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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二岁才入正规的小学，但这不等于说我十二岁才学文化。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姑姑和我的祖父。
我对姑姑非常尊敬，旗人家没出嫁的姑娘地位很高，而我姑姑又决心终身不嫁，帮助我的寡母抚养我，把自己看成支持这个家的顶梁柱、男人，所以我一直管她叫爹爹。作为家长，她明白，要改变我和我家的窘状，首先要抓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学有所成。我姑姑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但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力教我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把常用字都写在方寸大的纸片上，一个个地教我读写，有如现在的字卡教学，虽然不十分准确，但常用字总算都学会了。
我的祖父特别疼爱我，他管我叫“壬哥”。我从小失去父亲，所以他对我的教育格外用心。我祖父的字写得很好，他又把常用字用漂亮标准的楷书写在影格上，风格属于欧阳询的九成宫体，我把大字本蒙在上面，一遍一遍地描摹，打下了日后学习书法的基础。这些字样我现在还留着。他还教我念诗。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用一只手把我搂在膝上，另一只手在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摇头晃脑地教我吟诵东坡《游金山寺》诗的情景：
我家江水初发源，
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
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
古来出没随涛波。
…………
江山如此不归山，
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
有田不归如江水。
他完全沉醉其中，我也如此，倒不是优美的文辞使我沉醉，因为我那时还小，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我祖父也不给我逐句逐字地解释，但那抑扬顿挫的音节征服了我，我像是在听一段最美丽、最动人的音乐一样，这使我对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我日后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那么，可以说是诗词的优美韵律率先引领我走进了这座圣殿。当然随着学历与阅历的增加，我对这样的诗也都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这些诗我至今仍能倒背如流。祖父所选的诗有时显然带有更深的寓意。我记得他教我读过苏轼的《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嗟君七岁知念母，
怜君壮大心愈苦。
羡君临老得相逢，
喜极无言泪如雨。
不羡白衣作三公，
不爱白日升青天。
爱君五十著彩服，
儿啼却得偿当年。
…………
这首诗后面还有很多典故，前面的这些描写与我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合，但祖父的用心是非常明显的，我也是十分清楚的，就是让我从小知道当母亲的不易，应该一直热爱母亲。这样的诗，我怎敢不终身牢记呢？
还有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就是他经常让我看他画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感触：他随便找一张纸或一个小扇面，不用什么特意的构思安排，更不用打底稿，随便地信手点染，这里几笔，那里几笔，不一会儿就画好一幅山水或一幅松竹。每到这时，我总睁大眼睛，呆呆地在一旁观看，那惊讶、羡慕的神情，就像所有的小孩子看魔术表演一样，吃惊那大活人是怎么变出来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觉得这是一种最令人神往、最神秘的本领。因此从小我就萌发要当一个画家的想法。我想，能培养人的兴趣、激活人的潜质、激励人的志向的教育才是最成功的教育。我虽然没有直接跟我祖父学得绘画的技巧和笔法，但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一点——爱好的发现和兴趣的培养，这是最重要的，这就足够了。
除了接受家庭教育之外，上小学之前，我也读过旧式私塾。先在后胡同一亲戚家的私塾里跟着读，后来又跟着六叔祖搬到土儿胡同，对面是肃宁府，那里也设过私塾，我在那儿也读过。当时那里有一个教“四书”“五经”的，一个教英语的，也称得上是中西合璧了。但我们家属于旧派，不能跟着念外语、学洋学。进私塾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还要拜主管文运的魁星。一般的教学过程是先检查前一天让背的内容，背下来的就布置点儿新内容接着背，没背下来的要挨打，一般打得都不重，有的不用板子，就用书，打了之后接着背，直到背会为止。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背着背着就走神发愣，或说笑玩耍起来，这时老师就会大声地斥责道：“接着念！”那时，我属于年龄最小的，只好从《百家姓》读起，比我年龄大的就可以读“四书”“五经”了。有时，我看他们背得挺热闹，便模仿着跟他们一起背，但又不知道词儿，就“呜噜呜噜”地瞎哼哼。这时，老师就过来拿书朝我的头上轻轻地打一下，训斥道：“你背的这是什么啊？净跟着瞎起哄！”诸如此类的淘气事，我也没少干过。不过，有的老师也懂得“教学法”。我有两个叔叔，一个用功，背得很好，净得老师夸奖；一个不用功，背不下来，净挨罚。老师就指着老挨罚的叔叔对我说：“你看，像他那样不用功，怎么背得下来？就得挨罚！”这种现身说法，有时还真对我有些激励作用，但日久天长也就失效了。
我十岁那年，是家中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大年三十夜，我的曾祖父去世，按虚岁，刚进七十。本应停灵二十一天，但到第十八天头上，我那位吃错药的二叔祖也死了（见前），结果只停了三天，就和我曾祖一起出殡了，俗称“接三”。而在我曾祖死后的第五天，即大年初四，他的一位兄弟媳妇也过世了。三月初三，我续弦的祖母又死去。七月初七我祖父也病故。不到一年，我家连续死了五个人，而且都是各人因各自的病而死的，并非赶上什么瘟疫，实在是有些奇怪，要说凑巧，也不能这么巧啊！如果说十年前，父亲的死揭开了我家急速衰败的序幕，那么这一年就是我家急速衰败的高潮。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那时我家已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了，我记得卖钱最多的是一部局版的《二十四史》。十年前我父亲死，我是孝子，现在曾祖死，我是“齐衰
五月曾孙”，即穿五个月的齐衰丧服——一种齐边孝服。祖父、祖母死，我是独长孙，在发丧的时候，我都要做丧主、“承重孙”
，因此我在主持丧事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这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精神上的负担和打击也太过于沉重了！
凡没落的封建大家庭有一个通病——老家儿死后，子孙都要变着法儿地闹着分财产。我家虽已是山穷水尽了，但也不能免此一难。发难的是我的六叔祖，他的为人实在不敢恭维，我曾祖活着的时候常骂他“没来由”
。他找上门来，兴师问罪，对我祖父说：“父亲死后，母亲（续弦的）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钱都归了你们大房，这不行。”我祖父气坏了，向他连解释带保证，说：“母亲什么东西也没给我们留下，我也从来不问她财产的事，更不用说私下给我们钱了。”我六叔祖还不依不饶，指着祖父屋里墙上挂的一张画说：“这张画不就是值钱的古玩字画吗？”这可真应了我曾祖的那句话：“没来由。”这张画挂在那儿不止一两年了，又不是现在才分来的。再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张仿钱谷
的赝品，而且赝得没边儿。我祖父气愤地向他嚷道：“你要是觉得它值钱，你就拿走好了！”我六叔祖还真的让跟着来的手下人蹬桌子上板凳地给摘走了。画被摘走后，就剩下我祖父和我六叔祖两个人，我祖父气得直哆嗦，指着他发誓道：“我告诉你，你就有一个儿子，我就有一个孙子。如果我真的私吞了财产，就让我的孙子长不大；如果我没私吞财产，你就是亏心，你的儿子也不得好死！”在那个时代，亲兄弟俩，特别是每家只有一个独苗时，设下如此恶咒，真是豁出去了，不是争吵到极点，绝不会发出这样的毒誓。后来，我祖父就因此气得一病不起，七个月后也故去了。这七个月里，他动不动就哆嗦，这显然是和我六叔祖争吵后落下的病根。他死在安定门内的方家胡同。临死前，还特意把我叫到床前叮嘱了两件事：一件就是告诉我如何跟我六叔祖吵架打赌，意在勉励我以后要自珍自重，好自为之；另一件就是叮嘱我“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都含泪一一记下了。
不到一年陆续死了这么多人，对我打击最大、最直接的是祖父的死。我父亲的死，使我母亲和我失去了最直接的指望，但好在还有我祖父这层依靠，他冲着自己唯一的亲孙子，也不能不照管我们孤儿寡母。现在这层依靠又断了，而且整个家族确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生活的最基本保证——吃饭和穿衣都成了问题。也许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这时出现的真情一幕让我终生难忘。
原来，我祖父在做四川学政时，有两位学生，一位叫邵从煾
，一位叫唐淮源
，都是四川人。他们知道我家的窘况后，就把对老师的感激，报答在对他遗孤的抚养上。他们带头捐钱，并向我祖父的其他门生发起了募捐，那募捐词上的两句话至今让我心酸，它也必定打动了捐款人：“孀媳弱女，同抚孤孙。”（孀媳是指我的母亲，弱女是指那没出嫁、发誓帮助我母亲抚养我的姑姑）结果共募集到了2000元。邵老伯和唐老伯用这2000元买了七年的长期公债，每月可得30元的利息，大体够我们一家三口的基本花销了。而邵老伯和唐老伯就成了我们的监护人。我祖父死后，家族里的人，觉得家里没个男人，单过有困难，便让我们搬到我六叔祖那里，我们虽然不喜欢他，但也不好回绝族里的好意，便搬过去单过。邵老伯和唐老伯也不把公债交给我六叔祖，一开始每月还带着我六叔祖和我一起去取利息，表明他们秉公从事，只起监护作用，后来就只带我一个人去。我从十一岁到十八岁的生活来源以至学费靠的就是这笔款项了。邵、唐二位老伯不但保证了我们的经济来源，而且对我的学业也十分关心。邵老伯让我每星期都要带上作业到他家去一趟，当面检查一遍，还不时地提出要求和鼓励。有时我贪玩，忘了去，他就亲自跑上门来检查。我本来就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再加上如此严格的要求，岂敢不努力学习。唐老伯那时经常到中山公园的“行健会”
跟杨派太极拳的传人杨澄甫练习太极拳，我有时也去，唐老伯见到我总关切地询问我的学业有什么进步。有一次，我把自己刚作的、写在一个扇面上的四首七律之一呈给他，诗题为《社课咏春柳四首拟渔洋秋柳之作》：
如丝如线最关情，
斑马萧萧梦里惊。
正是春光归玉塞，
那堪遗事感金城。
风前百尺添新恨，
雨后三眠殢宿酲。
凄绝今番回舞袖，
上林久见草痕生。
这首诗写得很规整，颇有些伤感的味道，不料，唐老伯看到我的诗有了进步，竟感动得哭了，一边哭一边说：“孙世兄（这是他对我客气的称呼）啊，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就能写出这样有感情的好诗，你祖父的在天之灵也会高兴的。不过，你不要太伤感了，你要保重啊！”听了他的一番话，我也感动得潸然泪下，那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这激励我要更好地学习以报答他们。邵老伯和张澜是同乡，他学佛、信佛，主张和平，有点儿书呆子气，后来也成为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为和平建国之事，他曾和蒋介石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气得蒋介石直拍桌子，说他是为共产党说话。为此，他又气又急又怕，不久就病死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邵一诚，一个叫邵一桐，现在都在成都工作。邵一桐也笃信佛教，自己印过《金刚经》，还给我寄过两本。而唐老伯的结局很悲惨，解放战争时竟在四川失踪了，不知是死于战乱，还是死于其他原因。成为美谈的是，邵一桐后来和唐老伯的女儿（当时大家都管她叫唐小妹）结为夫妻，生有两个孩子，其中邵宁住在北京，他秉承了祖父、父亲的信仰，对佛学也有很深的修养。我还在某年的春节去看望过他们。后来我听说邵一诚先生得了病，便两次特别嘱托四川来的朋友给他捎去一些钱表示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