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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Jean-Jacques Rousseau
卢梭（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夜最杰出的思想先行者，他的“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是他最早的一篇重要作品。论文系应第戎学院的征文而作，原名为“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和卢梭的名字分不开的18世纪后半叶的“返于自然”的思潮，最初就是在这篇论文里得到了明确的阐发。
关于这篇论文的写作，卢梭自己在《忏悔录》中有过记述，大致经过如下：1749年盛夏，卢梭由文桑尼（Vincennes）去巴黎访问他的好友、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1713—1784）；途中小憩，偶然翻阅一份《法兰西信使报》（
Mercure de France
），看到上面载有第戎学院如上的征文题目，一时思如泉涌，遂构成了这篇论文的论点
。卢梭见到狄德罗之后，谈起此事，得到了狄德罗的鼓励。论文写成之后，曾交狄德罗阅读，狄德罗甚感兴趣，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曾有过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说是卢梭最初本想从正面回答这个征题的，但狄德罗劝他不如做反面文章，卢梭听从了狄德罗的劝告，才确定了本文的主旨。这种说法并无根据，因为本文所发挥的主旨和卢梭后来一贯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他后来全部思想体系的一个前导。书中虽有一部分思想可能出自狄德罗的提示，但这应该视为是那个时代启蒙思潮的总倾向的一部分。
因为这篇论文是卢梭最早的（也是他成名的）作品，所以其中不可避免地还带有思想上某些不成熟的痕迹。卢梭在晚年回忆自己的这篇作品时，写道：
这篇文章虽然充满了力量与热情，却完全缺乏逻辑与章法。在我笔下所曾写出过的全部作品中，以这一篇的论证最为薄弱，而又最缺乏比例与和谐。无论一个人生来的才分有多么大，写作的技巧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阵营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卢梭针对着18世纪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之下贵族社会的虚伪与腐化，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攻击。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是：自然是美好的，出自自然的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因此应该以自然的美好来代替“文明”的罪恶。这样，卢梭便以“自然”（以及人的自然权利）来与“文明”（以及贵族的特权）相对抗，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文明”。他后来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包括宣扬天赋人权从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理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以及宣扬返于自然从而在文艺思想领域上开浪漫主义之先河的《新哀洛漪思》（一名《余丽》）——的基本观念都可以溯源于此书。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富于民主性和战斗性的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的。正因为如此，这篇论文才成为启蒙时代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一，标志着美学理论的一个新高峰。卢梭虽然是一般地在谴责科学与艺术，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但是隐蔽在抽象的一般科学与艺术的名义之下，他所谴责的实质上只能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贵族统治阶级的虚伪的思想与腐朽的艺术，也就是抨击以社会不平等为其基础的贵族统治阶级的“文明”。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卢梭不仅抗议封建等级制度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谴责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文明。因此，他的结论中包含有历史逻辑的合理因素，我们对此应该加以历史主义的分析，而不应该笼统地看待或加以抽象的理解。
与伤风败俗的科学和艺术针锋相对，卢梭便举起了“自然”这面旗帜。所谓自然，也就是小私有者理想化了的社会生活；卢梭所维护的乃是一个小私有者理想社会之“外化”了的“自然”。这就是在政治观点上卢梭所以要美化自然状态，在美学观点上卢梭所以要美化天然感情的思想根源；它与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与自然来对抗等级与特权的总思潮是一脉相通的。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小私有者对自由与平等的热望是贯穿着他一生著作与生活的主导思想。他在这篇论文里所反对的文明并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一般的文明；他号召的返于自然也不是抽象的自然，而只是小私有者的民主主义者所理想化了的自由与平等的秩序。他在本文中曾指责统治阶级的科学与艺术乃是财富与奢侈的产物。后来他在一系列的政治著作中，如《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则更进一步强调指出财富和贪婪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作为十八、十九世纪革命民主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开创人，他在本文中谴责了“文明”社会风尚的堕落，并提出唯有平民、唯有“纯朴的灵魂”才可能具有深刻真挚的感情。卢梭断言科学、艺术是与人民相矛盾的，他揭橥富于人民性的真挚感情，用以反抗贵族文明的虚伪造作；这种归真返璞的要求反映了第三等级中的平民阶层对空虚腐化的贵族文化的抗议。这一观点后来在他的教育著作《爱弥儿》和小说《新哀洛漪思》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述。《爱弥儿》描写了一个不为人压迫人的“文明”社会所玷污、完全出于自然之手的理想人格，《新哀洛漪思》则更对这种理想赋之以艺术形象的表现。卢梭就这样以其对简单纯朴的自然与人性的赞颂和高度评价，开辟了启蒙时代文学的民主潮流，从而对近代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卢梭也像历史上一切杰出的思想家一样，不能不受到他自己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主要表现为作者的空想主义的观点和非历史的方法。他抗议18世纪统治阶级的腐化的文明，但他是从小资产阶级、小私有者的良心和人性发出他的抗议的。卢梭认为自然是永恒的；因此人的天性（自然和天性在原文中是同一个字）也是永恒的。人的天性中就包含着有自臻于完美之境的能力。经典作家曾指出：
18世纪的准备了革命的法国哲学家们……要求无情地毁灭一切与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同样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只不过是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这种中等市民，在那时，正发展成为近代的资产者。
在他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之下，卢梭并不能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面貌及其趋向，他只能乞灵于小私有者的永恒的良心与理性。在他的眼中，历史的发展就只体现为观念原则的更迭；具体的历史既被他还原为抽象的观念原则，这就使他不可能对于具体的历史作出科学的分析，尽管他的某些论点含有光辉的辩证法因素。因此，在评价这样一部历史性的古典著作时，我们必须仔细分辨其中哪些思想是体现新的历史时代的要求与热望的民主性的命题，哪些又是作者所特具的那种小私有者的主观幻想。
由这篇论文所开始提出的“返于自然”的思想曾经风靡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它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西方各国先进的思想家、作家（如德国狂飙运动的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如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以及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的思潮（如拜伦、雨果和乔治·桑）。可是与此同时，它的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那一面，也对于此后历史上的思想逆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19世纪初法国著名的诗人夏多布里昂就是一个例子。
还应该提到：这一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传到了中国。严复在好几个地方都曾提到过卢梭的这一思想，特别是在他评点的《老子》一书中。王国维在论《红楼梦》时（但并不是在他那篇有名的《红楼梦评论》里），也表现过类似的思想。卢梭强调纯朴感情的自然流露这一思想，有其人民性与民主性的一面；因此它受到现代某些学者如白璧德（I. Babbitt）等人的歪曲和讥讽。而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白璧德是被“学衡”派所着力宣扬过的。但是鲁迅在与“学衡”派论战之余，却对卢梭及其思想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他说：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是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
鲁迅是在把卢梭看成“是扫除、是大呼猛进”的“轨道的破坏者”这种意义上来肯定卢梭的，这似乎可以表明在对待思想文化遗产上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取其糟粕而弃其精华，而另一种则是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本书译文曾于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将译文重新校订付诸再版，以纪念卢梭诞生250周年。译文是根据1837年傅尔涅（Furne）版《卢梭全集》第一卷所载的本文译出的。在翻译过程中曾参考过阿吉霭（Hatier）本的卢梭《论科学与艺术》一书和柯尔（Cole）的英译本。译注大部分亦摘采自傅尔涅和阿吉霭两种版本。由于自己的水平与时间所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希望能得到读者们的指正。
译者
1962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