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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满族的姓很多。满语称姓氏为“哈拉”。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如“完颜”氏，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音译成汉姓就是“王”；“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就是“关”。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姓关的，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真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满语gioro的音译。它原来有“独自”的意思。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在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直到清亡后才废除。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爱新觉罗”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来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喜欢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实际上，这很无聊。当年革命党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辛亥革命成功后，满人都唯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唯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氏。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于是形势缓和了一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些爱新氏，仍忌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文化大革命”时，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文化大革命”后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办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
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玡。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
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玡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氏之后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溍
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紫禁城是接收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俩不由得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身上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一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所以“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要管我叫“金启功”，那更是我从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前边说过，满语“爱新”，就是汉语“金”的意思。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早早改姓“金”，这不足为奇。但我们这支一直没改。清朝灭亡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他这个人出尔反尔，一点信誉也不讲，是个十足的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我祖父在临死前给我讲了两件事，也可以算作遗嘱。其中一件就是“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谨记遗命，所以坚决反对别人叫我“金启功”，因为这对我已不是随俗改姓的问题，而是姓了金，就等于违背了祖训、投降了袁世凯，是个大问题。至于我曾有一次被迫地、短暂地在纸片上被冒姓金，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
总之，我就叫启功，姓启名功。姓启有什么不好呢？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启”。所以，我有一方闲章叫“功在禹下”，“禹下”就指“启”。我还有两方小闲章，用意也在强调我的姓，用的是《论语》中曾子所说的一句话：“启予足，启予手。”意为要保身自重。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见到我这两枚闲章便对我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足球队、篮球队吧。”我问：“为什么啊？”他说：“可以‘启予足，启予手’啊。”我听了不由得大笑。我很喜欢这几方闲章，经常盖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要说姓，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姓过一回“取”。考小学张榜时，我是第四名，姓名却写作“取功”，不知我报名时，为我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这位先生“qi”“qu”不分，而且不写“曲”，偏写“取”，于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取”，这倒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