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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耕作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寻找到一个让土地耕作者们在冲破了小块绿洲的限制之后得以定居下来的方法。这些零星分布于西南亚的绿洲是靠自然条件灌溉的，从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的转变也因此而得以实现。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更为广袤浩瀚的地区，农民本来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庄稼，如今这里发生了分阶段、渐进的变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尽，永远被抛弃的流浪式农业便开始由轮作式农业所取代。在轮作式农业中，当一块土地经过“刀耕火种”的方法暂时获得肥力得到耕种之后，到再度被种上庄稼之前，必须经过一段休耕期，待地里重新长出足够的野生树木，以便在这块被一度弃置的土地再度获得肥力之后，重新进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只是在经历了许多代人、也许是许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于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足够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使其足以为生。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房屋连同土地一起留给后代。以后，这种被固定于一块可耕地上的状态，就成为各种社会中的地役权的标志，这些社会能提供的只是一种经济选择机会。不过，从根本上说，人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的技术水平，必然成为对于定居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的一种社会性补偿，而这种补偿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早在学会不依赖于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远远地离开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区，散居各地。尽管如此，在一片十分靠近西南亚绿洲农业摇篮地区的广阔的土地里，人们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征服、开发这一地区，拓荒者们便会从这里得到比他们的祖先们从其所居住的绿洲中所能得到的更多的收获。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征服这片丛林沼泽地，不仅仅是一项技术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它是一项社会性成就。当然，人类的一切技术成就都是社会成就。人是社会性动物，如果我们人类的祖先不是社会性动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人，而人类社会的局限性显然也一直成为其无限的技术能力的桎梏。哪怕是制造并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住在西南亚小块绿洲上的农耕者们大概已经找到了办法，即如何人为地改善大自然赐予的灌溉条件。为了开发两河流域送给人们的厚礼——冲积层土壤，人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已经学会的人工灌溉技术，因而与以往任何合作性事业相比，所需要的人力上的合作也就多得多，合作的范围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仅仅是规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质也不同。因此，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肯定有那么一些领袖人物参与了人类征服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策划活动。这些领袖人物想象力丰富，具有远见卓识，并且能够自觉地工作，尽管这种最终收益极大的工作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领袖们不能劝导大批同胞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宏伟规划就只能是南柯一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奋斗的目标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这种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对神癨的信奉。对领袖人物及其追随者来说，神癨的力量和智慧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新工具——书面语言也应运而生。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袖们需要这种新工具。因为需要开发的水源与土地面积之广大，参与人员之众多，仅凭记忆中的口头协议和指令，而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发明苏美尔文字是创造性天才的杰作。不过，这个迄今为止人们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既复杂又粗陋，晦涩而难于识读。书面语言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保证了识文断字的领袖们对目不识丁的群众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种类：地区文明。之所以把这一功绩归于苏美尔人，是因为苏美尔书卷中所表达的语言已经演化到能为我们所识读的阶段。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苏美尔人就是最早的文字发明者，也无法确认是否他们就是最早把丛林沼泽变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丛林沼泽地带的苏美尔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为这片荒原在被开发之前，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一些最早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乌尔、乌鲁克、埃利都，这些地方都位于这片泽国的西南边缘，与阿拉伯毗邻。不过，苏美尔人似乎不太可能来自阿拉伯，他们的语言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而从阿拉伯接连不断涌入毗邻的亚非地区的大量移民却都讲闪米特语。
苏美尔文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地区文明，它也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明，即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与之类型相同的社会的翻版，甚至没有受到过哪怕任何一点外界的启迪。（中美洲文明也许同样直接源于其前文明祖先，不过，中美洲文明的源起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苏美尔文明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文字，二是它的庙宇建筑。当然，这两个特征是逐渐形成的。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为的视觉形象）中创造了书写文字。其中开创性的是发明了表意符号（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并不完整。但是，对苏美尔社会识字阶层的所有成员来讲，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在最后一个阶段发明了音素（即表达口语中使用的语音的协同符号）。苏美尔人从未转而完全采用音素，他们的文字是模棱两可的、随意性很强的音素与表意文字的混合体。表意文字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即数量庞大。但是，与音素相比，它们的优点在于可以永远地把一种意思与一种符号连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语语音的演变过程中，一个语音和一种符号之间却会丧失它们最初的协同关系。不过，音素与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人类所能发出的音素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只能从其潜在的语音库存中选择出一部分音素。
在我们已知的有图画和文字记录的最初阶段，苏美尔文明表现出了与同类型社会中其他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它只是其中最古老的标本。
在开发冲积盆地使之适于农耕的同时，在旧大陆的文明中心，苏美尔人的社会第一个生产出了剩余产品，即产品的产量超过了每年生存所需的最低需求量。但是，这个剩余产品并未在所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生产活动作出过贡献。如果平均分配剩余产品，每人所得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与生存所需的总量相比，这个剩余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剩余产品的生产毕竟是个革命性的起点。实际上，剩余产品被留下，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所占有，他们的时间、精力均未用于粮食生产，而这却是大多数人终生从事的劳动。将剩余产品分配给少数人是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尽管这是统治阶级享受特权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如果群众不相信统治阶级是为了全社会服务而赢得这一特权时，这种特权便会为群众所痛恨，而不会得到他们的宽容。统治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货真价实的。如果社会想在人为创造的、造福于大家的环境中生存，这种服务的确必不可少。冲积盆地的开发和征服已创造了这一良好的生存环境。总之，少数统治者在经济上占有了冲积盆地的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不仅为公众提供服务，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之中打发由此获得的闲暇时光。
统治者为公众服务的头等任务就是管理以一个城市为核心的整个社区。与它相比，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体系的复杂程度上，都令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村社的祖先们相形见绌。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地耕作者不同，苏美尔农民并不负责组织自己的工作。全社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好灌溉系统。因此，保证堤坝、水渠完好无损的公共徭役与耕作农田一样，已成为农民的一部分义务。农民的所有行动必须在公共权威的指导下进行，因为在特殊季节分配特定量的灌溉用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唯一权威来裁决。
我们已经注意到，统治者在人间的权力受到超自然力量的赞许。对于在冲积盆地上劳作、生活的人们来说，管理灌溉系统是统治者头等重要的公共功能，除此之外，统治者还是社区与神癨之间的中间人。虽然一个城邦人口众多，而且分化成不同阶级，但是，对神癨的力量与智慧的共同信仰是推动苏美尔城邦国家全体民众协调行动的精神力量。统治者还把部分财富和闲暇用于个人享受，例如由仆人侍奉，赏玩工艺品等等。随着金属工艺品的出现，金属工具也不断地问世，而农民耕地用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却仍是自造的。
靠多数人生产出的农业剩余产品供养的、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人们集中于城市之中，是苏美尔文明的另一个新特点。或许这些城市一开始只是举行仪式的祭祀中心，全社区的人定期在这里集中，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与大家密切相关的公益性工程的组织工作。一开始，这类祭祀中心或许只有少数长期住户，随着少数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祭司与世俗管理人员的分工（最初两者之间并没有分工）之后，这些人加上他们的文书抄写员、仆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坛四周的房舍里，祭祀中心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阶级分化是第一个社会性的恶果，也是人们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付出的代价。城市乡村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离更加速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苏美尔文明第二个与生俱来的恶果就是战争。产生这两个恶果的先决经济条件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在一个社区中，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能用于工作的时间都要用于生产粮食，他们没有余暇来做哪怕是兼职的行政人员、祭司、工匠或士兵。
苏美尔人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类型最基本的革新究竟是什么？剩余产品、阶级分化、书写文字、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这些都是新的显著特征，不过，最关键的是神癨的性质与作用的转变。
人们只能从视觉艺术中推断出已成为过去的史前社会的宗教：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穴壁画，例如在莱潘斯基—维尔洞穴中的立体人像，即一些新石器时代象征多产母亲的小雕像。我们只能通过它们来猜测与之相关的礼仪和神话。苏美尔人留下的文件则提供了有关苏美尔宗教及其他方面生活的大量情况，因为用苏美尔语言文字写成的最早的文书已为人们识读。在这些文件中，我们看到了苏美尔众神，我们发现，这些神癨已经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苏美尔文明刚刚诞生之际，它的神癨仍然部分地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起初，这也许是神癨唯一的功用。然而，现在在这些神癨中，已经有一部分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个特定的苏美尔城邦的人类的集体力量。苏美尔神癨的这种双重作用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的一场革命。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癨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际，人类仍要对大自然俯首帖耳；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盆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天平便倒向了人类一边。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已经证明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自然王国的一隅，而在过去，人类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这种地方。在继续崇拜过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时，人类对自己的集体力量也开始顶礼膜拜，这突出地表明人类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征服冲积盆地的苏美尔人，使其祖先的自然神癨起到人类主权国家的神圣保护者或神圣服务者的作用，并记录下了这种命运的变迁。
作为自然力量的代表，苏美尔的神癨一直是整个苏美尔公共社会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作为各个城邦的代表，他们分别是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苏美尔社区的象征。这些神癨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是整体统一的。在现存最早的苏美尔文书中已记载了这种神癨的新作用，这对苏美尔文明的前途来讲，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