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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索罗模型（Solow Growth Model）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经济达到长期稳态后，经济增长率仅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受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等规律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会慢于欠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最终导致具有相同人口增长率、相同储蓄率、相同生产函数的两个国家长期发展后将达到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即不同国家间的增长会趋同。换言之，相对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将会呈现出追赶格局。
然而，无情的现实显示，在欠发达国家追赶到一定程度后，大多数国家均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境况，持续增长的动力趋弱。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在本国人均收入达到高收入水平之前就显著下降，难以继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T）。世界银行（WB）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指出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难以跨越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以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衡量标准，后发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增长通常再难以为继，经济大幅波动乃至陷入停滞，致使该国人均GNI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
罗伯特·J.巴罗（Robert J.Barro）和泽维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在系统分析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基础上，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趋同趋势”进一步分成α趋同和β趋同。α趋同是与时间序列相关的趋同，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穷国与富国之间实际人均GDP的差距在缩小，这就意味着在α意义上存在趋同。β趋同是与初始发展水平差异有关的趋同，可分为绝对β趋同和条件β趋同。绝对β趋同是指在各个区域之间有完全相同的人口增长速度、生产函数、储蓄率等经济特征，且区域间彼此封闭等严格的前提条件下，贫困区域的经济增速快于发达区域；条件β趋同并不要求各区域的经济结构完全相同，每个区域因其经济禀赋不同而存在不同的稳态，各区域的发展都收敛于自身的稳态，因此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继承者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俱乐部趋同概念，也即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相近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期中将收敛于同一稳态
。
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并没有出现能证明绝对β趋同的实例，但α趋同和条件β趋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例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初始条件比较薄弱的贫困国家在前期发展中实现了快速增长，而富裕国家在同一时期的增速相对缓慢。根据瑟马义（Szirmai）的统计，在1950—2005年，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速在5%—9%之间，是美国平均增速的两倍以上，穷国与富国之间实际人均GDP的差距有所缩小（图2-1）
。
图2-1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年人均GDP增长对比
数据来源：CEIC。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跨越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或地区不足10%，多数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亚洲的韩国、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欧洲的芬兰、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希腊等经济体从相对落后状态晋升为发达经济体之列；而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绝大部分拉美国家、东欧国家，虽都曾出现过盛极一时的增长奇迹，但始终没有越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万美元的高收入门槛，部分国家还发生了经济的衰退与滑坡（图2-2）。
图2-2 欠发达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后的人均GDP增长比较
数据来源：CEIC。
“中等收入”的界定也存在着不同标准，主要可分为按绝对收入水平和按相对收入水平两大类。目前，认可度最高的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标准。先基于绝对收入水平，采用AtIas汇率方法以美元为单位计算现价人均GNI，再以1987年为基期计算不变价人均GNI。收入水平介于481美元至1940美元的被认定为中等收入，介于1941美元至6000美元的被认定为中高收入，不足480美元被认定为低收入，超过6000美元的被认定为高收入。胡永泰则认为，收入水平高低是一个相对概念，应以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参照标准，将其他国家以其人均收入水平占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比例来划定不同的收入组别。
他以美国的人均GDP为参考标准，将人均GDP占同期美国人均GDP的比例处于20%—55%范围内的国家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按此界定的相对收入水平要高于世界银行提出的绝对收入水平。以2017年的数据为例，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门槛值只相当于同期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20.69%，远低于50%—60%的相对高收入门槛
。若无特殊说明，本章中提到的“中等收入”都是采用世界银行提出的划分标准。
虽然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充分地证明欠发达国家通过发展最终能趋同于发达国家，但欠发达国家通过努力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韩国等国家，还是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巴西、菲律宾等国家，在它们启动向发达国家追赶的初期，都曾经历过一段高速增长期，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受殖民压迫的各民族国家相继独立，在美国或苏联的推动下，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一系列现代国家。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带动下，日韩及东南亚、拉美等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历过高速增长，但这些国家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分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市场的力量配置资源，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企业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资源的配置和投资、生产等决策以价格信号为指导，各种资源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市场自由流动，由市场供求自发地形成价格。市场经济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即通过竞争和价格机制将资源配置到效益最高的部门或企业，并能较为及时地调节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促进了优胜劣汰，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然而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其固有弊病，例如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会致使基于完全竞争机制的价格体系失效，公共物品因其收益不能弥补成本而面临供给严重不足。更为重要的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造成生产相对过剩、阶层分化与阶级对立、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周期循环往复，以及经济危机间隔来袭。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普遍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计划的制订和决策权集中在政府手中，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分配主要采取行政指令调拨的方式，排斥市场机制，商品货币关系仅存在于极小的范围内。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严格按照政府计划指令配置，是行政体系的附属
。苏东阵营通过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等手段，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时间内扩大了资本积累，快速跻身于工业化国家之列。但其体制也有固有的弊端，例如行政调拨方式不利于供给与需求的高效匹配，产销、供需、买卖、工厂与市场脱节，信息不灵，产品积压，浪费严重，效率低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企业和员工的生产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缺乏生机活力等。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打破了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局面。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并通过“休克疗法”在短时间内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场急促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众多苏东国家经济、政治倒退若干年，甚至陷入了严重混乱。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铁幕”不复存在，原来割裂的世界逐渐融为一体，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主宰地位。尤其在中国政府实现改革开放、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隔阂逐渐淡化，国家间的人员贸易往来更加密切，史无前例的世界性大市场最终形成。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贸秩序不断完善，全球化有了较为稳定的制度支撑。欠发达国家能以较低的适应成本参与其中，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生产并销售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商品，换来外汇、引进外资以促进国内发展。越来越多国家的参与，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进一步助推了世界各国的增长与繁荣。
在追赶早期，欠发达国家普遍拥有丰富的生产资源。一是劳动力资源。欠发达国家通常有着较高的生育率，人口年龄结构中年轻人居多，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高且比重不断上升。大部分劳动力从事效率低下的农业生产，能以较低的工资水平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二是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大的环境容忍度。因为工业发展起步晚，多数欠发达国家储备有一定规模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国民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容忍度较高，愿意以牺牲一定程度的资源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条件的改善，从而为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转移提供了低成本环境。欠发达国家在产业现代化追赶的起始阶段，多从劳动或资源环境密集型产业起步，或者通过直接出卖矿产等自然资源来积累原始资本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战前，以英法为代表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殖民的方式控制着全球财富，宗主国从殖民地掠夺人口和矿产资源，制成工业品后又倾销到殖民地。战后，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以美国和苏联为核心的“两极”体系，殖民剥削不复存在，“公平”贸易逐渐兴起。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连接成一个整体。整体来看，每一个曾经实现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都深度参与了国际贸易
。
一方面，全球化的加速为不同国家发挥本国比较优势、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提供了机遇
。发达国家出于人口老龄化、高福利、工会组织等原因，劳动力工资水平居高不下。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多数发达国家对本国资源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开采，富矿、浅层矿已开发殆尽，继续开采的成本极高。生态环境破坏也曾在发达国家造成过灾难性事件，高收入民众普遍有较高的环境保护诉求，高污染产业难以存续。例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产业逐渐向信息化虚拟化方向发展，传统制造业份额不断萎缩。欠发达国家在上述各方面恰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因此能够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等成本优势，承接大量自发达国家转移出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并结合出口退税与补贴等政策鼓励手段，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在全球大市场中找到了适合本国条件的参与环节，逐渐积累起外汇储备，最终实现国民财富显著增加。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促进了知识的扩散，助推了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升级。全球性国际贸易加强了国家间人员、货物和信息往来，发达国家将不具有成本优势的相对低端产业向外转移，通过跨国公司到欠发达国家投资设厂或东道国的代工厂从国外引进生产线，与生产相配套的设备、技术、人员、管理等都会被一并引进到东道国
。在国际贸易的协商谈判、合同订立、纠纷仲裁等过程中，欠发达国家也学习到成熟的国际贸易规则、现代企业制度等管理技术，这些生产和管理技术逐渐由东道国的外贸部门扩散到国民经济的各领域各部门，从而促进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推动了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科技的迅猛发展改变了全球生产生活模式。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诞生的飞机、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极大地方便了国家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进一步畅通了国际间交往。基于便捷的交通信息网络，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可以根据对资源、市场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环节，逐渐形成了跨国公司。例如，美国将简单工业品生产先后向日韩、东南亚和中国转移，将低端的电信客服、软件开发等服务项目外包至印度等英语区低收入国家，实现了成本最优、利润最大。尤其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以原子能、信息技术、空间技术为代表，涉及领域广泛，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美国是此次工业革命的发起国和领先国，其国内诞生了许多垄断性大企业，庞大的生产力与有限的国内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掠夺资源和人口的殖民模式已不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通过全球化经贸体系开拓世界市场，成为诸多跨国公司的内在需求
。
发达国家一直是新科技的策源地，欠发达国家的科技和管理水平在追赶初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只需要采取简单的跟随学习方式，在制度上照搬化用，在研发上引进、吸收先进国家的成熟技术，通过边干边学来掌握技术原理，逐渐学会独立解决技术问题，进一步开发出新产品新工艺，从而不需要从事花费巨大的原始创新，就可以以较低成本大幅提高本国科技水平
。欠发达国家不断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也在不断更新提升。当发达国家认为他国的技术水平与本国还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时，也愿意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对欠发达国家进行一定规模的技术援助或默许技术的外溢，以使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满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经营的基本要求。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提升有的是通过世界贸易、国际代工、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也有的需要以主动考察学习、科技合作、派遣留学生等方式实现。例如，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在技术追赶的过程中，都大量派遣留学生到美欧发达国家学习，大量引进外国教材并翻译国外先进的科技著作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具有划时代意义，使得知识和信息的扩散能突破地理限制并在全球高速传播，极大地便利了欠发达国家对前沿知识和先进技术的学习。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曾在1960年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101个经济体，到2008年的时候，只有13个经济体晋升到高收入国家之列，剩下大部分停滞于中等收入状态
。中等收入国家难以进一步跻身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摆脱由低收入时期步入中等收入时期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原有的依靠人力成本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与更落后的低收入国家竞争，高回报率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由于产业发展进退两难而最终陷入长期性停滞状态。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多存在着体制僵化问题，即制度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由经济停滞和分配不均造成的贫富分化问题激化社会矛盾乃至造成社会动荡，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长期发展。
在欠发达国家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成本优势变得不再明显。
一是在劳动力方面，原来的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结构逐渐老化。沉淀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富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也步入尾声，在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后，已再无结构性富余劳动力，对产业工人的需求进入存量竞争，导致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工资水平上升带动国内服务业价格上涨，住房、教育、医疗等成本大幅增加，养育后代的难度增大，挫伤了年轻人的生育积极性。出生率下降则使得劳动力总量减少问题更加严重，欠发达国家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
二是在原材料和环境容忍度方面，以自然资源作为比较优势的欠发达国家对矿产的开采往往没有节制，将优质的矿产储备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价格出口换汇，直至矿产开采殆尽，资源优势逐渐丧失。发达国家优先向外转移的产业中有许多重污染产业，随着欠发达国家工业规模的不断壮大，其自身环境也受到严重破坏。随着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本国国民的生态意识不断提升，对环境质量的诉求也越来越高，产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环保成本都将提高，造成欠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在技术水平没有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的上涨必将致使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最终造成国民收入徘徊不前。
在本国各类成本日渐上升的同时，起步更晚的低收入国家相似的路径逐渐发展起来，以更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等优势，从价值链的低端开始，与中等收入国家争夺转移产业。中等收入国家不仅自身增长乏力，还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由于失势而衰退的巨大压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发展缓慢，当时相对落后的中国通过发挥更大的比较优势，承接了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外溢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全球制造业大量集中到中国，而未能及时实现转型升级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至今仍停滞不前。又如，目前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同样面临着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低收入国家争夺转移产业的压力。尤其在世界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的背景下，全球市场需求的萎缩致使更多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限制国外产品对本国的出口，这使得中等收入国家面临更大的调整压力。高端产业门槛高、进入障碍大，而低端产业又有新的竞争对手不断涌入，从而导致中等收入国家进退失据、增长停滞乃至出现滑坡。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产品附加值的分配取决于产业链上的分工位置，如研发设计、科技金融等环节利润较高，而欠发达国家在从低收入行列迈入中等收入行列的过程中，长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低、资源投入大、环境污染重的环节
。因此，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跃升的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和更多的附加值，这样才能持续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然而，产业转型、结构升级面临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国内原生创新力不足。随着本国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通过模仿学习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方式不能继续支撑欠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受到本国教育水平、科研体系、制度环境等因素的掣肘，研发能力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
。原生创新力依赖于综合科研能力的提升，需要理论探索、研发试验、加工工艺等环节的协同配合。在追赶阶段，欠发达国家得到提升的主要是生产工艺，甚至有些高端生产环节的工艺还未能完全掌握，至于上游研发更是经验空白。知识产权保护不健全造成微观主体创新积极性缺乏，具有巨大风险的研发活动不能得到足够的经济收益以弥补成本。在技术不能突破瓶颈的前提下，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难以提升，国民收入水平亦无法大幅提高
。
二是发达国家严密的科技封锁。技术壁垒是发达国家获得超额收益的依托，因此发达国家将会坚决垄断最先进的核心技术，并对技术扩散采取严格限制措施。例如，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欠发达东道国设立的研发中心规模小、层次低，且保密措施极为严格，并很少进行基础研究。又如，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对许多民用设备和技术进行禁运封锁，以确保其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上的垄断地位。
欠发达国家向高收入水平的发展跨越也受制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保持现有的全球产业链分工，将欠发达国家锁定在低回报率的加工装配环节，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利益。作为规则制定者，发达国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对贸易规则和商品定价进行操控，使得国际市场中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商品价格更贵而欠发达国家控制的产品价格更便宜
。全球化贸易直接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通过会计账目、公司结构、产业布局等方式，跨国公司只将极少部分利润留给代工的欠发达国家，高端的研发、品牌等环节则牢牢地掌握在母国，以低廉的价格购置初级工业品、以高价出售科技产品。
金融市场也是发达国家掠夺欠发达国家的重要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布雷顿森林系还是其后的牙买加体系，始终是以美元为中心，美国以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支撑着美元的金融霸权。美元是唯一的主导型世界货币，其他国家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必须用美元进行结算。美国金融市场则成为全球的财富分配中心，各国不得不向美国缴纳“铸币税”，并被动承担美国向全球转移的金融风险。
按照库兹涅茨（Kuznets）针对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提出的著名的倒“U”形曲线假说，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收入的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增长不断拉大，尤其在前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过渡阶段，与“中等收入”阶段大致对应，收入不平等程度会进一步迅速扩大
。在低收入国家发展至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往往更加重视效率而相对忽视公平，法律制度建设不健全，国家财富快速增长，但财富分配严重不均，部分人利用法律空子或灰色地带积累了庞大财富，成为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大多数普通民众也在发展中获得了收益，但财富增长速度远低于高收入阶层，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一方面，贫富分化会降低全社会有效需求，依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凯恩斯主义消费倾向边际递减理论，拥有巨额财富的少数富人消费需求有限，而有着更高消费需求的大量穷人消费能力受限，致使总需求相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供求失衡的经济危机由此产生，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链条被阻断。
另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掌握了大量财富，不愿向低收入群体分利让步，并通过垄断产业、医疗、教育等方式，控制着国家资源，极力推行有利于其阶层固化的社会制度，低收入阶层日渐丧失向上的流动渠道，失业者、赤贫者铤而走险，通过极端方式抢夺财富、报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甚至引发严重骚乱。执政者为了稳定政局，往往具有推进改革、提高效率、促进公平、强化教育的政策倾向，但受制于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改革成少败多，政局震荡不稳，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有与之对应的制度体系进行配套。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对制度的完善性和质量的总体要求不是很高，只要满足国家享有主权、社会比较稳定、产权得到基本保护等基础性保障，依靠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体向更高发展水平不断演进，专业化分工深化，产业链环节增多细化，经济系统的复杂性上升，对一国制度的健全程度和质量水平就会提出更高要求。提升制度质量、完善制度结构是一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前提
。
许多国家在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受制于人才匮乏、政府执政能力不足、利益集团牵绊等因素，没有成功地推进适应性改革和创新。例如，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致市场失灵、政府失效、社会失范
；没有具有前瞻性和科学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规划，低效产能的无序重复；货币政策的不稳健，货币滥发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法治体制不健全，对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收入分配不均，贫富严重分化；金融体系不健全，应对国际资本流动引发的汇兑波动乃至金融危机能力不足，等等。原有发展方式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制度和政策改革缓慢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效率，甚至引发政治动荡和严重腐败问题，从而延迟了进一步的工业化进程
。
金融系统庞大繁杂，发展中国家因制度滞后和人才匮乏等原因，金融体系往往都大幅滞后于产业发展。一方面，金融体系服务创新的能力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业务模式和经济部门，这些新业务往往难以从传统金融体系中得到支持，只能寻求新的金融服务模式，甚至寻求国外金融机构的支持，由此催生了各种形式的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不断蔓延的金融自由化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另一方面，对金融活动的监管能力不足。金融系统不仅体系复杂，金融工具也在不断变换创新。受经验和人才所限，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应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工具和金融创新的能力严重不足，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进退失据，因此往往容易沦为国际投机者狙击套利的对象，加大了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欠发达国家的追赶模式中也隐含着金融失衡的风险。后发国家的追赶多是从产业发展开始，通过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承接了自发达国家转出的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渐参与到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形成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欠发达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外国资本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不仅能提供原始资本、技术和管理，更保障了产品的销售渠道。在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增长期，会面临外资大量涌入的情况。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在助推一国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容易使其形成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依赖。一旦国际形势发生波动，这些国家就会首当其冲，不仅产品出口受阻，外资大规模流出也将导致本币汇率和国内资产价格暴跌，从而进一步诱发外债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欠发达国家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猎食对象，多年积累的财富被金融危机洗劫一空的故事已经屡见不鲜。坐拥世界货币美元的美联储随着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交替降息、加息，引发美元在世界各国大幅进出流动的潮汐周期，这既是美国“收割”全球财富的重要手段，也是造成众多发展中国家屡屡遭遇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迈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不在少数，但最终实现了向高收入水平国家转型的国家，仅有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地区）。对成功国家经验和失败国家教训的对比分析，可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表2-1）。
表2-1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败国家和地区比较
数据来源：郭金兴和胡映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中心世界表（PWT 8.0）整理
。
日本、韩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代表性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主要城市被炸为废墟，海外殖民地被解放独立，韩国同样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韩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发展。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日本和韩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以提高创新能力和科技附加值为重点，大力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在实施产业政策的同时，日韩两国也十分重视社会事业的发展，两国向教育、民生保障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稳定了社会秩序，积累了雄厚的人力资本，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两国的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是大力吸引外资支持与充分利用世界市场。日韩经济能够实现发展腾飞，其背景是得到了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支持和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韩经济社会受到重挫，物资供给困难，物价飞涨、通胀严重。战后，美国实际控制了日韩两国，在两国国内推行民主化改革，并通过经济援助等方式帮助两国重建。冷战中，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遏制苏联和中国，美国大力扶持日韩发展。日韩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成为第一批欧美产业转移的主要承载地，通过国际贸易积累了“第一桶金”，很快地实现了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跨越
。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日韩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相对于其庞大的生产能力而言，两国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只有广阔的世界市场才能充分消化其产出。早期日韩主攻欧美市场，针对欧美需求升级国内产业，在汽车、家电、电子等领域形成了巨大优势。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日韩加紧开拓中国市场和东南亚市场。国际贸易为日韩两国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外资对日韩的技术升级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在韩国，美国华尔街资本掌握着三星、LG、现代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寡头企业的控股权或参股权，两者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美日科技交流频繁，各种理工类诺贝尔奖多次由美日科学家分享。
二是循序渐进推进产业升级。王丽莉等（2017）将日韩的产业发展过程概括为自下而上、从农村到城市、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对应着乡村原始工业化、劳动密集型规模化轻工业、资本密集型规模化重工业三个阶段
。先是通过原始的乡村工业化奠定现代产业的入门基础，随后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方式逐渐发展起规模化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生产体系，接入国际贸易市场、赚取外汇收入，为重工业铺垫市场、积累资金，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和向重工业化的稳步迈进，在不断提高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体系的良性循环。例如，日本在1965年出口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船舶等交通工具、铁板、纺织品为主，到1985年则更新为以客运机动车、货运机动车、收音机及音响设备为主，1995年开始出现微电子产品，其后一直保持以客运机动车、机动车部件和附件、微电子产品为主要出口品，其优势产业不断进化，不断集中。又如，韩国在1965年主要出口矿物、钢板铁板、木质板材、木片胶合板、棉织物、丝绸、鞋子、铁矿、蔬菜根茎、甲壳类和软体动物等初级产品，到1975年主要出口机械和运输设备，1995年之后主要出口微电子产品、船舶等运输工具、客运机动车零部件及附件等
。
三是注重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能力提升。日韩无法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通过技术移民的方式提升科技水平，只能加强本土人才的培养。教育是公认的最重要的积累人力资本的手段。日本在注重基础和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同时，也从实用主义出发，实施偏重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教育战略，大力发展与现代经济和高新技术紧密相关的学科专业，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大量高水平技术人员
。韩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把终身教育原则写入宪法，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优质人力资源。在公办学校之外，政府也大力提倡民间办学，尤其是职业教育和科研机构，鼓励大企业、大财团等经济组织出资兴办与本行业相关的职业院校和高等研究院。这不仅解决了国民教育问题，也实现了受教育者与企业用人需求的高效匹配，私立教育对小学、大学及研究院的建设都有贡献
，大企业的自办学校促进了产、学、研的紧密融合。除了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日韩在国内产业基础较弱的时期，通过本币贬值、出口退税、限制进口等方式保护和扶持国内产业发展；在生产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有计划地放宽外资准入门槛，以引进国外竞争者倒逼本土企业提升竞争力
。当国家基础薄弱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当国家经济日渐发展后，对引进的先进技术进行改良和本土化；其后，自主攻克高级技术难题，使国家成功地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是两国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投入比重在全国研发经费占比中超过了70%
。
四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日本和韩国的阶层趋于固化，社会财富多由大财阀或大财团支配，但两国对普通民众的社会保障较为健全，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按照市场机制以个体能力和经济贡献作为分配标准的同时，日本和韩国也十分注重以税收等手段兼顾社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对老年人、残疾人、失业和低收入人员都推出了针对性的救助措施。例如，日本为了抑制快速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通过累进税率和社会保险等二次分配措施限制过高收入、补助低收入人群，并自1958年就开始建立普惠的医疗保险制度；1961年，日本又进一步实施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养老金制度。再如，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尝试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在《宪法》中明确了公民生存权和福利国家义务；20世纪70年代，韩国制订了《社会福利事业法》和《国民福利年金法》；到了80年代，开始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最低工资制；至90年代，韩国已基本形成了以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保障体系。日本和韩国化解贫富差距的一系列举措保障了两国基尼系数在合理区间
，缓解了社会矛盾，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经验
。
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曾创下过增长奇迹。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黄金三十年”里，拉美国家年均增速超过5%，远高于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80年代的地区经济总量比50年代增加了三倍
。同一时期，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表现亮眼，由此顺利地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被誉为“东亚四小虎”。然而，大多数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在增长后期，都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艰难挣扎
。其教训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是产业结构升级过于迟滞或过于超前。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中低端产业，资源消耗大、科技含量低。例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国家都是以利用农产品资源、劳动力资源和矿产资源优势发展的初级工业为主导产业，在发展初期，充分发挥本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是恰当的策略，但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这些国家没能及时转变增长方式，原有产业的市场优势逐渐被其他起步更晚的、成本低的后发国家所取代。有的拉美国家曾以扭曲市场为代价实行进口替代，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经济持续低迷
。东南亚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中低端产业转型乏力，如泰国早期依靠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发展初级加工制造业，但因人才匮乏、技术滞后、教育体系薄弱、基础设施超负荷等问题难以解决，产业升级步履维艰；菲律宾曾是东南亚最早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但工业化水平一直不高。面对出口竞争力不断下滑的困境，菲律宾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了过早的“去工业化”进程，放弃了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而服务业却一直停滞在低端领域。马来西亚曾以出口导向战略获得快速发展，但因其产业结构单一、国内市场狭小，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外部冲击中屡次受挫
。
上述国家也都曾做出过一些转型尝试，但增长模式不明确，发展路径紊乱。例如，拉美国家曾先后用进口替代战略、“大推进”、“华盛顿共识”等理论来指导经济发展
，没有充分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在尚未充分挖掘出本国劳动密集型行业轻工产业潜力的情况下，过早地转向重工业。又因国内市场规模有限且缺乏国际竞争力，而多以失败告终，这都加剧了财政赤字。随后，这些国家又过于相信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背书的“华盛顿共识”，在短时间内放开了资本市场管制，通过出售国有资产偿还政府债务，致使过早地“去工业化”和“去国家能力化”，导致更加没有能力突破产业的转型升级
。
二是对国际市场与现代金融体系的适应能力不足。从低收入水平发展至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无一例外都离不开对国际贸易的参与。贸易全球化赋予欠发达国家搭上发达国家产业和市场快车的机会。欠发达国家在得到技术和知识外溢、产业转移等发展红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担国际市场的相应风险。在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时期，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能够一起享受增量带来的繁荣。而当全球经济进入周期下行阶段，国家间爆发存量博弈，主导国际经贸金融秩序的发达国家会通过贸易规则、金融工具、政治制裁等手段攫取欠发达国家的利益以满足本国需要。众多拉美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国内经济金融体系不健全，缺乏应对国际冲突的经验，尤其在复杂的金融领域，这些国家既缺乏人才又没有经验，且在坚持固定汇率的前提下过早地开放了资本账户，而常常沦为国际金融大鳄抢掠的“羔羊”或收割的“韭菜”。例如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拉美主权债务危机，以及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使得这些国家积累多年的财富付诸东流，发展水平严重倒退。
三是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过大严重威胁着经济的稳定增长，不仅会减少有效需求、阻滞改革进程、抑制新产业发展，而且还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2000年的50多年间，多数拉美国家不仅经济形势大起大落，而且收入分配长期不公，借助公共权力或依靠外国资本势力的少数人，逐渐占有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民生保障体系严重不健全，失业、贫民窟等问题不断加剧，各国基尼系数普遍超过0.45，个别国家的基尼系数甚至长期超过0.5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面临着相似问题。
财富过度集中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多维度的：一是大幅削弱了社会有效需求，大量的有较高消费倾向的低收入人群没有能力消费，而高收入的富豪数量少、消费倾向低，财富越集中社会总需求就越萎缩；二是进一步延缓了人力资本积累，社会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性，教育机会越发不公，贫困“再生产”循环往复，低收入阶层由于看不到希望，对子女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越来越低；三是市场机制会因日益强大的利益集团而严重扭曲，垄断或寡头组织将逐渐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府体系，寻租、投机和腐败取代公平竞争，效率日益低下；四是社会改良难度越来越大，既得利益集团全面掌握了国家经济和政治资源，会全力阻挠有碍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改革措施，致使社会弊病日积月累，积重难返；五是民主国家底层民众的抗争易诱发极端民粹主义，政党为在选举中当选，只能以高福利缓解社会压力，但政府财力又难以支撑，最终酿成巨额政府债务和恶性通货膨胀
。
从本章的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中可以看出，劳动力成本上升、收入分配失衡加剧、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系统性金融风险、产业低端锁定等是制约欠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国民收入的提高最终得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只有单位劳动力产出的增幅超过或者至少不低于劳动力成本的增幅，才能保障本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国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首先，有序扩大教育领域公共支出。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必须有厚实的教育体系提供配套，才能结出尖端的科研成果，美欧日韩都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教育具备“公共物品”属性，需要政府投入，不仅要完善硬件设备设施，也应努力提高教师待遇与教师素质，尤其是加强农村偏远地区的师资建设，大力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扩大通过教育培养选拔拔尖人才的覆盖面，增强本土科技研发能力。
其次，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科教事业。在保证公益属性的前提下，鼓励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发挥专长，兴办高质量、特色化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事业。作为公立教育的重要补充，培养更多实用性技能人才，推动加工技艺的革新提升。加大国际教育交流合作，输送人员到发达国家和领军企业接受先进教育，也积极引进境外优质学校到本土合作办学，完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
最后，要对劳动力工资水平进行合理调控，以与劳动生产率相匹配的速度增长。既要保障劳动者收入的合理增长，也要避免超越发展阶段的“福利陷阱”。增速过慢不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且会加剧资本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增速过快将致使生产成本和国际竞争优势的快速丧失，最终有损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
改善收入分配失衡以增强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是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长久之策，也是扩大有效需求、实现稳定发展的保障。
首先，保障教育对阶层流动的有效性。家庭对下一代的教育需要耗费数年才有可能变为有效产出，对低收入群体而言，需要看到较为确定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预期，他们才能将较多收入用于人力资本投资，这就需要保证社会阶层之间有充分的流动性，低收入家庭的后代能够通过教育向高收入阶层跃升。
其次，保障教育和就业的公平性。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晋升渠道；通过财税等政策改善收入分配失衡，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促进更多的农村居民和大学毕业生群体进入中产阶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对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支持，释放底层市场需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最后，着力缩小城乡差距。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引导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经营，规范农村工业化集约发展，大力化解城乡二元经济矛盾，促进国内总需求稳定增长。
无论是理论模型，还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提高资本回报率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制定符合实际的产业升级规划。基于本国资源禀赋、人口特征、国际环境和新兴产业方向，制定科学的、有前瞻性的产业政策，抢抓发达国家已经或即将失去的比较优势产业，引导市场主体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并与政府规划相向而行，合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其次，不遗余力地提升本土创新能力。提高财政支出中直接用于支持研发活动的比例，特别是对具有显著外部性的基础科学研究以及航天、生物、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投入；建设科技园区、高科技产业都市等自主创新平台，以产业集聚促进技术进步，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贴息贷款等方式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
再次，腾笼换鸟倒逼产业升级。打破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对创新活动的挤出，对原有的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产业，借助内外危机倒逼淘汰或向上升级，为新产业、新业态腾出资源和空间，实现良性新陈代谢。
此外，还应完善创新支持体系。其一，技术创新的失败概率较高，此类高风险活动通常难以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贷款支持，需要包括风险投资、产权交易平台、股票交易市场等在内的直接融资体系，以投资者与研发者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方式，解决创新活动的资金来源。其二，对创新积极性的激励还需要建立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如完善专利制度、缩短侵权诉讼周期、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行力度等，通过法律手段严格保护创新者获取足够的市场利润、让投资者获得合理的资本回报，才能实现创新的可持续性。其三，完善市场化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政府、军工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手中往往掌握大量的科技成果，受制于体制机制约束，许多成果不能转化落地为产业化项目，难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创新资源错配浪费，打通成果转移转化通道对产业的创新发展将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助推创新资源得到合理高效配置。
经济社会制度不健全是中等收入国家继续增长的重要阻碍，只有突破“制度高墙”，为创新转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条件，才能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加国民收入
。
首先，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深化包括利率与汇率在内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强化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完善企业破产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优化资源配置，倒逼国内产业升级。
其次，维护国内市场的统一畅通。完善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保障能源的可靠供应，降低人员流动、货物运输和信息交互成本，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提高国内经济系统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避免形成地理、社会、行政区划等因素造成的市场分割，以足够大的国内市场容量，保障产业升级所需的规模经济效应。
再次，完善法治体系，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降低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营造竞争充分、激励有效、创新导向的市场环境，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电信、养老、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程度，通过强化微观主体竞争的方式推动国内产业升级
。
最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本国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与欧美的最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不仅是自然科学的“硬技术”，管理、金融等“软技术”也需要进一步引进学习。其一，采取市场换投资、市场换技术的互利策略，在吸引跨国公司的先进制造和研发环节进入国内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通过对外兼并收购的方式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尤其在全球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许多有优质资产的企业因经营困难寻求出售，为低价买入通常会被技术封锁的“非卖品”提供了宝贵机会。其二，保障本国产业体系的良性循环也需要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合作组织，针对欧美发达国家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出不同的贸易对策；可将部分低端产业向更具比较优势的其他国家转移，但要谨防产业“空心化”的不良趋向。其三，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小国只能顺应规则，而大国可以影响规则，在后发国家具备一定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后，应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调整隐性不平等的剥削性规则条款，创新区域合作机制，保障欠发达国家公平的发展权利。
2013年艾亚尔（Aiyar）等人就提出，受金融危机拖累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在少数，金融系统极为复杂，并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不断迭代演化，需要欠发达国家采取系统性应对措施
。
首先，负债率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无论是政府、企业或居民部门，过高的杠杆率都会造成抗风险能力的下降，必须将其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尤其是政府债务，应完善制度性约束，避免过度的财政赤字诱发主权债务危机。
其次，保持应对国际金融波动的能力。资本账户的开放应审慎有序，避免在危机情况下，无力应对境外投机资本巨幅扰动的管制能力；适度提高汇率制度弹性，维护经常账户的合理均衡；维持适度充裕的外汇储备，并通过全球或区域性金融合作组织，拓宽紧急外汇贷款渠道，以有效防范货币危机。
再次，提升国内金融系统稳定性。货币政策应审慎科学，与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和政策传导机制相适应，在保障社会合理融资需求、助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避免长期过于宽松而导致信贷过度膨胀，造成泡沫和恶性通胀隐患；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提高对各类金融创新工具的应对能力，严控“影子银行”、表外业务等灰色地带的风险隐患；指导金融机构保持充足的资本金和适当的流动性，严控外债规模，保障金融系统的稳健性。
最后，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应为实体经济服务，适度创新的金融工具、一定程度的虚拟经济有助于活跃金融市场，吸引资本流向新领域新业态，金融机构可以有合理的利润，但应限制过高的超额收益引发过分投机，严防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泡沫化倾向，以保障金融秩序的稳定；也应避免出现资本、人才等优质要素向金融部门的过度集中，从而造成对实体部门的挤出。
产业“空心化”是众多发达国家产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资本有逐利的天性，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是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霉的事情，它也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
举例而言，美国的产业升级过程也是一个产业不断轻量化的过程，将附加值低的工业生产环节大批地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本国则主要从事金融、研发、品牌等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业，虚拟经济泡沫化严重。美国虽然垄断了高科技和新技术，但制造业生产体系已被掏空，工业制成品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在遇到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情况时，口罩、测温枪、防护服等简单的工业品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自产，存在严重的国家安全和应急管理风险。制造业萎缩和产业空心化导致失业人口增加、社会矛盾加剧，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对政局稳定和国家理性发展提出了挑战。
国家需要不遗余力地发展必要的高端的第三产业，高度警惕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转型升级应摒弃此前过度推崇的“退二进三”理念，不一定第三产业占比越高，第一、二产业占比越低就越好，产业结构应有合理的配比，产业内部也应更重视质的提高而不仅是量的增加。例如，德国坚持实业兴邦，以高端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石，为欠发达国家提供了较好的借鉴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