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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希腊文化的出现，欧洲第一次进入世界历史舞台，所以现在我们还是从古代希腊历史开始讨论。
诚如前面所说，希腊的形成是由于印欧民族一批批地迁入希腊半岛，不再赘述。此处要讲的是，公元前1841年到约公元前2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希腊文明迅速发展、呈现出显著影响力的时期。希腊的政治体制是城邦制，后期才有王国出现。我们一向认为希腊有两种制度，一种是雅典代表的民主制度，一种是斯巴达代表的“寡头政治”，其实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大。
雅典城内有十个移民的大族，每一个大族推派五十名代表，组成五百人议会，再在这个议会的基础上选出“百人会”，作为常设的议会。然后，“百人会”又选出执政官和其他官员。雅典的直接民主反映在，他们的公民可以在聚会时提出驱逐某一位会影响雅典民主制度的官员，他们也可以罢免当时的政府，立刻更换执政团队，这些是雅典民主制度的特色。不过，雅典的公民人数并不多，如果雅典城邦有四五十万人口，那么有权参政的公民最多只有五分之一而已——妇女、儿童不能投票，真正的公民人数其实很少。所以，这也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寡头政治”而已。
斯巴达的“寡头政治”，是由一个议会选举两个王——一个正王，一个副王，再加上一个执政官。这两个王是军事统帅，执政官才是真正的行政首长。不过，斯巴达全国的男性公民从儿童时期起就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呈现出军事专政的色彩。
雅典和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十分显著，很多人认为斯巴达的民主不如雅典，其实二者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雅典有“放逐”制度，即公民有权罢免和放逐官员。但是在行使这个权力的时候，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公民赶走了真正有才干的人，因为他们担心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会颠覆雅典原有的制度。他们曾经驱逐过最能干、最好的执政官，他们也曾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由此可见，雅典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不愿意接受任何制度改变的可能，这和真正的民主有相当的距离。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希腊城邦集团和波斯帝国不断对抗，争夺统治地中海东部的霸权，持续了差不多三百年之久。著名的马拉松长途赛跑就起源于其间一次决定性的战争：希腊的一个传令兵从前线奔跑回雅典，报告胜利消息的故事。在那次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波斯帝国的庞大部队。雅典的海军和斯巴达的陆军分别立功，为希腊赢得了胜利，波斯帝国侵略的野心从此打消。
“陶片放逐法”所使用之陶片
“陶片放逐法”是古雅典民众大会中的一种特殊投票法。每年初召开民众大会，公民将其认为可能危害民主政治的人的名字记于陶片上；某人票逾半数，则被放逐国外十年。
紧接着，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又爆发了战争，这两大城邦各自纠集同盟，发动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内战。战争期间，双方都和过去的宿仇——波斯帝国勾结，呈现三角战争的局面，丧失了当年希腊各邦联合抵抗波斯的精神。
雅典凭借其海军的优势，很容易就借海上交通联合地中海东部其他的希腊城邦，构成强大的军事联盟——提洛同盟，其海军力量曾击败了波斯的主力部队。日久之后，雅典以提洛同盟盟主的身份，胁迫参加同盟的其他城邦供给人力、物力，俨然成了一个大帝国。
这个情形使我们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以《北大西洋公约》 [3] 的名义，挟制了欧洲国家的人力、物力。直到今天，美国在中东的战争还是以北约的名义进行——两个联盟的转变过程如出一辙。从古至今，一个由强国领头的“联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霸权而已。
我们常说，斯巴达是男性公民皆军人的国家。是的，斯巴达的陆军的确非常强悍，但也不要忘记，希腊集团每个城邦的公民都是以武勇为先的。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奥林匹亚大会，乃是希腊城邦青年们较量武艺的场合，也是各邦借此讨论希腊事务的场合。大会不只是较量武艺的竞技场，有文才的人一样可以在此朗诵诗歌或者表演戏剧。这是一个表现才能的舞台，也是促进希腊文化发展的力量。因此，虽然希腊城邦分散各处，但通过这种接触，加上商业贸易的来往，希腊文化保持了相当一致的特色。“泛希腊文化” [4] 圈呈现的是所有希腊城邦共同的成就，并不仅仅是雅典一处。
希腊文化终究还是一个崇尚武勇的文化，是侵略和扩张的文化。希腊人的移动性极强，每个城邦都尽量向外殖民，联系的向心力是利益。在扩张过程中，他们不断奴役其他种族的人民——战争的俘虏便成为奴隶。在这一点上，历史常常过度赞美了希腊的文明程度，我们一定要注意，希腊文明是建构在压迫和侵略的基础上的，80%的奴隶人口，支撑起了一个占20%人口的统治群，才有如此优美的希腊文明。仔细想想，这样的文明，说不上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