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事之秋

我生于民国元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这是一个风云巨变的年代。

前一年（辛亥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清王朝随之灭亡，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也就是说，我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做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所以我对辛亥革命没有任何切身的感受，只能承认它是历史的必然。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有人向我征题，我只能这样写道：

半封半殖半蹉跎，

终赖工农奏凯歌。

末学迟生壬子岁，

也随诸老颂先河。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经历了大动荡的年代：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法战争、军阀混战，中国的共和在艰难中不断前行。

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我的“家”也在经历着多事之秋。

我的父亲恒同在我刚刚一周岁的时候，即1913年7月就因肺病去世了。当时还不到二十岁，所以我对他一点儿印象也没有。那是我第一回当丧主，尽管我一点儿事也不懂。据说，因为父亲尚未立业，没有任何功名，所以不能在家停灵，只能停在一个小庙里，在那里给他烧香发丧。

如果说我家由我曾祖、祖父时已经开始衰落的话，那我父亲的死就揭开迅速衰败的序幕。那时，我祖父虽还健在，但他已从官场上退了下来。我的曾祖和祖父都没有爵位可依靠，都是靠官俸维持生活。清朝的正式官俸是很有限的，所以官员要想过奢侈的生活只能靠贪污，这也正是当时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但我的曾祖和祖父本来都很廉洁，再加之所做的多是清水衙门的学官，所以家中并没有什么积蓄，要想维持生活就必须有人继续做官或另谋职业。现在家中唯一可以担当此任的人，在还没有闯出任何出路时，却突然去世了，这无疑犹如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崩塌，无论在经济上、精神上都给全家人以巨大的打击。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的母亲。她在娘家时就是孤单一人，后来还不得不寄居在别人家。好不容易盼到有了自己的家和自己的亲人，不管我父亲日后能取得多大的功名和事业，能挣多少钱，总算是有一个踏踏实实的依靠，然而现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依靠突然又没了，又要过一种新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公婆当然不会让她饿着、冻着，特别是她又为他们生下了一脉单传的孙子，但每月能得到的至多是几吊钱，而面临的将是无边的孤独与苦难，那日子的悲惨与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于是她首先想到的是死，哭着喊着要自杀，我的祖父怎么劝她也不听，最后只能用我来哀求她：“别的都不想，得想想自己的儿子和我的孙子吧，他还得靠你抚养成人啊！”这样，她才最终放弃了一死了之的念头，决心为我而苦熬下来。

我们当时住在什锦花园一个宅子的东院，我父亲死在南屋。南屋共三间，西边有一个过道。我父亲死后谁也不敢走那里，老用人要去后边的厕所，都要结伴而行。据她们说，她们能听到南屋里有“梆、梆、梆”敲烟袋的声音，和我父亲生前敲的声音一样。还有一个老保姆说，我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早上，她进过我父亲住的屋子，说我父亲生前装药的两个罐子本来是盖着的，不知怎么，居然被打开了，还有好几粒药撒在桌上，吓得她直哆嗦。也难怪她们，因为这个院子里，除了襁褓中的我，再没有一个男人了。于是我母亲带着我们搬到我二叔祖住的西院，以为那边有男人住，遇事好壮壮胆。我二叔祖很喜欢我父亲，他住在这院的北屋。搬去的那天晚上，他一边喝酒，一边哭，不断地喊着我父亲的名字：“大同啊，大同啊！”声音很凄惨，气氛更紧张。到了夜里，就听到南屋里传来有人弄水的声音，那里原来放着一只大水桶，是为救火准备的，平时谁也不会动它。后来有件事更奇怪。我二叔祖有一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他的奶妈好好的忽然发起了疯癫，裹着被褥，从床上滚到地上，嘴里还不断念叨着：“东院的大少爷（指我父亲）说请少奶奶不要寻死。还说屋里柜子的抽屉里放着一个包，里边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我母亲听了以后，就要回东院找，可别人都吓坏了，拦着我母亲，不让去。我母亲本来是想自杀的，连死都不怕，这时早就豁出去了，冲破大家的阻拦，找到奶妈说的地方，打开一看，果然有一个扁簪和四块银圆，跟着看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其实出现这些怪现象必然有实际的原因，只不过那时大家的心里都被恐惧笼罩着，一有事就先往怪处想，自己吓唬自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而这正是一个家族衰败的前兆。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中成长的。

大概和这种心理与氛围有关，我三岁时家里就让我到雍和宫按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 ，正式皈依了喇嘛教，从此我成了一个记名的小喇嘛（后来还接受过班禅大师的灌顶）。我皈依的师父叫白普仁，是热河人，他给我起的法号叫“察格多尔札布”（“察格多尔”是一个佛的徽号，“札布”是保佑的意思）。喇嘛教是由莲华生 引入的藏传密教，所谓“密”，当然属于不可宣布的神秘的宗派，后来宗喀巴又对它进行了改革，于是有红教、黄教之别：原有的称红教，改革后的称黄教。红教是入教一开始就可学密，而黄教要到六十岁以后才可学密。红教不禁止男女合和，这与西藏当地的原始宗教相合，黄教在这方面就比较严格了。我皈依的是黄教，随师父学过很多经咒，至今我还能背下很多。

我记忆中师父的功德主要有两件：一是他多年坚持广结善缘，募集善款，在雍和宫前殿铸造了藏传黄教的祖师宗喀巴的铜像，这尊佛像至今还供奉在那里，供人朝拜；二是在雍和宫修了一个大悲道场，它是为超度亡魂、普度众生而设立的，要念七七四十九天的《大悲咒》，喇嘛、居士都可以参加，我当时还很小，也坐在后面跟着念，有些很长的咒我不会念，但很多短一点的咒我都能跟着念下来。一边念咒，一边还要炼药，这是为普济世人的。我师父先用笸箩把糌粑面摇成指头尖大小的糌粑球，再放在朱砂粉中继续摇，使它们挂上一层红皮，有如现在的糖衣，然后把它们用瓶子装起，分三层供奉起来，外面用伞盖盖上。这是黄教的方法，红教则是挂一层黑衣。那四十九天，我师父每天晚上就睡在设道场的大殿旁的一个过道里，一大早就准时去念咒，一部《大悲咒》不知要念多少遍。因为这些药都是在密咒中炼成的，所以自有它的“灵异”。那时我还小，有些现象还不知怎么解释，但确实是我亲自所见所闻：有一天，赶上下雪，我在洁白的雪上走，忽然看到雪地上有许多小红丸，这是谁撒的呢？有一位为道场管账的先生，一天在他的梅花盆里忽然发现一粒红药丸，就顺手捡起，放在碗里，继续写账，过一会儿，又在梅花盆里发现一粒，就这样，一上午发现了好几粒。等四十九天功德圆满后，刚揭开伞盖，一看，满地都是小红丸，大家都说别捡了，三天以后再说吧。那些地上的小红丸大家都分了一些，我也得了一些。这些药自有它们的“法力”（药效），特别是对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我小时候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溥雪斋 那一房有一位叫载廉（音）的，他的二儿媳有一段时间神经有点儿不正常，疯疯癫癫的，他们就把我师父请来。师父拿一根白线，一头放在一碗水里，上面盖上一张纸；一头拈在自己手里，然后开始念咒。念完，揭开纸一看，水变黑了，让那位二儿媳喝下去，病居然就好了。

我道行不高，对于宗教的一些神秘现象不知该如何阐释，也不想卷入是不是伪科学的争论。反正这是我的一些亲眼、亲耳的见闻，至于怎样解释，我目前很难说得清，但我想总有它内在的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些现象再神秘，终究是宗教中表面性的小问题。而往大了说，对一个人，好的宗教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修养，我从佛教和我师父那里，学到了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关切众生；以博爱为怀，与人为善，宽宏大度；以超脱为怀，面对现世，脱离苦难。记得我二十多岁时，曾祖母有病，让我到雍和宫找“喇嘛爷”求药。当时正是夜里，一个人去，本来会很害怕，但我看到一座座庄严的庙宇静静地矗立在月光之下，清风徐来，树影婆娑，不知怎的，忽然想起《西厢记》张生的两句唱词：“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眼前的景色，周围的世界，确实如此，既庄严神秘，又温馨清爽，人间是值得赞美的，生活应加以珍惜。我心里不但一点儿不害怕，而且充满了禅悟后难以名状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只会产生于对宗教的体验。 pKXu9EUcoh08Fxw5DGXyu/xWEWFkVjkdNce7laUuevgMSd+qL8OGB1gA1oTFwp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