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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文化的不同,根源于旧石器时代

回到古代文化本身的特色来看,亚洲和欧洲,都从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一步步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定居农业。仔细比较这两个地区的发展形态,我们也能看到其间相当不同的发展途径。两者的差异,决定了后来文化发展的不同形态。那些影响发展方向的因素,可能到今天还存在于两个地区。不同的人群,身处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各自发展相应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结构。我们也许可以借用生物基因的观念,称这些特质为“文化基因”。

以中国而论,在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程里,有所谓的中石器时代,亦即以渔猎、采集为生的阶段。中国的考古资料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区隔,整个过渡是和缓的。新石器文化是距今七八千年,甚至一万年左右的时候出现的。那时,亚洲东部的中国,北面发展了小米种植的农业文化;南面,也就是长江以南,发展了稻米种植的农业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很快各地都发展出了发达的新石器文化。

在新石器文化的前一个阶段里,也许我们可以说,距今九千年到七千年的时候,出现了几个发展得非常复杂的新石器文化,如仰韶文化 [5] 。今天我们也许不必用“中原仰韶”来涵盖其他地区,我们要注意的事实乃是在新石器文化前期最鼎盛的时代,中国这个地区至少有五种高度发展的文化形式出现。

在中原一带,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 [6] 期间,已经出现了相当大型的村落,每个村落人口为数不少,并且小米农业相当发达,象征着人类文化面貌的陶器也有了非常精美的彩绘。村落之中,也有相当多的防卫设施出现。当然,地区性文化会呈现出个别独特的面貌。村落之中,已经有富贵与贫贱的差别——表现于墓葬,实际上已经是相当复杂的社会。中原新石器文明的前半段,虽然复杂,但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彩绘的陶片相当精美,烧制技术也不错,然而并未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

沿海一带的情形可就不一样了。最北方辽河地区的红山文化 [7] ,有非常大的聚落,聚落与聚落之间阶层关系复杂。红山文化的玉器,在今天的玉石市场上还可以当作精品看待。红山时期的女神庙和领袖墓葬都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 [8] ,特色是以高温烧制的黑陶,黑、亮、薄、精美。在大型墓葬之中,与黑陶共同存在的其他器物中,也有非常精美的骨制品。大汶口文化还出现了文字,我们今天固然还不能解读这种文字,但它是文字这一点不容置疑。大汶口聚落的范围非常庞大,一个大的村落所占的面积和墓葬的规模都表现出这个聚落人口众多,可能不下千数。村落内部阶级分化,贫穷与富贵之间的差别明显。

再往南走,在浙江宁波、绍兴地区,出现了良渚文化 [9] 。良渚文化与其前身河姆渡文化 [10] 有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延续了数千年。良渚文化的特色是出现了“玉琮王” [11] ,其切割之细、雕刻之精美,令人惊叹。还有很多人工堆积的土山,显然是一些礼仪建筑——也许是祭祀上天的祭坛,领袖们的墓葬就在这些土山下。良渚文化扩散的范围极为广大,从今天的浙江到苏北,这些土山处处可见。

神人兽面纹玉琮王

1986年出土于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其切割之细、雕刻之精美令人惊叹。

往中部走,今天的湖南、湖北在当时是广大的湖沼地区,内陆湖广袤如海,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发展了种植稻米的农耕文化。其最盛的时期,就是所谓的石家河文化 [12] ,不仅有许多复杂的村落出现,而且有广阔的遗址,中心城市周围有十来个次要的卫星城市,城市遗址的面积竟有数百万平方米。

这些大规模的新石器文化,达到了一定的文化高度和复杂程度,共存于亚洲大陆的中国。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都超过了渔猎取食的阶段而进入农耕社会,村落分布相当密集。就考古而言,最发达的地区在陕西到河南一带,包括黄河以北的山西部分地区,在这广大的范围内,现已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和后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为数过千——这个分布密度是相当可观的。那时,中国的古代人类,都已经发展出了有相当高度的农业生产方式。 bOWXFJa3FGL6onNOhO8sjiE/+TCSFSGIRvMXh9PgGJG6idjXi44xEJBCB2VXET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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