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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九代祖是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胤”“禛”这两个字都是不常用的。清朝皇帝的名字一般都很怪，字都很生僻，为的是防止出现更多的避讳字，如康熙最初所立的太子名胤礽（réng或chéng），人人都要避讳这两个字，甚至这两个音
。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叫纳兰成德（字容若），后来一度改为纳兰性德，就是为了避讳chéng这个音。但胤礽被废后，后人仍管纳兰叫性德就不对了。因为他死后，亲朋在吊唁时，都称他为成容若。胤礽被废后，立为理亲王，与礼亲王昭梿等都属于“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理亲王的谥为“密”，这不是好字眼。后来胤禛当了皇帝（雍正），于是同辈的人为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雍正只特许他喜欢的怡亲王胤祥可以不避，但怡亲王自己不敢，还是主动改为“允祥”。
雍正有十个儿子。长子早在乾隆出生的前七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死去，二子、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皆夭折，六子又过继给别人
，所以只有第四子弘历与第五子弘昼有继承皇位的可能。后来弘历当了皇帝，这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而弘昼只能被封为和亲王。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复杂微妙，其中生辰是一个关键。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但就是这一个时辰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兄弟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君臣地位。弟弟虽被封为亲王，但在皇帝哥哥面前只能永远是臣子。
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复杂，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按清制：某后妃生了孩子，必须交给另外的后妃去抚养，即后妃不能直接抚养自己亲生的儿子，目的是避免母子关系过于亲密而联合起来有所企图。谋求皇位——这是皇室和皇帝最忌讳的事，为此，甚至不惜割断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用心可谓良苦。和亲王是雍正耿氏妃所生（后被封为裕妃，地位在诸妃之上，死后被尊为纯悫皇贵妃
），而抚养他的恰恰是乾隆的生母（雍正时封为熹妃，乾隆即位后，秉雍正遗命，尊为孝圣宪皇太后
）。而乾隆生下后又被别人所抚养。人的感情是复杂的，虽然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亲生骨肉的，但她对从小就拉扯大的孩子也会产生深厚的感情；而对虽为亲子，却从来没亲自抚养过的孩子，感情上就未免容易产生隔阂或疏远。乾隆的生母就是这样的人，她虽不是和亲王的生母，但从小把他抚养大，对他感情非常深，喜爱的程度远远超出亲生儿子乾隆。乾隆长大后当然非常了解这种感情和这层关系，特别是当了皇帝之后，更不得不时时加以提防。因为自己当了皇帝，生母就是太后。太后在清朝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是废立大权。乾隆总担心太后因喜爱和亲王就借故废掉自己而立和亲王为皇帝，所以乾隆不得不采取极为谨慎、周密的策略和办法。他一方面对太后十分恭敬，晨昏定省，礼仪上格外尊崇，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大报恩寺（即后来的颐和园主建筑）为太后做寿；另一方面就是处处带着太后，表面上是向外界表示母慈子孝，自己时时侍奉在太后的左右，实际上是随时看着她，隔开她与和亲王的联系——与其交给别人看着，总不如自己看着更放心。但史家却往往没有看透这一点。《清史稿·后妃传》在记载乾隆生母时称：
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山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狝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庆典以次加隆。……先以上亲制诗文（前边提到的“永绵奕载奉慈帏”就是这类诗文）、书画，次则……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
如果把“奉太后”“南巡、东巡”等解释为“孝敬”，也许勉强可通，但“狝木兰”就令人费解了。“木兰”是满语“吹哨引鹿”的意思，清朝皇帝每年秋率王公大臣到围场打猎习武，称“木兰秋狝”，称其地为木兰围场。后来这个制度与这个围场都逐渐废弛，围场成了放牧垦田的地方，于是索性改为“围场县”，今属河北省。显然，“木兰秋狝”，就是当时的军事演习，这和太后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非要带着她，而且非要等她病重后才把她送回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不明明是对太后存有疑虑，才时时带在身边吗？
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王伯祥，著述甚丰，虽有很多在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但有一部《乾隆以来系年要录》尚存（这个书名是套用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来的，但“建炎以来”是南宋在江南另开基业，套用到“乾隆以来”未见得准合适）。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说乾隆如何每日亲侍太后左右，他们之间如何的母慈子孝，把这些当成煞有介事的美谈。这只说出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深层原因，即不了解乾隆为什么要如此“孝顺”太后。他表面上做得很堂皇，像个大孝子，但实际上是另有考虑。这是很多修清史的人，包括我很尊敬的王伯祥老所不知的。我曾为这本书写过一篇跋，虽然没有直接道破这一点，但有一段话却是针对类似所有这样的现象而发的：
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騃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这是我很得意的一段文字，得到叶圣陶老“此事可通读报章”的称赞。
“和王”满语叫“和硕”
，意为四分之一，一角，相当于英语的quarter，即他的爵位享有皇帝四分之一的权力。其实雍正在挑选继嗣时非常慎重，对他们从小就进行观察，多次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试探，测验弘历与弘昼兄弟的喜好、性格、志向、能力。当乾隆与和亲王还在上书房念书的时候，雍正就常让太监拿一些小东西、小玩意儿，如小盒子、图章等赏给这两位阿哥（太监在皇帝面前一律称皇子为“阿哥”），平时见面时也常如此。这些东西多少有些志趣尊卑的象征性。雍正本希望乾隆能拿到好的，但乾隆总抢不过和亲王，好东西每次都被他抢走，这种掐尖儿的行为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所以雍正最终选定乾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决定后，就把皇位继承者的名字放在神圣的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以示郑重（后来我发现，这四个字是根据位于西华门内路北咸安宫门两侧的刻石翻拓的，一边是“正大”两字，一边是“光明”两字，这四个字是顺治皇帝所书。原拓片在台湾地区，现在挂在太和殿上的是重拓的，墨迹不如原来的浓）。但弘昼却不这样想，他对自己因只比乾隆晚生一个时辰而没能当上皇帝始终耿耿于怀，说不定还怀疑是不是有人动了手脚，因为那时还没有准确的计时方法，更没有准确的接生记录，早一个时辰，晚个一时辰，只是那么一报而已。日久天长，他的心理难免有些变态。再加上自小受到太后的宠爱，有恃无恐，所以脾气禀性颇为怪异。他喜欢自己做点小玩意儿，家里盆盆罐罐的小摆设以及一些祭祀用品都是纸糊的。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让用人跪一院子，大哭举哀，他自己在上面边吃边乐，觉得很痛快。前面提到的“铁帽子王”之一的礼亲王昭梿，曾编过一本《啸亭杂录》，书中多记宫中之事，这是一般人所不敢写的，只有像他那样地位的人才敢这样写，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我曾买得此书中的两卷，是一般版本中所没有的，后交给中华书局，以补充原来的不足。书中有一条叫“和王预凶”，说的就是这件事。“凶”是五礼之一（五礼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种，即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虞，以嘉礼和姻好），和亲王在没死前即预先行凶礼，而且这种礼是哀邦国的，对国家很不吉利，也许他心想这国家反正不是他的，无所谓。这说明他心理严重失衡，而且是有意冲着乾隆来的。乾隆拿他也没办法，还说：“你既然喜欢做小玩意儿，干脆去负责造办处吧。”于是他做了一个小板凳，上面铺上马鞍子，自己骑在上面，问：“哥哥您看怎么样？”乾隆只好尴尬地说：“好。”他又马上跪下磕头请罪，说：“我在皇上面前失礼了。”气得乾隆无奈地说：“这是你找寻我啊，我并没说你有什么不对啊！”这话看似宽宏，实际含着很深的积怨，挑明是对方故意寻衅。又如，一次他和乾隆一起到正大光明殿去监考八旗子弟。到了傍晚，他请乾隆先去吃饭，乾隆没答应，他便有意激道：“难道您还防备我买通他们不成？”乾隆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和亲王又觉得不妥，去向乾隆叩头谢罪，说自己出言不逊，冒犯了天威，请皇上不要计较。乾隆答道：“我要是计较，就凭你昨天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剁成肉酱！”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积怨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这种紧张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和亲王死去。据说他病重临死前，乾隆曾去看望过他。和亲王挣扎着爬起来在床上给乾隆磕头，一边磕，一边用两手围在头上，比画出帽子样。和亲王的用意是希望乾隆把自己“头上”的这顶“和亲王”的“帽子”永远赏给子孙，就像八家“铁帽子王”那样永远世袭罔替地传下去。也不知乾隆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所答非所问地摘下自己的帽子，交给他，说：“你是想要我的帽子啊？”众所周知，皇帝的冠就是权力的象征。不知乾隆当时是把那顶帽子当成普通的帽子，还是当成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帽子。如果是后者，是想让和亲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沾一下这顶冠的边，还是讽刺他“你到临死也不忘这顶帽子”，这只能是见仁见智地任人评说了。但和亲王不算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而他死后乾隆仍让他的儿子永璧多袭了一代和亲王，而永璧的儿子虽不再袭亲王而改袭郡王，也确实是对这个弟弟法外开恩了。
《清史稿·诸王传》有一段不到三百字的和亲王传，其中除了对殿试这一段有具体的记载外，其余都是概括的介绍，说他：
少骄抗，上每优容之……性复侈奢，世宗（雍正）雍邸旧资，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做明器象鼎彝盘盂，置几榻侧。……
我的所闻可以和这些记载相印证，并对它们进行一些具体事例的补充。
而太后却总向着和亲王，处处偏袒他，这也是乾隆无可奈何的地方。如当时的造币局在北新桥路西（即现在的第五中学一带），当时的铜钱，一面铸有满文的“宝泉”二字，一面铸有汉文的“大清通宝”字样，所以造币局又称“宝泉局”。钱铸好后，由北新桥往南，经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运往户部。铁狮子胡同东口路北的大宅子就是和亲王的王府（即后来的段执政府）。那儿有两个门，人称东阿司门、西阿司门（音），昼启夜闭，起守卫作用。一次，造币局的车路过此地，和亲王居然令人把所有的车马通通由东阿司门赶进府内，关上大门，简直如路劫一般。乾隆听到后大怒，决心一定要严惩他一下。按律，截国库的钱要根据情节轻重发配到远近不同的地方。但考虑到太后的因素，乾隆又不敢真的把他发配得太远，和大臣商议后，决定采取变通的方法，罚他去守护陵寝。第二天早上，乾隆到太后那里请安，想把此事通报太后。只见太后沉着脸，连头都不抬，只顾自己收拾东西。乾隆搭讪了半天，太后始终一句话都不说。乾隆只好耐着性子，问太后身边的宫女：“太后这是怎么了？”宫女答道：“您把和亲王发去守陵，太后不放心，说了：‘我怕和亲王受不了，要收拾东西陪他一起去。’”乾隆听罢，只有暗自叫苦，收回成命。乾隆一是怕消息传出去，说太后让自己气跑了；二是仍怕太后与和亲王借此机会勾结在一起。
后来太后还是不高兴，也不和乾隆过话。乾隆只好再去找宫女打探虚实。宫女说：“太后说了：‘没见过金山、银山是什么样。’”乾隆巴不得能找个机会讨太后欢心，心想这回好办，让户部多凑些金元宝、银元宝往桌上一堆，不就得了吗？果然就这么办了。太后遛弯儿时看到这堆出来的金山、银山，高兴得笑了，真有点儿像“烽火戏诸侯”的翻版。不料太后接着跟乾隆说：“把这些都赏给和亲王吧。他太穷了，他但凡有钱又何必截宝泉局的钱呢？”乾隆心里叫苦不迭，连忙解释说：“这都是我从户部临时借来，请您看着玩儿的。”太后仍然不依，闹得乾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最后只得全都赏给和亲王。太后就这样包庇、纵容和亲王，他明明已是“富于他王”了，还要在乾隆面前为他哭穷。乾隆只能装作顺从，虚以周旋，但心里的怨恨不言而喻，与和亲王的关系也只能越来越僵。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和亲王死后，才算平静下来。和亲王工书，有《稽古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