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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古代军事家、政治家会选择豫西、淮南、荆襄等地区作为战略枢纽？它们形成的原因和背景何在？不同时期为什么会出现枢纽地区位置的转移？笔者认为，内地枢纽地区的存在和转移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前文已述，古代中国汉族居住区的地域相当辽阔，其内部又可以分成关西、关东、江南等几个基本经济区。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基本经济区能够在人力、财力上为中央或地方割据政权提供物质保证，使它们可以相对独立地统治一段时期。像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时期那样，自给自足的区域经济充当了分裂政权的经济基础。在东部地区发生大规模内战的时候，政治家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控制一个基本经济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维持那里的正常生产，为战争提供必要的兵员、粮草、器械和财物。如荀彧对曹操所言：“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
兴兵举事者若奉行黄巢、李自成式的流寇主义，不重视后方建设，就难以在长期、持久的战争里获得足够的物资和人员补充，必败无疑。战时敌对双方为了确保自己统治地区的安全，要把兵力集中到敌我区域的交界之处，阻挡敌军入境，使己方的民生免遭破坏蹂躏，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时，也使自己的军队处于即将进入敌区的有利态势。即便在天下安定、和平统一的环境里，中央政权为了防备地方起兵叛乱、威胁首都所在地域的安全，也总是在几个基本经济区接壤的地方驻军守护，以备不时之虞。因此，内地战争中的枢纽地区都是处在几大经济区交界的边缘地带，如豫西在关西、关东之间，淮南、荆襄在南、北方之间，具有防备入侵和准备出击的双重作用，成为内地战争中的前哨阵地。
冀朝鼎曾经指出：“分隔中国三大水系的各条山脉，是造成经济与政治区划的屏障，也是多少世纪以来在中国出现分治现象的天然基础。”
长城以南、巫山及云贵高原以东的汉族居住区，总的来说地势比较平缓，处于我国地理三级台阶中最低的部分。几个基本经济区的划分，主要根据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因素。例如，山东、山西的分界线是太行山或崤山，而南、北方的分界线则是长江或后来的秦岭、淮河。由于古代战争基本上使用刀剑、矛、弓矢等冷兵器，以步兵、骑兵为主，装备技术水平低下，机动作战的能力比较差，山脉、河流对部队的进军、运输补给产生的阻碍要比现代大得多，无论是攀越、徒涉、舟济、架桥均有很多困难，防御的一方利用山水设置阵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自己兵力的不足。如三国时鲍勋谏魏文帝曰：“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盖以吴、蜀唇齿相依，凭阻山水，有难拔之势故也。”
开阔、平坦的“四战之地”，像豫东、冀南、苏北，有利于展开兵力发动会战，却不利于实力较弱的一方组织防御。故此，古代中国的战略枢纽或是设置在山区，像豫西；或是在江河沿线、水网地带，如淮南、荆襄，正是为了利用当地复杂的地形、水文条件，作为天然屏障，使自己先得地利，攻守俱便。
关西、关东、江南之间的接壤地带很长，绵延千里乃至数千里；而豫西、淮南、荆襄等枢纽地区并非像长城、马其诺防线那样横贯东西、呈线式防御体系，它们只是基本经济区交界处几个有限的地理区域。内地的战略枢纽之所以成为点或不大的面，而非千里防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地当要冲，扼制了东西方或南北方的水陆交通干道，能够阻塞大规模军队、给养运输调动的必经之路。
秦汉至隋唐，政治重心在咸阳、长安所据的关中地区，它通往关东的陆路干线是出潼关，沿黄河南岸走陕县、函谷，横穿豫西山区，过荥阳（河阴）、中牟后分道扬镳，向北方、东南进入开阔的华北、江淮平原。关中通往关东的水路，则是由渭水入黄河，历三门、孟津，到达荥阳，这里是河水与济水（汴渠）分流所在，可顺黄河东下至河北、山东，也能够通过济水、鸿沟进入淮河流域。可见，不论是水路还是陆路，豫西山区都是关西、关东两大经济区域交通往来的必经之途，控制该地在军事上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关西势力控制了豫西山区，战局不利时可以闭关锁国，使关中无患；有利时可以从那里水陆齐发，进取关东各地。若是关东势力占据了豫西，就等于夺取了关中的大门，使八百里秦川门户洞开，无险可守，像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时，潼关一旦陷落，唐朝皇帝就只得丢弃首都长安，逃窜入蜀。关东势力即便只控制了豫西山区的东端——荥阳、成皋一带，也截断了东西方水陆交通的主要干线，“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
，使关西军队无法迅速挺进中原，如绕道武关、河东而出，则旷日费时，容易贻误战机。
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联系的主要交通干线有三条。
甲
、由徐州南下，经淮泗口入邗沟（又称中渎水、山阳渎），过淮阴、高邮，至广陵渡长江。
乙
、自开封（大梁）沿鸿沟南下，过陈（淮阳），沿颍水入淮河，渡河沿淝水过寿春、合肥，经巢肥运河入巢湖，从濡须口或历阳抵达长江。
丙
、从洛阳南下，经叶县、昆阳、南阳，由襄阳入汉水，经汉口入长江。古代中国南北战争的进退路线基本上是这三条，而且都沿着天然或人工河道，这是因为水运的效率高，省时省力，“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
。而襄阳、淮阴、淮安、广陵、寿春、合肥等重镇俱在上述三条水运干线上，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围绕这些战略枢纽组织攻守，也是为了控制、利用交通干线，使己方兵力顺利进入敌境，或者是阻止敌军侵犯自己的统治区域。
交通干线是否畅行，也影响着枢纽地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汉末三国时期，淮东的中渎水淤塞，不甚通畅，黄初元年（220）曹魏舟师伐吴，退兵过此道时，“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
，淮阴至广陵、京口地带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便有所减弱，沟通江淮的水道主要是淮西的淝水、巢肥运河、濡须水，所以魏、吴水师多在合肥、巢湖、濡须一线争战相拒。而宋代巢肥运河堙塞已久，水运不通，故南宋与金、元对峙交战主要在淮南东路和襄阳地区，寿春、合肥的战略地位则大大下降。
枢纽地区的形成，不仅和军队兵员、物资的交通运输路线有关，也和封建帝国的漕运渠道有密切联系。秦、西汉、隋、唐等王朝建都关中，尽管那里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但因为是京师所在，人口众多，又有帝室、贵族、百官豪富的奢靡耗费，当地的出产不足以供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渭水、黄河转运关东、江南的粮食来弥补。关中以外的几个产粮区，如华北平原、山东半岛、长江中下游平原所产的漕粮由黄河、济水、鸿沟诸渠或汴渠溯流而上，总汇于荥阳，再沿黄河西行，转至关中。因此，豫西、淮南地据漕运路线冲要，控制住那里，可以确保帝京生命线的安全；若是落入敌手，维系京师心脏搏动的输血管即被切断，会引起中央政府的崩溃。
夏、商、西周的奴隶社会属于青铜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受采矿、冶炼技术条件的限制，青铜兵器数量少，不能满足军队装备的需要。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商、周军队作战时还部分使用着木、石兵器。
另外，受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当时中国境内处于邦族林立、小国寡民的状态，人口很少，国家又没有常备兵的制度。上述两个因素使青铜时代的军队数量有限，所谓“帝王之兵，所用者不过三万，而天下服矣”
。军队人数少，作战地域狭窄，战争持续时间也不长，决定性战役往往是一天之内结束，例如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均在都城附近交战，一战失利便邦灭国亡。夏、商、西周军队以贵族“甲士”充当的车兵为主，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会战地点都是适合车队列阵驰骋的平川旷野。如果依托山岭、江河拒守交战，复杂的地形、水文条件则不利于战车部队的发挥。综合以上原因，交战双方既没有能力派遣大量部队到距离都城较远的边境去长期守卫或作战，又都不愿意在兵车难以驱驰的山川险要地段对阵。所以在春秋以前的战争里，并没有出现两军长期对峙争夺的枢纽地区。
春秋以后，由于铁制兵器的广泛应用，步兵、骑兵的野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交战范围随之扩大到山林、水网地带。封建小农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人口大量增加，“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
。主要兵种步兵以农民为主体，军队的规模也日益庞大起来，像战国的长平之战、王翦灭楚之役，双方参战的兵力接近百万。这些变化引起了战区的扩展和交战时间的延长，也开阔了政治家、军事家们的眼界，使他们考虑到在频繁、激烈的战争里，如何利用边界的有利地形来阻滞敌人的突然进攻，保护本国不受破坏，又可以随时出击敌区，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变革，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古老的地理环境才开始在军事上发挥重要作用，在豫西等地形成“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
的战略枢纽。
此外，铁制兵器的性能虽然比青铜兵器优越，但是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它们同属冷兵器，只利于近战杀伤，对城池、壁垒缺乏破坏力。在这种情况下，交战中较弱的一方为了减少牺牲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普遍采取据城固守和野战中坚壁筑垒的方法。和商周春秋时代不同的是，战国以后出现了持久的阵地战和城垒攻守战，守军的粮草、士气若很充足，往往能坚守很长时间。攻方即使兵力占有绝对优势，但因为缺少有效的攻坚手段，也常常师老兵疲，久攻不下。如新莽军队围攻昆阳，北魏大军围攻彭城、盱眙，唐太宗率领重兵围攻高句丽安市城等，皆属此类战例。枢纽区域对战争的重要影响，在于控制它的一方能够把当地有利的地形、水文、交通条件和城垒防御工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难以摧毁的阵地。因此可以说，古代中国军事家、政治家之所以特别重视对枢纽地区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铁制冷兵器的性能及其作战技术的局限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