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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代替了商，成为古代重要的朝代。西周本来不过是商王国西边的一个附庸小国，据西周的历史传说，他们曾经“陷于戎狄”，不在农耕文化圈内，后来才恢复农耕。他们的祖先后稷，就是农业之神。究竟他们是先有农业，然后才成为牧人，还是根本就是从牧羊文化逐渐转变成农耕文化的呢？毕竟，周人的盟友羌族可能就是牧羊民族，此处不必讨论。目前我们只要指出，这一个自认为是农业民族的附庸小国，居然击败了强大的“大邑商”。
西周玉柄铁剑
这是中国最早的铁剑。1990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现藏河南博物院。
殷商盛时，以豫东为腹地，疆域跨有黄河中下游，势力范围则从河北中部延伸到长江江滨，东面的山东、苏北，西面的华山一带，都是从属。殷商地跨黄河、淮河和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而居住在关中的“小邦周”，竟然能击败这个庞大的王国，取而代之，成为古代中国的主人。我个人的解释是，他们在武装力量上大概有相当的优势。西周在关中，地接西北的草原，可以得到良马。据说，周人的武器中有一种黑色的长剑，他们很可能已经获得铸铁的能力，并用铁铸的兵器打败了使用青铜戈的商国军队。
无论如何，西周之胜，使他们觉得自己有特殊的地位，获得了天神的眷顾。西周人居住的地方确实与牧羊文化的西北草原非常接近，他们如果真的从牧转农，并且发生在草原附近，那么他们可能就是从草原文化里接受了崇拜苍天的信仰。苍天垂顾周人，使周这个小邦击败了商王国。如此奇迹，使他们必须寻找解释。为什么他们是上天选择的对象？这种解释有两个可能的发展方向：第一，周人是上天的“选民”；第二，周王被挑选为新的王者，承受天命，创建新秩序，接下统治天下的重要工作。
在西周获得胜利后，针对这一伟大的功业，周人的领导阶层确实有过一场辩论：有一派认为是上天垂顾周人，假如以这一点为解释，那么周人将如以色列人，自命为上帝的“选民”。辩论的结果是，他们选择相信周王得到了上帝的眷顾，应天命而得王位。于是，周人建立的新秩序，乃是“天子”受命拥有“天下”，周王是具有天命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商王自认是“下帝”的观念，转化为西周的“天命”观念。
周人必须解释，为什么前朝的统治者不能得到天命？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因为周人的先王们比商王更道德，并且周人是朴实虔诚的民族，不像晚期商人贵族那般嗜酒、不恤人命。如此，周人用道德观念来解释政权的合法性：天命垂爱那些照顾百姓的王者。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意味着国家的领袖必须具有道德修养和能力。“天命无常，唯德是亲” [1] 的观念，从此成为中国组织或是国家对领袖的期待。
周人统治东方，分封亲戚子弟，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建系统。诸侯经由周王，才能上通天命。在这一安排下，周代君主的权力，是将对“天”的崇拜和对祖先的崇拜合二为一——周天子既是家长，又是君主。宗统与政统，相叠为一。
周人的诸侯分别在各个重要的地方建立基地，但他们必须与当地居民，尤其是原来的领袖们合作。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历史文献，经常记载着分封诸侯的指令，大意是：必须尊重当地原有的风俗习惯和法令制度，也必须和当地的领袖们建立亲戚关系。
这一个巨大的封建网络，实际上是周人和当地地区性的民族进行长期融合的机制。在长期融合中，各种地方文化也就逐渐涵化于周文化。所以周人的封建制度不仅是一种统治机制，而且在历史上反映出其长期涵化网络的特色。周人理想的“王道”，意味着这一社会只有尊重别人，也只有容忍别人，才能建构一个注重和谐与合作的新秩序。在周代的封国遗址中，考古数据都呈现出多种民族互相融合的现象。
总的来说，夏、商、周三代的变迁，反映了中国文化系统陆续建构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些社会价值观念存留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达数千年之久。此后，中国的列代王朝都用“天子”的名号，号称“奉天承运” [2] ，中国也一直自居为“天下”，而不是列国之一。到后来，又经由一些思想家，如孔子、老子等，将这些重要的社会观念阐释为中国思想系统。这是另外一章的问题，在别处再作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