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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的前半段，从中国的思想体系开始讨论。当然，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必须由此角度下手。在此以前，西周建构的分封体制与其配套的观念，其实已经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
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天命无常，惟德是亲”，“天命”不是说特别偏爱哪一群人，“天命”是说只选择对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这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观念使君主的地位远远超脱了部落保护神或族群保护神的地位，君主是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1] ，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
第二，周代的封建制度是分封亲戚、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不仅权力来源于周王，而且他们必须经过大族长周天子这一媒介，才能“上达天听”，获得“天命”的眷顾。于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与亲属关系的网络，两者叠合为一，政统和宗族这两种体系相叠合。
在这个命题上，殷商史料显示，占卜须经过先公、先王的传达，亦即祖先崇拜。周代的封建制度在殷商的祖先崇拜上向前跨出了一步，将“天命”的道德意义和祖先的权威合在了一起。这一现象，在西周青铜器上面的铭辞中充分可见——通常包括两点：一是自夸功德；二是追溯祖先。周代封建制度和这一观念的转化齐驱并进，到了孔子时代才转化为具有普世性的思想体系。
《周易》是中国人继承的另一重要遗产。从这一解释占卜累积而成的记录，发展出了一套二元互补相成的辩证关系——一切事物，无不在变化之中，唯有“变化”是不变的。几千年来，这一套人生智慧不断引导着中国人的思维。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片
《周易》蕴含的人生智慧，不断引导着中国人的思维。
《左传》中有时会提起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譬如叔向、子产、史墨。这些人物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传达着类似的价值观念，他们乃是儒家思想的先行者。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重建完整的思想体系，然而，他们的思想脉络显然是与西周封建制度的价值观念相符合的。
孔子身处的时代，礼崩乐坏，西周的封建制度随着西周本土的沦陷，只剩下一个空名。实际上，东周的各个封建领主都在各自的封域自求发展，彼此较量，求取胜利，发展出的实力和掌握的资源已成为决胜的条件，西周封建制度原本依附的整个价值观念不在了。
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他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不是为了规范权力的分配，而是将依据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孔子的门下聚集了一批抱持着同样理想的人物，他们或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他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也在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
孔子教诲门下，并不像后世所谓的学校，而是与来自各方的同人和朋友们随机讨论问题，共同建立和发展一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孔子注意的就不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道德，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这相处之道又建立在道德之上。
“道”在孔子心目中是永恒而且普世的原则，即使是至高无上的神明“天”，也不过是“道”的显现，“天”和“道”是一体两面。神的力量和永恒、普世的原则，虽然抽象，但“道”不只存在于人与人的相处之中，它还存在于万事之中。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孔子将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思想脉络一锤定音，这是一门人间与社会的学问，而非今天学术界的认知学问。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