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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毯子从摩托车的鞍座上披挂下来。毯子上有三只睡着的猫。
尚·菲列罗一身黑皮革、皮靴，走下楼梯，走进厨房。他打开后门底部的一扇小活门，拍拍手，猫儿便跳下车子，溜到花园里去了。活门是他十五年前做的，当时妮农得了一只她唤作伟伟的小狗。
然后我听见了那个令我想起瓜果切片的嗓音。是同一个嗓音，但这时它吻合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她说：我走过我们的火车站，伟伟在我的外套下面。每二十四小时，我们的站有六十一班火车通过。任何送往意大利的货物都经过我们的隧道。我把他抱在外套下面，他的下巴挨着我最顶上那一粒纽扣，他的耳朵蹭着我的翻领。如果不算蜗牛呀、蚯蚓呀、毛毛虫、蝌蚪、花大姐和小龙虾的话，他是我的第一个宠物。我叫他伟伟，是因为他才那么点儿大。
尚打开临街的门，跨上摩托车，用脚蹬了蹬。后轮一抬上门阶，车子就自动滑出路面。他举头望了望天空。没有星星。黑暗，一种有能见度的黑暗。
我走过火车站，伟伟从我的外套里探头探脑，每个人都停下来，指指点点，带着笑容。有认识我们的人，也有不认识的人。他是个新生命。本堂神父先生问我他的名字，好像他打算安排一场洗礼似的！伟伟！我跟他说。
铁道工去锁上家门。他在门上转钥匙的动作，已经像是担保他下个礼拜就会回家。他手工的操作都有一种给人信心的风度。他属于那种信赖手势多过言语的人。他套紧手套，发动引擎，扫视燃油表，挂一挡，释放离合器，便滑行而去。
火车站旁的交通灯亮着红灯。尚·菲列罗等着它变换。没有别的车。他可以轻易溜过去，毫无风险。但是他一辈子是个信号工，他要等。
伟伟七岁的时候，一辆货车撞死了他。我接他回来那天，他的下巴歇在我的第一颗纽扣上，我把他抱在我的外套下面一路回家一路说：伟伟，我的小伟伟，从那一天起他就是个谜。
交通灯转为绿色，骑手与机车发动之际，尚让穿靴的右脚拖曳在后，同时用左脚脚趾挂二挡，到达电话亭时又加到三挡。
我是昨天看见它的，这条裙子挂在离贸易酒店很近的一个橱窗里，裙子上有我的名字NINON！它是通身黑色的中国丝绸，点缀着白花。长度也合适，到膝盖以上三个指头的地方。领子是连幅剪裁的V形长翻领，不是缝上去的。纽扣一路扣到底。裙子迎着光略有点通透，但不至于招摇。丝绸一向清凉。如果我晃动裙摆，大腿碰到裙子，就会像舔着冰激凌。我要找到一条银腰带，一条银光闪闪的阔腰带搭配它。
摩托车亮着前灯蜿蜒曲折地开上山去。车子时不时会消失在悬崖和岩石后面，一路不断爬坡，逐渐变小。现在它的灯光忽明忽暗，像茫茫石壁前一支祈愿烛的火焰。
对车手来说不是这样的。他是在黑暗中打洞，像鼹鼠钻过土地，他的光束穿行隧道，隧道在扭摆，因为公路要避开大石也要上升，常常拐弯。当他回头一瞥—他刚这样做了一次—后面除了他的尾灯和茫茫黑暗，也一无所有。他的双膝紧抵着油箱。每当骑手与机车驶进拐角，拐角都承受他们，托举他们。他们徐徐进入，快速离开。进入之际，他们尽可能延宕，等待拐角把横坡送过来，然后他们便疾驰而去。
他们攀山越岭，一路越来越荒凉。黑暗之中看不见那荒凉，但是信号工从空气和声响中能够感觉出来。他再次掀开头盔的挡风镜。空气又薄又寒又湿。岩石把他的引擎噪音抛了回来，粗嘎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