这封谭济骞写给康有为的介绍信中，清晰地写明了荷马李的身份及特长，甚至指出荷马李与美国内战时期李将军的关系，同时信中点明了荷马李去中国是想在内地设学堂练兵，以帮助保皇会的勤王运动。持有上述介绍信之后，荷马李于1900年3月份来到旧金山。荷马李在伍盘照的帮助下找到了旧金山的保皇会。会长谭树彬（Dr．Tom She Bin）非常高兴， [3] 大肆宣传，并于3月16日晚举行了一次宴会。宴会中，荷马李通过参加辩论社团而得以锻炼的演说能力得以充分发挥。他在宴会上畅谈了自己的计划。他将在香港或者澳门发动一场起义，然后沿河向上游推进，直至福州，建立3个基地。如果把所有军队的指挥权完全给他，他会给他们提供武器装备以及全程的军官辅助，以使得这些军队具备专业性。荷马李还告诉这些人，他一直在与美国陆军的查尔斯·怀特（Charles White）通信，通过他，荷马李可以组建一支由1 200名退役美军组成的军队到香港去，加入荷马李在那里的军队。此外还有三个白人愿意帮助荷马李，分别是：萨缪尔医生（Dr．E．H．Samuels of Mayfield）将负责战地医院；塔格特（L．E．Taggart）是斯坦福大学市政工程系的一名学生，将负责工程兵；约翰·约克（John York）将管理信号兵。荷马李说，即将进行的战斗将是令人愉快的。他现在只等着和中国人签订最后的合同。 [4]
荷马李到中国帮助保皇会，这件事情根据其性质而言，应该是在保皇会内部保密的。然而，本应该秘密进行的事情，却被媒体曝光了。1900年4月22日，《旧金山呼声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荷马李与保皇会合作的消息，并详细介绍了保皇会的发展情况、其宗旨和领袖，还刊登了荷马李与谭济骞、张拱胜的合影，还有塔格特、萨缪尔、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的照片或画像。旧金山总领事馆也从这份报纸获知了消息，并采取了行动。对此，总领事何祐
写信给报社表示感谢，而报纸也将这封感谢信予以刊登。何祐在信中说：“美国和中国国内那些参与密谋的中国人，都已经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然而我们从没想到我们需要担心有野心的美国人会妄自尊大且想获得沾满那些误入歧途的中国反叛者鲜血的财富。如今看来，我们有必要为此做准备了。很不幸的是，一个美国人会成为那些打着改革中国旗号的叛乱者的工具，如今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来防备此类事情，一旦他们有所行动，他们将会发现每一步我们都有防备。”
[5]
《旧金山呼声报》的新闻刊载之后，立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荷马李以及保皇会的活动成为关注的热点。报章继续爆料：“《旧金山呼声报》发现洛杉矶的荷马李承担了一项维新会重大任务，即推翻太后统治并让光绪皇帝复位。荷马李先生在这个城市十分有名，他有一个有钱的父亲。他身材矮小，但是头脑发达。他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在那里形成了通过战争改革中华帝国的想法，其目的是让具有进步思想的皇帝复位，以欧洲帝国为模板改革政府，避免中国被瓜分。荷马李得到了谭济骞的支持，后者是这个城市革命派的代表人物。荷马李还声称得到了现身在马尼拉的查理·怀特（Charley White）的许诺，答应在菲律宾招募1 200名美军。荷马李还获得了尊敬的伍盘照牧师（Rev．Ng Pon Chew）的背书。伍盘照以前曾住在这个城市，现今在旧金山主编一份中文报纸。约翰·约克（John York）是洛杉矶的一位律师，报纸中提到他将担任革命军中信号兵的指挥官。” [6]
本应秘密进行的事情是如何泄漏的呢？尤金（Eugene）指出：“报道中所暴露的照片以及详细的时间和细节等信息，表明这是荷马李自曝的新闻。它透漏了这个年轻人急于在起义中起到重要的军事作用。”
[7]
尤金这样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荷马李很喜欢把自己的行踪公布于报端，让别人知晓，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就经常可以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他离开学校或者回学校的消息。
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乔丹也认为是荷马李泄漏出去的：“基于他一贯的作风，他通过《旧金山呼声报》的报道将这个计划公之于众，于是立刻被海关官员拒绝他进入中国境内。”
[8]
卡普兰认为消息可能是从荷马李的一个熟人那里泄漏出去的。
[9]
这两种猜测都无法找到切实的证据。
还有一则史料表明，这件事情与谭树彬有关系：“闻谭树彬将我书漏出登报，罗省技埠亦然，后一切书札，切宜谨密。去年开会之事，实藉树彬一人不畏强御之力。其时各人皆无书来，但谭一人，故我不能不藉其力而复之（何将此情告唐、罗、崔三人？）。自十二月子肩有书来后，即归总会，谭树彬但经之复之。今唐琼昌、罗伯棠、崔子肩频书攻谭树彬，云其受何祐主使，泄险事无所不至，究果然否？据谭树彬前后来书，乃一极粗人耳。若如此，则是奸人两造相攻，吾无从遥断，汝可密查复我。”
这是康有为于1900年6月27日写给谭张孝的信。信的开篇便写有：“得四月三日书悉。”“四月三日”即1900年5月1日。报纸于4月22日登载荷马李和保皇会相关消息，并把领事何祐的信件一并刊登，5月1日谭张孝把相关事情写信告知康有为，康有为于6月27日回信给谭张孝。信中提及听闻谭树彬将书信泄漏登报，告诫谭张孝以后有关书札等一定要谨慎地保存好。谭张孝写给康有为的信虽然看不到，但是从康有为的回信来看，谭张孝对于谭树彬的行为是有微词的。然而，康有为指出，谭树彬还有值得称道之处（“不畏强御之力”），而且需要借助他的力量。康有为希望谭张孝把康有为的想法和苦衷也告知唐、罗、崔三人。但是对于谭树彬是否受到何祐主使以及谭树彬为人，康有为也有些难以“遥断”，因而要谭张孝“密查”。
谭张孝是什么人，他与泄密事件有何关系呢？搜索一番谭张孝的资料后，可以对他形成大略的印象。 [10] 谭张孝，即谭良（Tom Leung ），广东顺德人，曾在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与梁启超、徐勤同学。1899年赴美，成为著名的中医。1901年12月回国，1902年4月再次赴美。他对保皇会事务多有参与，任洛杉矶保皇会分会长。梁启超、康有为访美时，他陪同游览。谭张孝一直保持与康有为的书信联系。从谭张孝与康有为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与康有为关系十分亲近，康有为也非常信任他。根据谭张孝在洛杉矶保皇会中的地位，以及他是康门弟子的身份，谭济骞应该就是谭张孝。笔者后来检索谭张孝外孙女谭精意所保存的谭张孝往来书信时，发现了一封题为“致李济骞书”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济骞我兄：
横滨一晤，邈隔三秋，顾言之怀，未尝可忘。每从金山大埠各同志函中藉悉吾兄行止，稍慰远想。
顷奉手书，奖厉〈励〉商榷，一一钦佩。国事正当靡聘之时，吾党尤处多难之日，夺心经营，凡在同侪，皆有责□耳。
所示译局办理章程数条，多中肯棨，敬当采纳。此局所印之书，系按部完全出版者，非如《译书汇编》之支离破碎也，勿念，勿念。顷八股已废，此局更当起色。现拟编一入场用之书（如《经策通纂》之类，可售数万部，每部售价二十元左右），大约需本钱二万左右，而一年之内，可获利十余万以上，此可操券而决者。但办理必以速乃妙耳，故今者译局股份拟更厚集至十万，则长袖善舞，办理更有把握也。兄意谓如何？
黄君□之通识热心，深可钦敬，望代为致意，千万。此请义安
弟启超顿首八月七日
此信后附有“编者按：此为亲笔信”。信的抬头是写给“济骞”的，信中提到二人许久没见，梁启超是从旧金山同志的信中得知“吾兄行止”，以慰藉想念之情。梁启超主要在信中谈到了译书局的事情，对于“济骞”提到的建议表示敬佩并要采纳。这封信的抬头并没有提到收信人姓什么，而编者在编辑成书时，在“济骞”二字之前加了一个“李”字。《康梁与保皇会》一书中收录的多为谭张孝个人私信，若是写给别人的信，一般会在信中指明这封信原来写给谁、转发给谁、为何转发等内容。而这一封信，没有写明转发等相关信息，故而应该是写给谭张孝本人的，再联系前面提到的关于谭济骞和谭张孝的一些情况，两相对比，更能佐证谭济骞就是谭张孝，也就是谭良。“济骞”这个名字除了在草堂时期以及上文提到的介绍信中出现过外，就是在这封梁启超的信中了，这个名字之所以慢慢淡出视野，可能与戊戌政变之后的形势有关，需要隐匿行藏，只有非常亲密、知根底的人才知道这个名字。 [11] 这封信之后，《康梁与保皇会》一书中收录的梁启超写给谭的所有信，都用的是“张孝”这个名字。
关于谭树彬的资料比较少，在“康有为与保皇会”等相关主题的中文资料和书籍中，可以零星见到他的名字。另外，在《洛杉矶捷报》（Los Angeles Herald）中搜索到275条关于他的新闻，其中许多是广告，说他的医术非常高明。报道性质的文章多是提到他因为无照行医而被传讯、被逮捕。
[12]
他的家曾几次遭火灾。1907年7月6日报纸报道他家遭到火灾。
[13]
1915年9月2日报纸又报道他家遭火灾。
[14]
笔者根据各种资料，对其简历归纳如下：谭树彬，1842年生于开平长沙，1897年左右独自去美国行医，
后成为加州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医。
[15]
康有为在美洲组建保皇会后，谭树彬积极响应，并成为加州保皇会的重要领导人。
从资料来看，虽然谭树彬与泄密事件有很大关系，但是康有为也只能让谭张孝等人体谅他的苦衷，而且要暗中调查谭树彬，也就是说不要声张。然而泄密事件对于保皇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事情泄漏之后，荷马李提到的那些相关美国人立刻在报纸上登载消息，说对荷马李所说的事情并不知情，整件事情完全是荷马李虚构的。4月26日，报章说，约翰·约克（John York）谴责了那个关于荷马李和其他人将去中国推翻清政府的虚假故事。
[16]
4月27日，报章刊文说，查尔斯·怀特（Charles White）的父亲指出：“那个年轻人荷马李所说的消息，对我而言，似乎充满了最丰富的想象力”，他说已经跟他儿子确认过，荷马李说的不是事实。
[17]
可见，领事何祐在报纸上刊登的那封信还是有一定的威慑作用的。中国国内的起义活动因泄密事件也受到很大影响，此外，美洲保皇会重要人物在国内的家属受到波及，对此，康有为称旧金山领事何祐“无端作孽，力攻保皇”
。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泄密事件之后，据报道：“自从他（荷马李）的生平以及抱负在《旧金山呼声报》上报道之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从那时起，他已经收到了来自美国和英国现役及退役军官的上百封信件，请求被纳入他的旗下。据可靠消息称，他在斯坦福的许多同学，而且至少有一名教授，已经表示如果有需要，他们将随同他一起到中国去。” [18] 荷马李与保皇会合作的故事曝光之后，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同时报刊也开始关注荷马李这个故事的后续进展。
泄密事件并没有中断荷马李的行程，但荷马李已经强烈感受到了保密的重要性。在秘密曝光之后，报载：“荷马李悄悄地消失了。亲朋好友对于他离开去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可能是在旧金山帮会的直接资助下，他溜去了东方。” [19] 他于6月22日乘坐“中国号”轮船出发去往东方。《旧金山呼声报》登载文章称，荷马李此行带着在美国筹集到的6万美金，“将用于装备军队，以支持光绪皇帝，推翻如今掌控中国政府的皇太后的统治”。这篇报道同样以头版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而且，整版以相当大的篇幅刊登的是各国进军中国及在中国的战况，其标题为：“2万外国军队即将登上中国的土地”、“800美军加入天津的战斗中，据说北京的中国军队要杀死所有外国人”、“列强达成了三点意见”、“英国军队已为远征中国做好准备”。整版配上了一些图片：居中的是天津的照片以及美国驻天津领事的画像，右上角是西摩尔将军和士兵的画像，左上角则是荷马李的画像，旁边还有一个中国人跪在地上，正在等待外国士兵砍头。 [20] 将这些新闻和图片放在一起会引起读者的猜想：荷马李与联军有何关系，与义和团又有何关系呢？这样的谋篇布局，再次体现了当时“黄色新闻”的特点十分突出。中国正在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派出军队到中国去，而这个时候，加州的荷马李也到中国去了。这份报纸以此形式来博取读者的眼球。
上述报道交代了荷马李去中国时中国国内的重要背景：义和团运动逐步走向高潮。保皇派和革命派等力量当时都试图利用局势进行一番作为。康有为说：“此次北乱，中英开仗，吾得随意购械，真天赉也！惟津法租界全毁，英军八百全没，俄调三万入京，北京必倾，中国大分，然或者复辟之事及中国自立之举，即在此乎？”
自慈禧立“大阿哥”事情之后，梁启超等人意识到光绪地位岌岌可危，因此有心借助目前局势，开展勤王运动。唐才常组织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其军队称为自立军。自立会召开国会（容闳为会长）、联络维新人士，同时也联合会党，遥戴中山。
1900年8月，起义事泄，唐才常被害，自立军失败。与此同时，孙中山等人积极谋划惠州起义。10月6日，起义爆发，一度大败清军。10月22日，因粮饷军械问题，义军解散。
在庚子勤王中，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出现，即在这个时期，各派都想趁机谋事，一度出现了互相联合的局面。1900年4月28日，梁启超写信给孙中山，提议联合并用勤王的名号起义：“自去年岁杪，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
孙中山尤其支持各派力量联合起来，以图共举大事：“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
孙中山几次试图与康有为联合行动，唐才常争取与张之洞合作，何启与港督商议劝说李鸿章据两广独立，以上这些都是各派力量试图联合的表现。1900年9月3日，孙中山抵日本长崎，与容闳会晤。
戊戌维新时期，容闳与康梁关系密切，甚至“由于容闳在自己寓所金顶庙与康梁接触很多，活动频繁，引起了顽固派官僚的注意和监视”。
此时容闳与孙中山的会晤，对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联合具有重要意义。惠州起义的时候，报章就有揣测此次起义与康有为及孙中山关系密切，“闻匪首区姓，系康有为逆党，此次之乱实康有为及孙文二逆主谋，并有粤秀书院监院桂植、羊城书院监院章果与闻其事，大宪已将桂植拿获收禁，惟章果知风逃避，未樱法网耳”。
这一时期，“以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林圭、汪康年等人为轴心，围绕兴中会、保皇会、正气会、自立会及中国议会，形成宗旨、渊源相互交错的派系，在反清变政共识与政见利益分歧的交相作用下，结成既合作共事又角逐争雄的复杂关系”。
在中国国内混乱纷扰的局势下，荷马李去了中国。“他的军队没有跟他一起。他会在哪里与他的军队汇合，荷马李拒绝予以透露。” [21] 为何选择这个时候去中国，荷马李也做出了解释：“我得知义和团运动要发生了，在建议之下，我决定立刻去中国。” [22] 荷马李没明确说出其得到了谁的建议，但建议者中肯定有保皇派。
荷马李乘坐的轮船经过了夏威夷、菲律宾、日本。其后，荷马李到达香港，与当地保皇会接上头之后，去新加坡见了康有为，于7月末又回到香港，在那里作为军事顾问为保皇会的起义提供帮助。 [23]
1900年7月30日，报刊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内容是何祐透露的他们了解到的荷马李情况：“几个月之前，斯坦福的一个肄业生，名叫荷马李的年轻人，出发去中国，据说要领导革命党。发现的材料证实了他的使命的确存在，而且他与保皇会相关。7月17日，那个曾经搭载荷马李这个年轻美国人的轮船的下一班搭载了梁启超（他和康有为都是这场变革的首脑）离开夏威夷，去往中国。荷马李和他那些中国策划者们的计划是在帝国的南方港口召集由4万名反叛者组成的军队，然后向北京进军。不久之前，我们成功地在广东截获了4 000件试图提供给这支军队的军装。它们是在海峡殖民地制造并从新加坡运来的。”
[24]
泄密事件后，保皇派的行动引起中国政府的特别注意。康有为言：“自秋冬来，每我辈欲为一事，地方官未有不知；知则即行戒严，即行捉获，险至万分。”
何祐向报纸透露的上述情况，就是在政府密切关注保皇派行动之后，所采取举动的明证。也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保皇会想要有所行动，尤其困难。尽管受到这样监视，但笔者并未在中国档案等相关资料中找到关于荷马李活动的中文记载。
清政府的监视及破坏使得保皇会的行动需更加隐秘，荷马李的行动也处于隐秘状态，只能从美国报刊的零星报道去获知一点荷马李此时的相关消息。1900年8月4日《洛杉矶捷报》载文提到：“《每日快讯》（Daily Express）驻香港的记者称，从旧金山来的荷马李到达了这里，荷马李是中国维新会在美国分支的成员，他带着6 000元
，据说将用于反抗皇太后的相关活动，该活动在1898年之后就处于静止状态，直至最近几周。”
[25]
除了上述报章登载何祐透露的消息以及这一篇报道之外，美国媒体关于荷马李在中国期间的消息几乎一片空白，难怪这两篇报道会被各种不同报刊登载，一方面说明报章和公众此时对于荷马李的消息还在关注，另一方面则说明此时相关消息的确太少。
荷马李在中国究竟干了什么？在中国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地给他在这里的一些朋友写信，描述战斗进展情况。他有时候会提到自己的升迁，简单提及中国人很好指挥，他参与的那些战斗很容易就打败了义和团”。 [26]
此外，荷马李回国后还讲述了他在中国的故事。据卡尔回忆，荷马李曾告诉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的军队曾经与皇太后的军队激烈交战过几次，但是这些战役后来都没有结果，可能是因为外国的干涉。”荷马李还尝试去抓住皇太后，卡尔回忆说：“荷马李将军告诉我，他曾经做出一个大胆的尝试，试图去抓住皇太后。他得知皇太后试图从‘紫禁城的红墙’中逃出来，去往她的避暑行宫——内陆的某个地方。荷马李离开了他的军队，带上了两名本地的副官，试图把那个老太太拦截下来。因为情报的错误，他没有成功，但是他经历了许多冒险。”荷马李还告诉卡尔在寺庙中发生的奇妙事情。因为要躲避暴风雨，荷马李等人躲到寺庙中。在等候暴风雨过去的时候，和尚们通过看手相以消磨时间。其中一个和尚，看了看荷马李的手，突然拜倒在地行问候礼。其他的和尚惊奇地问他怎么回事。那个拜倒在地的和尚小声说，这是一位皇帝的手掌。卡尔说：“这让荷马李觉得很好玩，但是我认为这肯定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荷马李还告诉卡尔，在他冒险的过程中还碰到了一队匪徒，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见到外国人会把外国人撕得粉碎，荷马李的随从都非常害怕，可荷马李径直走过去面对那群匪徒，结果那群匪徒默默地闪到两旁，让荷马李一行人通过。他的随从听到匪首告诉其同伴说荷马李是一个有强大力量的恶魔。“后来皇太后安全地回到了她的宝位，而荷马李将军因为被悬赏捉拿而不得不逃离中国。” [27]
对于荷马李正在做的事情以及讲的故事，几乎没有人相信，“它太难以置信了：看到那个在学校里坐在你旁边的男生突然成为了东方某个军队的中将（Lieutenant-general），这是对人的一生可能性相关认识的一次巨大冲击”。 [28]
荷马李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威尔·欧文（Will Irwin）记录了一个故事，可以佐证荷马李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个故事是斯坦福的同学矿业工程师威尔森（Wilson）给欧文讲述的。威尔森说，他听到义和团针对所有欧洲人，于是准备去北京。“那天晚上，他在一个十分友善的清朝官员的庭院中借宿。第二天早上，他正在为这段最凶险的旅程装备马车时，从一个门里出来一个驼背白人，他直呼了威尔森的名字。这个陌生人说：‘我从未想过会遇到你，我也是斯坦福的学生，我的名字叫荷马李，99届的，我知道关于你的所有事情。不要对你去北京的行程感到担忧。消息已经传递出去了，你不会受到骚扰。’然后那个驼背，再次向他保证，他去北京的旅途已经打点好了，而且会受到照料，其后他就告辞，消失不见了。” [29] 从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到荷马李对于威尔森的行踪十分清楚，而且已经为他做好了准备，说明荷马李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对于荷马李在中国的影响力，马歇尔·斯蒂姆森（Marshall Stimson）在文章中提到：“法官伍德（Justice Walton J．Wood）去了菲律宾，并在马尼拉待了一段时间，在那里遇到了中国人，他们对于荷马李非常熟悉。法官伍德后来受邀去香港，然后去广东，在那里，中国勤王运动的重要人物宴请了他。据法官伍德说，在保皇党的所有成员中，荷马李享有相当高的声望。” [30]
荷马李来中国之前，在宴会中提及了他的计划、他对起义的设想，而且假设保皇会给他全权指挥军队，他将会有一番大的作为。实际到了中国之后，在这些起义之中，没有看到中方资料提及荷马李这个人，更不用说记载他在起义中起到何种重要作用了。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事情的机密性，荷马李接触的人未留有相关记录，另一方面，也与康有为此时对荷马李的定位有关系。康有为认为：“孔马哩未知内情，其说不可行（有一西人摩近大攻孔马哩，以为西人之学不齿其人）。凡外埠之人亦不知内情。”
康有为等人比旧金山的同志要理性一些，没有采用荷马李的起义计划，也没有把荷马李纳入实际的起义活动中。
其间，荷马李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特克斯（Tex O'Reilly）在上海俱乐部中遇到了荷马李，邀请他去家里住了将近4个月。
[31]
因为荷马李没有钱了，也没有继续留在中国的理由，荷马李选择离开中国。
[32]
他化装成法国传教士以避免被清朝当局察觉和逮捕。
1901年1月，他已经在横滨了。
荷马李来中国途经日本时，正好遇见了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乔丹。乔丹回忆说：“在长崎（Nagasaki），我遇到了荷马李，他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那时他正要去东京见巴克先生（Mr．Buck），希望能够通过他劝说欧洲大国进行干涉，以帮助合法的中国皇帝反抗皇太后的统治。” [33]
离开中国后，荷马李在日本停留至少三个月的时间。马歇尔·斯蒂姆森说：“在日本的时候，荷马李显然有大量的机会去研究日本的制度。他显然与日本的许多政要建立了朋友关系。我曾经见过伊藤侯爵（Marquis Ito）给他写的信。” [34] 荷马李后来拜访了日本的大隈重信伯爵。从大隈那里，荷马李得知了戊戌变法的一些情况，因为“（他）那时是日本首相，并与光绪皇帝持续通信”，为此荷马李对大隈伯爵表示感激。荷马李说：“在与那个伟大政治家的私人会谈中，他告诉了我整个计划。这是他根据日本的经验，对中国改革所作出的建议。”对于中国为何会听从日本的建议，荷马李说：“也许事情有些奇怪，一个国家的皇帝向另外一个国家的首相咨询建议，而且两国最近刚发生战争。需要记住的是，中日之间的那场战争是一场绝非出自于中国人的本心的争斗……俄国的外交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正如它是中国所有困苦的根源一样……在皇帝为了中国的进步而进行改革的所有时间里，皇帝和他的顾问康有为都在不断地与首相大隈重信联系。”在荷马李与大隈的会面中，大隈重信归纳了皇帝所采用的整个计划：“第一，废除现有的野蛮刑罚。这种刑罚是鞑靼人为了维护自己统治，针对那些不服从统治的种族而慢慢形成的。第二，建立西式的义务教育，以便于人们摆脱黑暗的状态。他们一直处于这种黑暗状态中，以便更容易继续被压制。第三，给媒体绝对的自由，于是乡村中现存的会议体制可以借由报纸（它成为人民的论坛）而成为全国性的。第四，逐渐改变现有的科举考试制度，官员的晋升不再只纯粹基于其对于文学和经典的修养，还要包括西式学校中教授的有用的人文科学知识。第五，在政府的掌控之下发展铁路系统，使它们成为人民的公路，给人民带来世界上最好的交通方式。第六，改变现有厘金征收方式，统一整个帝国的关税，税收直接上缴给国家财政，取代现有的征收土地税。第七，重组帝国的军队，使其归中央掌控，将其建立在现代的基础之上，运用西式的训练方式和战略方法。”荷马李说：“像大隈重信伯爵那样，用如此少的言语去讲述整个国家政策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因为他用精心选择的词句来讲述，如何准确地将意思转述出来，就更加困难了。但是我已经将我所能记住的他的言论尽量记录了下来，因为我觉得他是除了康有为之外，最能够知道皇帝真正意图的人，而且他还具有帮助同源同种的国家进行相似改革的额外优势。”荷马李看到了日本在戊戌维新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日本首相是除康有为外最懂得皇帝真正意图的人。荷马李还提出俄国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人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已经被划分为两个部分。长江是分界线。江北由皇太后统治，江南由皇帝统治，或者至少是由他的拥护者管理。义和团运动是由皇太后发动的一场暴动。皇太后受到俄国人的哄骗才做这样的事情，而俄国人认为战争和纷乱将使得他们最终牢牢掌控中国”，荷马李认为：“为了和平和幸福，皇帝必须立即复位。在他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民将获得一个和平、繁荣和现代化的国家。而皇太后当权，将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和纷扰。俄国人支持她，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她在位，国家的管理将十分混乱，以至于欧洲强国不得不干涉。这样，在将来瓜分中国的时候，俄国人就能获得最大的一块。” [35] 荷马李的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隈重信等人的影响。三国干涉还辽后，日俄矛盾日渐尖锐。日本意识到与俄国的竞争关系。在义和团运动中，就有帝党倾向于日本，后党倾向于俄国这样的说法。日俄的竞争与争霸体现在了戊戌维新、戊戌政变以及义和团等一系列事件之中。荷马李在中国以及日本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日俄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他在东方的见闻，使其对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印象。荷马李后来回忆说：“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和山县有朋（Baron Yamagato）谈过，这个人曾指挥一支日本军队，在萨摩藩（Satsuma）叛乱中，手拿武士刀（two-handed swords）战斗。想象一下，那个时代的军队发展成为现代的日本军队，会是什么情景。整个世界都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日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了一个什么位置。而且它还会继续爬升。” [36] 随着时势发展，这些经历和印象成为他后来写作《无知之勇》的一种重要资料来源。
对于荷马李的行为，日本媒体并不看好：“日本媒体怀疑荷马李是否能够成功。荷马李，一个加州的学生，已经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他试图通过与中国南方进步人士的合作，致力于中国真正利益的提升。” [37]
荷马李在中国及其周边活动的这段期间，孙中山也在这一地区。乔丹在其书中写到：“在英属香港，他（荷马李）遇到了孙中山——一位聪明的梦想家，他十分喜欢荷马李。” [38] 荷马李的同学马歇尔·斯蒂姆森也写到：当慈禧悬赏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和荷马李时，“他们都逃跑了。荷马李跟着孙中山一起到了日本。荷马李告诉我，日本为了自己的目的，秘密地支持这些改良派的活动，而俄国则可能支持皇太后及其拥护者”。 [39] 根据乔丹和马歇尔·斯蒂姆森的说法，荷马李在这次冒险中，与孙中山曾经碰面。
孙中山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他与荷马李碰面的过程：
那时我又碰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有一次，我正向一群追随我的同伴演说，看到了一个身材瘦小的年青人，他身高不够五呎，年龄和我相仿，脸色苍白，显得体格纤弱。事后他来找我，对我说：“我愿意和你共同奋斗，我愿意帮助你。我相信你的宣传定能够成功。”
从他的口音，我听出他是个美国人。他伸出手来，我紧紧握着向他道谢。但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猜想他也许是个传教士或学者。我没有猜错。在他走后，我问一位朋友：“那驼背的小个子是谁？”
“噢，”他说，“那是咸马里上校，当今世界上出色的军事天才之一——不，也许就是最出色的一个。他精通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
我吃惊得几乎合不拢嘴。
“正是他刚刚表示愿意和我共同奋斗。”
第二天早晨，我拜访了咸马里，现在他是将军，而且是《无知之勇》一书的著名作者。我告诉他，一旦我的革命获得成功，而我的同胞又授权于我，我将聘请他为首席军事顾问。
“不必等到你当上中国总统，”他说。“在那以前你就会需要我。没有军队，你既不可能建立也无法维持一个政权。我确信，中国人经过适当的训练就可以组成出色的军队。”
从孙中山的这段话来看，他与荷马李的初次见面发生在“那时”。根据二人的活动轨迹，可以更精确地说二人会面在1900年。对于见面的情景和细节，孙中山回忆得十分详细生动；在怎样的情形之下碰到荷马李，荷马李当时的外貌、双方的对话等一一被记录下来。这篇回忆依据的是伦敦英文杂志《滨海杂志》（ The Strand Magazine ）第43卷第255号上刊登的记者在伦敦采访孙中山的谈话记录，《孙中山全集》的编者根据孙中山的行踪来判断，这篇回忆录产生的时间是1911年11月中旬。也就是说，10多年后，孙中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能十分清晰地回忆起与荷马李初次见面时的对话等细节，这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人们对于这份回忆录产生了质疑，认为孙中山此说不可信。“这样会晤，确实带有传奇的色彩。但据现有的材料看来，这也许是孙中山为了某种目的而编造的故事。”
布兰德（J．O．P．Bland）认为，孙中山的这份回忆录“是重建的记忆，像音乐剧的剧本一样充满奇幻色彩”。
[40]
另外，尤金（Eugene）指出，孙中山在回忆录中用了“军事天才”、“精通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样的词，让人会产生疑问：这究竟是否是他们初遇的时间和地点。因为“这些赞美之词是在《无知之勇》出版多年后人们才给与他（荷马李）的”。
[41]
尤金也提到，因为当时荷马李和孙中山在一起，基于荷马李自我吹嘘的性格以及他们即将回中国去见孙中山的同事和追随者，因此，在这个回忆录的生成过程中，荷马李将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做了一定的美化，以便巩固和提升荷马李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42]
另外，关于具体二人初次会面的时间，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有认为是1896年的：“1896年孙中山游历欧洲，在伦敦被诱执后，经康德黎营救脱险，自此声名大噪。在伦敦他遇见了美国人咸马里上校，从此他们建立了友谊。”
有认为是1900年的：“（荷马李）1899年来华支持康有为的变革，并在中国南部担任反满义军的军官。起义失败后，逃往香港，结识孙中山。”
有认为是1904年的：“孙中山很早就见过荷默·利，也许那就是1904年春天在旧金山的时候。”
有认为是1910年的：“曾被康有为、梁启超委任为‘中国维新军总司令’。后因不愿受骗，投入中国革命派行列。1910年3月与孙中山晤面，制订在国中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计划，负责掌管军事”
；“事实是：咸马里是通过容闳的介绍，和孙中山建立了通信联系，初次会晤，则是在1910年3月长滩会谈的时刻”
；“1910年，在旧金山，孙中山的军事教官更是从天而降。当时，一名瘦小的美国青年，走近正在演讲的孙中山说：‘我愿意和你共同奋斗，我愿意帮助你。’事后才知道，此人正是美国军事家荷马李。”
1910年，荷马李和孙中山的确进行了会晤，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还会谈到。1904年孙中山经历了木屋被囚事件，由伍盘照出面予以解救，且跟伍盘照交往密切，此时在旧金山，孙中山与荷马李应该也有机会晤面。如果这是二人的初见，孙中山不会对荷马李的美国口音印象深刻。根据前面所述荷马李的经历，1896年荷马李在西方学院就读，没有材料提到他去了伦敦，因此，1896年的说法也不可信。
再回到孙中山回忆录中关于二人初见的说法。荷马李来中国之前，谭济骞已经将荷马李的照片随信寄给了夏威夷、横滨、长崎、香港和澳门等地组织，而且让荷马李随身带着他写的5封介绍信，给东亚最重要的保皇会领导人，其中有一封就是给香港的“Lee Yung Shue of Tuck Wing”，介绍信中提及了荷马李的军事才能。荷马李到达香港后，与当地的维新派人士会面，其中就有容闳。容闳此后在写给旧金山同志的信中还就荷马李的表现予以称赞。
[43]
因此，容闳是知道荷马李的。容闳当时与维新派以及革命派都有联系，主张并积极推动二派联合起来共同起事。荷马李此时也设想了一个新策略，即建议保皇会与孙中山联合起来，从澳门发动攻击，并雇佣美国军官领导军队。港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ke）在7月30日发现，荷马李和孙中山革命派的成员与康有为的代表在澳门会晤，商讨联合行动，但是康梁一派拒绝与革命派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44]
可以看出，荷马李、容闳、孙中山三人此时都主张联合行动。荷马李极有可能通过容闳认识了谢缵泰、孙中山。
于是孙中山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情景就说得通了。因为孙中山和荷马李二人会面的场景发生在东亚，于是孙中山可以从口音中去判断这个人是来自美国。而荷马李因为提倡合作，所以这时他说愿意帮助孙中山、与孙中山共同奋斗也是讲得通的。而经由容闳的关系，孙中山的朋友已经获知荷马李的身份，从而向孙中山介绍，说荷马李是“军事天才”，而且“也许是最出色的一个”，这些用词是符合荷马李自我吹捧的作风的。而且后来的记忆会对之前的记忆产生影响，故而因孙中山在回忆录中提到荷马李的后来才具有的军事名声而作为否定回忆真实性的证据，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且如果孙中山的回忆录伪造了荷马李与孙中山初次相识的情景，为何不做得更真实一些，而要留下这种十分明显的纰漏呢？故而笔者认为孙中山回忆录中提到的二人初次相见是可信的。
当孙中山亲自拜访荷马李并会谈之后，发现二人的相似之处很多，一见如故，于是孙中山许诺将聘请荷马李为首席军事顾问，前提条件是“革命获得成功”、“同胞又授权”。荷马李则更会为自己争取机会：提出为孙中山训练组建军队。而这个训练组建军队并不是孙中山一人需要的，康梁等人也需要这样做。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人认为中国复兴强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荷马李与孙中山的这次会谈中提到“中国人经过适当的训练就可以组成出色的军队”。荷马李在中国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中国人非常爱国，而且中国人是勇猛的战士，前提条件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军队首脑，如果他们的直接上级不再是力量的凝聚核心，那么他们马上就会没有了士气。荷马李说：“这是他们生活方式导致的自然结果。总是生活在乡村里，尽管形成了农耕团体；从未单独个人创业，而总是处于陪伴与合作的状态之中；当他们在田野或作坊里工作时，总是将家人留在身边。互相依赖已经成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性，几个月的军事训练根本无法让他们丢掉这个特性。” [45] 对荷马李而言，中国人需要经过适当训练以组成出色的军队。
荷马李此次到中国去的目的在谭济骞写的介绍信中说得非常明白，即“自愿教习华人兵法（旨在内地设立武备学堂练兵二千），以图自存”，同时，荷马李在庚子事变中的经历让他更加意识到了训练军队的必要性，而与孙中山的初次见面则进一步坚定了他训练军队的想法。因此，训练军队成为他回美国后急需要做的事情。
[1] “Young Californian is Plotting to Become Commander in Chief of Chinese Rebel Forces”，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pril 22，1900，p.7.
[2] “Young Californian is Plotting to Become Commander in Chief of Chinese Rebel Forces”，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pril 22，1900，p.1.
[3] “Young Californian is Plotting to Become Commander in Chief of Chinese Rebel Forces”，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pril 22，1900，p.7.文中用的是Dr．Tom She Bin，卡普兰（Kaplan）写到他就是T'an Shu-pin，笔者经过查找，其中文名就是谭树彬。参见Lawrence M．Kaplan， 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p.35。
[4] “Young Californian is Plotting to Become Commander in Chief of Chinese Rebel Forces”，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pril 22，1900，p.7.
[5] “Ho Yow Thanks ‘The Call' for Valuable Information”，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pril 22，1900，p.1.
[6] “Down the Line”， Los Angeles Herald ，April 24，1900，p.4.
[7] Eugene Anschel， Homer Lea，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4，p.9.
[8] David Starr Jordan， The Days of a Man ，World Book Company （Yonkers-on-Hudson，N.Y.），1922，vol.2，p.32.
[9] Lawrence M．Kaplan， 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pp.35—36.
[10] 参见谭金花：《开平碉楼与民居鼎盛期间华侨思想的形成及其对本土文化的影响》，黄继烨、张国雄主编：《开平碉楼与村落研究》，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潮龙起：《美国华人史1848—1949》，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85—86页；王明德：《草堂万木森 变法维新政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76—177页；陈汉才：《容闳评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79—280页；蔡惠尧：《康有为、谭张孝与琼彩楼》，《历史档案》，2000年第2期，第99页；Louise Leung Larson， Sweet Bamboo：A Memoir of a Chinese American Fami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2001，p.24。
[11] 对于这三个名字的区别，谭良的女儿在其书中写到：谭良到美国后，改谭张孝为谭良，可能是为了方便美国人念他的名字；谭张孝（Tom Cherng How）是亲朋好友称呼他时候用的名字，而谭济骞（Tom Gee Lin）则是他儿时的名字。Louise Leung Larson， Sweet Bamboo：A Memoir of a Chinese American Fami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2001，p.24.
[12] “Chinese Doctor for Third Time Escape Law's Clutch”， Los Angeles Herald ，February 8，1908，p.5.文中说，中医（Tom She Bin）无照行医而被指控，这已经是他去年第3次被传唤到法庭中。
[13] “Chinese Doctor is Burned Out”， Los Angeles Herald ，July 6，1907，p.7.
[14] “Chinese Girl Saves Relatives in Fire”， Los Angeles Herald ，September 2，1915，p.10.
[15] “Tom She Bin's Pills”， Los Angeles Herald ，October 18，1893，p.7.另见“Chinese Eager to See Juries Work”， Los Angeles Herald ，June 7，1907，p.7.文中说：“谭树彬（Tom She Bin）是中国人中最有名的。”又参见“Chinese Doctors Answer in Court”， Los Angeles Herald ，June 5，1907，p.7。
[16] “Won't Invade China”， Los Angeles Herald ，April 26，1900，p.6.
[17] “Down the Line”， Los Angeles Herald ，April 27，1900，p.4.这篇文章中的名字写法混乱，用的是Charlie White。
[18] “Homer Lea，a Stanford Student，Sails for China With a Big Sum of Money Collected for the Purpose of Raising an Army to Outwit the Dowager Empress”， The San Francisco Call ，June 23，1900，p.1.
[19] “A Chinese General Fro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3，1901，p.A1.
[20] “Homer Lea，a Stanford Student，Sails for China With a Big Sum of Money Collected for the Purpose of Raising an Army to Outwit the Dowager Empress”， The San Francisco Call ，June 23，1900，p.1.
[21] “Caught in Passing”， Los Angeles Herald ，June 26，1900，p.4.
[22] “Homer Lee，the Student，Now a Chinese General”，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pril 9，1901，p.12.
[23] Lawrence M．Kaplan， 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pp.40—41.
[24] “Consul-General and Reformers”， New-York Tribune ，July 30，1900，p.3.美国许多报纸都登载了同样内容，参见：“Chinese are Squabbling”， Saint Paul Globe ，July 30，1900，p.3；“Chinese in Frisco Quarrel”， Omaha Daily Bee ，July 30，1900，p.1；“Chinese are Quarreling”， Houston Daily Post ，July 30，1900，p.1；“Word War in Chinatown”， The Salt Lake Herald ，July 30，1900，p.2。
[25] “Advance of Allies not Confirmed”， Los Angeles Herald ，August 4，1900，p.1.同样的内容也刊载在其他报纸上，参见： Morning Press ，August 4，1900，p.1； San Diego Union and Daily Bee ，August 4，1900，p.1； Santa Barbara Weekly Press ，August 9，1900，p.3； Richmond Dispatch ，August 4，1900，p.1； The Daily Morning Journal and Courier ，August 4，1900，p.1； Houston Daily Post ，August 4，1900，p.1； Savannah Morning News ，August 4，1900，p.1； Portland Daily Press ，August 4，1900，p.1； Semi-weekly Messenger ，August 7，1900，p.5； Shiner Gazette ，August 8，1900，p.3。
[26] “A Chinese General Fro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3，1901，p.A1.
[27] Harry C．Carr，“Death Overpowers Odd World Figure”，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1912，p.II1.
[28] Harry C．Carr，“Death Overpowers Odd World Figure”，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1912，p.II1.
[29] Will Irwin， The Making of a Reporter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2，p.19.
[30] Marshall Stimson，“A Los Angeles Jeremiah”， The Quarterly：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Vol.24，No.1（March 1942），p.7.
[31] Eugene Anschel， Homer Lea，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4，p.27.
[32] 对于荷马李没钱的窘况以及回国的路费，乔丹回忆：“路过葡属澳门，他发现自己没钱了，向旧金山的华人求助后，成功地回到了家中。”David Starr Jordan， The Days of a Man ，World Book Company （Yonkers-on-Hudson，N.Y.），1922，vol.2，p.32.
[33] David Starr Jordan， The Days of a Man ，World Book Company （Yonkers-on-Hudson，N.Y.），1922，vol.2，p.32.
[34] Marshall Stimson，“A Los Angeles Jeremiah”， The Quarterly：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Vol.24，No.1（March 1942），p.7.
[35] “Homer Lee，the Student，Now a Chinese General”，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pril 9，1901，p.12.
[36] “Gloomy Foreboding of Gen．Homer Lea”，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9，1908，p.II1.
[37] “Oriental Notes”，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 ，May 29，1901，p.8．这是一份檀香山的报纸。
[38] David Starr Jordan， The Days of a Man ，World Book Company （Yonkers-on-Hudson，N.Y.），1922，vol.2，p.32.
[39] Marshall Stimson，“A Los Angeles Jeremiah”， The Quarterly：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Vol.24，No.1（March 1942），p.7.
[40] J．O．P．Bland， Recent Events and Present Politics in China ，Philadelphia：J．B．Lippincott Company；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12，p.226．转引自Eugene Anschel， Homer Lea，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4，p.18。
[41] Eugene Anschel， Homer Lea，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4，p.16.
[42] Eugene Anschel， Homer Lea，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4，p.19.
[43] “How I Was Made a General in the Chinese Army”，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pril 21，1901，p.1.
[44] Lawrence M．Kaplan， Homer Lea，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pp.42—44.
[45] “How I Was Made a General in the Chinese Army”， The San Francisco Call ，April 21，1901，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