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双方宣布停战令——蒋介石向王耀武面授机宜——光明与阴暗的两个世界——陈毅舌战国民党大员——国民党制造摩擦——黄河归故道的斗争——蒋介石整军备战——党中央告诫各地坚持斗争，不怕分裂——内战不可避免

“双十协定”签署之后，蒋介石即向北方各战区下达进攻命令，企图一口吃掉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两个月的战争进程给蒋介石迎头一棒，津浦路上进展缓慢，占领北平、天津都要依靠空中和海上运兵。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在东北到处活动，而国民党军队还在北宁线上慢慢推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被刘伯承、邓小平打得落花流水，马法五被擒、高树勋起义。这些挫折使蒋介石感到，要调兵遣将与共产党作真正的较量，尚需一段时间的准备。而国际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也向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召回赫尔利，派来马歇尔。于是蒋介石只好暂缓执行内战计划，接受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建议，于1946年1月10日宣布停战。在北平成立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监督停火和解决国共双方军事上的矛盾冲突。

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希望和平的。毛泽东在停战令中指出：“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停战的消息传到山东临沂，当地群众一片欢腾。邮电局门前挤满了人，等待买一份《大众日报》的“号外”。阅报栏前也聚集着一大群人，听识字的人在高声朗读。当念到停战令已经下达时，在场的人都鼓掌高呼“好啊！”一位50多岁的老大爷买了20多份“号外”，嘴里喃喃地说：“和平，停战，俺老百姓可盼死了！”郊区后皮庄的民兵们召开大会，传达停战令。村长激动地说：“共产党为了咱老百姓，去年9月毛主席亲自去见老蒋，替俺们提出要求民主的那个意见，哪知老蒋说人话，不办人事，开了一百多万大军进攻解放区。这回国民党发下停战命令，实在是毛主席谋虑周到，没有俺们组织起来的力量，庄户粗人，谁爱听俺们嚷嚷。”有的说：“还没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没听说国民党又向热河进攻了吗？我看咱们还得加点小心。”

蒋介石是不希望和平的。就在停战令公布几天后，他向长沙发出紧急电报，要国民党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马上来重庆见他。王耀武是山东泰安人，出身贫寒，黄埔三期毕业生。抗战期间，他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在1941年春季江西上高会战中，他指挥74军重创日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很快被提升为方面军司令。在国民党将领中，王耀武被认为是比较有头脑，善于打仗的将领。

王耀武从长沙匆匆赶到汉口，换乘飞机到达重庆。蒋介石见到王耀武，面带笑容，勉励一通，然后表情严肃地对王耀武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们的部队变成国家的部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和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解决国事，没有希望。”他又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援华北及东北，任务繁重，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4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2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

回家乡当总司令，王耀武当然很愿意。但考虑到要与“共军”作战，又恐怕落下个发动内战的罪名，王耀武感到很矛盾。几天后他再次去见蒋介石，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抗战胜利之后，军队风气太坏，需要整顿，目前不适宜与共产党作战；第二，官兵和老百姓都有厌战心理，想过太平日子；第三，要共产党放弃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最好能划给他们一个区域，可以减少冲突，也有利于国民党方面巩固地方统治。

蒋介石断然拒绝王耀武的建议，他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他不容许我们休息。你们不要因为和谈放松了准备，我们如果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山东很重要，青岛又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我们必须控制。”接着，他向王耀武面授机宜：“现在津浦、胶济路都被共军截断，我吩咐空军运送你的司令部和部队到济南。以当前山东的情况看，胶济路比津浦路还重要。你到济南后，应尽力打通胶济路。我们的军队将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占领后，再由点线扩大成面。”

看来，蒋介石对于打内战是决心已下，而且有了具体的方案。王耀武作为蒋的嫡系，当然是坚决执行。这么多的部队，要空运到济南而不暴露目标，该是一件多难的事。王耀武与先到济南的李延年商定：飞机将军队运到时，机场戒严，用带篷的卡车将部队拉到空闲的工厂，不许与老百姓见面。对外就说是李延年12军的。这样，在1946年2月停战期间，国民党第4方面军的部队从武汉机场起飞，陆续运送到济南。

王耀武到济南后，发现情况确实对他十分不利。共产党在山东占有绝对优势，除了津浦、胶济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外，县城和广大乡村都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由于交通尚未恢复，城里的粮食、物资极度匮乏，人心动荡。济南这座历史名城，过去被人称颂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而现在是“三面八路一面匪，一城司令半城兵”。何应钦来济南视察，夜里听到城南郊区有机关枪和迫击炮声，不觉胆战心惊。早晨起来就问王耀武：“昨天夜里有枪炮声，你听到没有？”王说听到了。何应钦说：“济南郊区就有共军活动，他们如果用炮向城里射击，都可以打得到。这样对我们威胁太大，要把他们打远一些。”王耀武苦笑而已，何应钦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山东共军的力量优于我们，济南四面楚歌，处在孤立状态中，如不增加部队向外开展，前途并不乐观。”

别处的情况比济南也好不到哪里去。泰安城里闹哄哄地挤满了逃难的汉奸和伪军。有个人叫辆黄包车去县政府，走了一段路，车夫突然问：“先生，你去哪一个县政府？”原来八路军大反攻时，附近各县的伪政权和保安队都仓皇逃命，涌入泰安城，一个城里竟有八个“县政府”。这些汉奸把伪军和保安队纠集起来，自制“山东省防军暂编1师”的旗号，为非作歹起来。城墙上修了碉堡、垛子，城墙外挖了深沟。城里各街巷口都修了工事，这些都是强迫城里的老百姓拆房扒瓦，做苦工搞起来的。伪军在城里要吃要喝，三天两头向百姓派粮派款；伪军经常破门而入，抢了面条抢柴禾，还顺手拿走人家的衣服被面。老百姓愤怒地说：“鬼子投降以后这几个月，比鬼子在这里的八年还难熬！”当停战谈判代表来泰安视察时，每次都有许多老头老太太跪在街头哭喊：“救救我们啊！”

而解放区这边，却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记者在临沂城看到：热闹的集市上纸烟、布匹、肥皂、毛巾等工业品应有尽有，价格也非常便宜。一条抽纱大手帕只卖3元，在重庆至少要500法币。蔬菜摊子更多，卖猪肉、生熟牛肉、煎饼、锅贴的摊子走几步就是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向记者介绍，自临沂解放以来，集市规模扩大了20倍。民主政权成立后，先是发放救济粮，然后是清算分配敌伪资产，同时发展生产，使当地面貌迅速发生变化。原来城里没有一家工厂，现在有了纺织厂、制硝厂。农民分到土地，养了猪，现在一斤猪肉仅14元（解放区货币），普通农民也吃得起。走在街上看着每个人的脸，都流露着喜悦和兴奋的表情。

山东的大部分矿产资源也掌握在解放区人民手中。著名的枣庄煤矿，我方控制着三个大矿井、七个小矿井，占全部矿产的90％。周村煤矿在我方积极修复下，已经日产2000多吨煤。胶东的金矿也恢复了生产。淮北沿海地区的大部分盐场也在我方控制之下。我军恢复了运河的航运事业，促进了华中、两淮和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往来，运河的税收为解放区经济增加了收入。山东解放区当时是各解放区中最富庶的，有力地支援了中共中央和其他解放区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令国民党当局垂涎妒忌。

1946年1月24日，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从徐州飞到峄县，与山东解放区领导人会晤，商谈停战协定执行问题。陈毅、黎玉、张云逸、陈士榘、舒同等前往迎接。美方代表黑里斯上校询问陈毅停火执行情况，陈毅直言相告：我军部队严格执行了停战令，但一些地方的伪军拒不投降，仍向我方开枪挑衅。至于国民党方面声称我军仍在进攻，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黑里斯上校问：“目前在临城为共产党军队包围的政府军，粮食极感困难，可否下令将部队向后稍撤，给对方解决此问题以方便？”

陈毅答：“我们正在这样做，日前我方曾几度派人前往临城交涉，允许其运粮。”

黑里斯又问：“据盐务局报告，共产党部队在苏北控制许多盐田，希望能将部队撤离以上地区，以便恢复生产。”

陈毅答：“这些盐田都是我军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因为国民党盐务局在抗战初期即到大后方去了，现在以上盐田，已交当地民主政府管理，并早已恢复生产。”

黑里斯上校又说：“煤为上海、南京各大都市需要，希望共产党军队控制的煤矿，不至损坏矿上的设备才好。”

陈毅答：“煤不仅为各大都市需要，而且也为我们解放区人民所需要。我们对山东的煤矿，无论公营和私营，均一律采取保护的方针。比如山东的淄博煤矿，我军曾和敌人反复争夺过三次，最后终为我解放。我们对该煤矿主要考虑如何复工的问题。”

陈毅见黑里斯上校絮絮叨叨，好像在为国民党讨饭，不觉好笑。他将话题一转，指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伪军仍盘踞着若干地区，拒不向我军投降。而且国民党方面无理剥夺我军受降的权利。陈毅严肃地说：“一个打胜仗的士兵，他应得到战利品；一个打胜仗的军队，他应该受降。假如剥夺这种正当权利，不仅不公道，不合正义，而且是一种侮辱，这是很难容忍的。”

陈毅的谈话，从容大度，有理有节，黑里斯上校为这位共产党人的风度所感动，连连点头称是。在谈判桌上，共产党人先赢了一分。

1946年3月1日，陈毅、黎玉等乘飞机从临沂到达济南，准备迎接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来济南、徐州视察军事调处事宜。在济南等候的一天中，陈毅会晤了王耀武。陈毅快人快语，开门见山就问：“你们的报纸说，‘山东国军对共军像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一样’。是真的吗？”

王耀武表情尴尬，很不好意思地说：“那是吹牛皮的。”

陈毅说：“不信可以试试看，究竟谁卷谁？你们需要对我们研究一下呢，我们对你们是有研究的，承认你们的长处。可是你们的报纸总是什么‘土匪’长‘土匪’短的，都是王婆卖瓜的那一套。”

王耀武说：“很感谢你，你真坦白。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这一套。你们有三大好处。”

陈毅有兴趣地问：“哪三大好处？”

王耀武说：“一是共产党方面还读书，经常看到你们高级长官在报纸上写文章，讨论问题。国民党内哪里有谁念书呢？有时间都吹牛拍马去了。二是共产党与群众关系好……”

陈毅幽默地打断他的话：“你们不是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吗？”

王耀武说：“那是宣传的。三是你们军队打仗士气高，国民党方面不如你们。”

陈毅觉得王耀武还是个说实话的人，有些见识。就说：“我们也有缺点，一是读书没止境；二是与老百姓关系也有不好的，与地主的关系便是搞不好的；三是我们军队的装备差。”

三天之后，陈毅到了徐州，又见到“皖南事变”的老冤家顾祝同。陈毅对他说：“现在和平民主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北伐是一种潮流，你和蒋先生都是那时候起来的，可知顺潮流的人便能存在。抗日也是一种潮流，现在民主和平也是一样，谁想抗拒阻止，他一定要失败的。”

看顾祝同表示同意，陈毅就问他：“你看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

顾祝同说：“这完全决定于美国。美国人要打就非打不可，美国人不打，要打也打不起来的。”

陈毅问：“老先生不是闹着要打吗？”

顾祝同说：“委员长也没有办法，老头子能顶什么事！”

陈毅问：“打起来前途如何？”

顾祝同说：“你们作战勇敢，但装备不好，现代战争主要是技术决定一切的。”

陈毅顶他：“我们也缴获了日本人很多武器，装备不一定差吧。现在美国人要打，你们应该起来反对嘛。”

顾祝同摇着头说：“国民党内部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真难说。你们共产党的报纸说我是‘皖南事变’的刽子手，其实真冤枉。我不过是执行命令。”

顾祝同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知道当面斗不过陈毅，就派参谋长去作说客。参谋长先给陈毅戴高帽子，吹捧一通，然后说：“陈先生要负责让步些，不要给国民党刺激太多了，让好战者找到借口。”

陈毅立即反驳：“你的话不对，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刺激太大太多了。如果进犯解放区，我们是要坚决自卫的。你们总是称我们为‘土匪’，这不是刺激吗？你看我是不是‘土匪’？”

参谋长说：“陈先生很有学问，哪里是‘土匪’。”

国民党反动派一向口是心非，他们当面说好话，背后却一再搞阴谋，用种种手段破坏谈判，制造事端。

1946年3月2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一行飞抵济南。陈毅、黎玉及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第2绥靖区长官王耀武等到机场迎接，然后一同到国民党省党部大楼开会。济南老百姓挂起彩旗，张贴标语，夹道欢迎“和平使者”。但在欢迎人群中，发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少数人乱喊污蔑共产党的口号，但响应者寥寥。

当三人小组分别听取了国共双方代表所作的汇报后，省党部大院里聚集了一批“学生”。他们呼喊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回家”，一个中年男人混在他们中间低声吩咐：“一定要求周恩来出来讲话，你们的口号和要求态度要强硬。”当周恩来出现在讲坛上，他从容镇定地对大家讲道：

“各位先生，我和马、张两将军在此受到各位热烈的欢迎，甚为感谢。诸位的希望很清楚，就是要和平。抗战胜利后，我和马、张两将军所努力的就是要全国实现和平。山东在抗战当中，在敌人的残酷统治下，受尽了痛苦，我现在来慰问诸先生。现在乡村和城市不应再隔绝了，应该恢复交通了，城市父老需要粮食，乡村父老需要商品，我们应该保证实现这些要求。我看见王耀武将军和陈毅将军握手言欢，我很高兴，山东从此可以获得和平。这次我们三人来，诸位所希望的和平、民主、统一是一定要实现的！”

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大家脸上露出了笑容，鼓掌之后便散去了，并没有发生一些人盼望的反共场面。 多年后王耀武在回忆录中承认，这些请愿是国民党当局策划的，鼓动一些地主子弟和国民党职员闹事，“借机诬蔑共产党，使周副主席难堪，使马歇尔认为山东的百姓是反共的”。遗憾的是，这些把戏又失败了。

停战谈判期间，共产党和民主政府认真执行协定，积极配合停战谈判的工作。各军分区向执行小组提供详细材料，标明我军各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并介绍等待回国的日军和伪军的驻地和具体情况，便利执行小组进行划界和调停。执行小组在解放区活动期间，我方都给予热情接待。而国民党方面一再玩弄阴谋，以种种手段进行挑衅。当执行小组前往地方视察时，经常遇到闹事者高喊诬蔑共产党的口号，扣留、毒打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例如1946年5月21日，第22小组我方代表甘重斗及翻译吴武汉到枣庄中兴煤矿开会，解决伪军王继美部盘踞破坏煤矿设备问题。会后乘车返回途中，遭到便衣伪军士兵毒打。甘重斗被打断肋骨，伤势严重。在山东野战军总部强烈抗议下，被军调部送往北平医院治疗。6月10日，执行小组到晏城调解伪军向我军挑衅事件，途中遭到伪军射击。结果子弹不长眼，打死了国民党联络官雷奋强，我方人员刘仁秀负伤。国民党方面硬说雷是被共军打死的，将我方代表缴枪、扣押几天，又强迫他们离开济南。从2月中旬到6月中旬，仅我方代表团向军调部提供的备忘录中，我方谈判代表和小组工作人员被侮辱和伤害事件就有25起。国民党军和伪军向我方挑衅的事件就更多了。

国民党利用停战时期暗中备战，调遣军队，并得到美国人的暗中支持。当时泰安城内驻扎着宁春霖部伪军8000余人，在我军包围下，已成瓮中之鳖。粮食弹药都极为缺乏。王耀武想保存这部分力量，设法让其突围到济南。如果没有足够的弹药，这帮家伙出城不远就会被我军消灭。当时我军严守停战协定，停止对泰安的军事行动，并允许往城内运送粮食柴草。王耀武想借运粮的机会，把子弹装在麻袋里，每次运几十包。他把偷运子弹的事预先告诉了美方代表雷克上校，得到他的默许。正逢军事调处小组要到泰安视察，王耀武命令部下把子弹与大米混在麻袋里，装了几车厢，随车运到泰安车站。不料搬运工人卸货时，感到有的麻袋重，有的麻袋轻，产生怀疑。我方代表要求开包检查。国民党代表慌了手脚，命令关上车厢，宁可再拉回济南，也不让开包检查。结果，偷运子弹没有成功。雷克上校也当众出丑，回去对王耀武大发牢骚。

1946年3月间，国民党在济南制造了一起“王道事件”。王道是鲁中军区独立旅旅长，奉命带几个干部到济南与国民党省政府接洽交换日用品的事情。国民党军统特务诬陷王道是共产党派来搞情报的，硬将他们扣留起来。特务编造了王道等人的脱离共产党的“电报”，造成既成事实，让他想回也回不去。国民党特务的如意算盘是：王道不是老八路，原来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后来带部队投奔了八路军。把他争取过来，可以得到许多共产党的情报。他们派王道去给国民党军官办训练班，教授对付共产党的战术。谁知王道讲课时反复宣传共产党的好处，说：“共产党就是因为抗战到底，才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学共产党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首先就学他们诚心诚意为人民。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就是好，没有二流子，没有浪费和不生产的事，所以遇到灾荒也饿不死人。”特务们把情况报告给王耀武，王耀武感叹地说：“共产党真厉害，像王道这样的人，过去是国民党的旅长，一旦投了共产党，竟对共产党如此忠心。不要让他讲了，把他关起来好了。”后来王道被关了将近一年，才被人救出，辗转回到了解放区。

在停战的半年内，国民党当局从各方面捣乱破坏，给解放区制造困难和麻烦。1946年1月，南京政府宣布“黄河归故”的决定。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与日军作战中节节败退，为了阻挡日军进攻，竟然不顾中原百万人民的生死安危，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大片“黄泛区”，造成河南、安徽、江苏的44个市县受灾，淹没耕地84万公顷，89万人死亡，390万人逃荒。从此后，黄河改道经由中牟、扶沟、太康等县，夺颍河、涡河入淮河，再入黄海。抗战期间，花园口以下黄河故道成为我冀鲁豫、山东抗日根据地管辖范围。

从理论上说，黄河应当回归故道。但是国民党选择的时机居心叵测。正如周恩来1946年1月8日的谈话所指出，蒋介石急于将黄河回归故道的用心“就在想利用黄河水淹死豫、鲁解放区人民和部队，隔断解放区的自卫动员，破坏解放区的物资供给，好便于他的进攻和侵占，以达到他的军事目的”。

黄河改道八年间，从花园口到山东利津的下游故道变化很大。由于河床干枯，很多老百姓迁到大堤内开荒种地，拆护堤的砖石盖屋建房。形成了200多个村庄。河堤多处被挖开口子，变成通衢大道。黄河归故，首先要迁移几万户居民，修复上千里破旧的河堤。这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办到的事情。国民党方面不顾解放区老百姓死活，强行在花园口开始堵口工程，扬言要在两个月内合龙，将黄河回归故道。国民党的蛮横行径引起了故道两岸人民的愤怒，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共中央指示冀鲁豫解放区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渤海解放区成立黄河河务局，一面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一面动员群众做好准备工作。在国内舆论的谴责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暂停堵口，与解放区代表谈判。1946年4月在开封达成初步协议：堵口与修复大堤同时进行，由南京方面拨款救济河床内的迁移百姓，并解决修堤所需的民工、物资、运输等工程费用。

国民党政府为了发动内战，加紧堵口行动，白崇禧、刘峙等将领先后到花园口视察，带有明显的军事目的。对解放区的救济粮款和工程用款，则一拖再拖。根据协议，解放区一期修堤工程应由南京方面拨款100亿元，实际只拨40亿元。7月应将8800吨面粉运到菏泽，2500吨面粉运到渤海解放区。实际上只有500吨运到菏泽，1300吨运到渤海区，致使数万修堤民工忍饥挨饿。1946年7月国共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山东长清、东明等地袭击修堤民工，抢走修河工具，多次骚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黄河水滚滚东流，全部注入故道。沿河的濮阳、范县等10个县的河滩区内就有237个村庄被淹，淹没耕地27万亩，造成了大量新灾民。国民党借黄河归故之名，行淹没解放区之实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

在制造摩擦、对解放区进行破坏和挑衅的同时，蒋介石抓紧时间整顿军队、调兵遣将，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1946年3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名为裁减军队，实为整顿军队质量，进行战争动员。蒋介石在会议上说：“我们在政治、经济、外交上都有信心，有把握取胜，问题是在军事上，就是在你们这些高级将领身上。你们是否有把握指挥自己的部队打败共军？你们必须确实掌握好你们的军队，不要腐化堕落，要努力完成任务。”国民党军队经过一个时期的整顿，把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如王耀武的老部队74军改为整编74师，由张灵甫任师长。原来的师整编为两个团建制的旅，拆散一个团补充其他的团，使之达到满员。多余的军官调到后方，拉大批青年学生入伍，进行训练。以日军投降缴获的武器和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部队，重点装备几个嫡系部队。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国民党军队编制少了，而战斗力实际上加强了许多。整编好的部队陆续调往靠近解放区的战略要地，以求集中优势兵力向解放区发动突然进攻。华东地区是蒋介石进攻的重点，1946年1月停战令生效时，国民党军在华东共有17个正规军47个师，加上部分伪军。到6月底，南京方面陆续将第100、65、99、5、73、88、54军共7个军、19个师增调到华东解放区周围。这样，国民党军对付华东解放区的总兵力达到23个军，共52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停战半年时间，国民党方面对华东解放区的袭击达900余次，蚕食村庄城镇300多个。

当时，国共双方的争夺焦点在东北，中共中央命令东北局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坚决斗争，组织四平保卫战。而在其他地区则尽量保持克制，避免与国民党破裂。因为对全面内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和平”的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干部和部队。有的同志认为，战争一时打不起来了。山东8师曾在一个连队进行调查，全连72人，认为“人人要和平，和平可靠”的占44人；认为“努力就可靠，不努力不可靠”的占7人；认为“解放区地面小，蒋介石队伍多，美国还帮他，现在小冲突，将来大冲突，和平不可靠”的占21人。可见，能保持警惕性的同志仅有三分之一。在根据地后方，也出现了许多混乱的现象。许多人要求复员，回老家去过太平日子。机关脱产人员大量增加，财政开支盲目增长，出现赤字。本来各根据地依靠征收公粮就能维持党、政、军人员的口粮，由于脱产人员剧增，粮食供应也出现紧张。有的单位“自筹经费”，竞相开设商店，与民争利，影响了市场的稳定，造成物价上涨。有的地区解散或削弱了民兵武装，这些现象在淮南地区表现比较严重，全面内战爆发后，使得淮南地区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局面。

这种情况，不仅华东有，其他根据地也有。蒋介石表面上鼓吹“民主”，召开政协会议，却根本不承认政协的决议。暗地里却调兵遣将，加紧内战准备。中共中央很快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乐观情绪中清醒过来，1946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我们是不愿其破坏的。但反动派必欲破坏，只要使人民了解这是由国方破坏的，而不是由我方破坏的，那对于中国的前途，也会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不破坏它们，但我们决不怕反动派破坏，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山东、华中的领导人接到中央指示，命令各部队开展“百日练兵”运动，提高政治觉悟，加强正规化训练，以便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严重局面。果然，从4月起，东北炮声隆隆，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四平保卫战，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激烈厮杀。战斗持续了一个月，我军因消耗过大，主动退出四平，放弃长春，撤退到松花江北岸。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在短暂的停战期间，向中共驻南京谈判代表团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苛刻条件：中共让出南满、西满、东满地区，只准许保留3个师的编制和北满部分地区；中共让出热河、察哈尔全境；中共立即退出山东新收复的城镇，让出烟台、威海卫让国民党军进驻；让国民党军队继续增兵青岛、天津、北平，以便使美军撤退。

面对蒋介石的恐吓和威胁，周恩来愤怒地拒绝了国民党的条件。中共中央迅速通知各解放区，全面内战将于7月爆发，各部队要加紧准备，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平的气氛已经散去，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c+/HUEvtBLl0w5B70viVNL5QLPn8bXgpSkHKwtStZRHOFyBwZsNRlHYA68yEs5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