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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朝以来，我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雄踞东亚大陆。一方面，因为疆域辽阔，汉族居住生活的东部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分布的蒙新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在自然条件、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平衡。汉族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各少数民族长期共存，双方在战时攻掠烧杀，尖锐对立；即便在和平时期，周边民族对中原王朝通常也只有名义上的藩属关系，相当松散；朝廷对戎狄蛮夷多是设官监护、羁縻，不干涉当地政务，很少建立直接统治的机构。这个政治特点反映在地域上就是古代中华民族活动的东亚大陆上始终存在着若干历史民族区，从事游牧、狩猎、农牧、农耕生活的少数民族分别居住在东北、北部、西北、西部和西南地区，以长城和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东端为分界线，对汉族居住的东部地区构成了半包围状态，在政治、经济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局面。
此外，汉族居住的东部季风区幅员广阔，自然条件也不一致，区域开发有早有晚，使其内部各地区在经济生活、政治趋向、风俗文化上也出现了显著的区别，结果导致汉族居住区内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往往表现为南、北方或东、西方政治力量的对抗。封建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分裂、割据，甚至持续数百年。秦汉到隋唐，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东部地区习惯上以函谷关或崤山、太行山及长江为界，分为关（山）西、关（山）东、江南三大基本经济区，代表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东南丘陵，社会严重动乱时由几股政治势力分别占据。宋朝以后则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为南、北两方。从根本上讲，在封建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经济，商品交换不发达，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不像现代社会那样紧密，并非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经济上的自立为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
受上述情况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秦汉至明清的大规模战争在地域上可以划分为两类。
1. 边境战争 。即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在边境线附近爆发的战争，这类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北方万里长城的沿线，由汉族军队同东北、北部、西北游牧民族交锋、对峙；与西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战争则比较少，历史上只有唐朝中后期的吐蕃、南诏对中原王朝构成过为时不长的威胁。
2. 内地战争 。即在东部地区内部、距离边境较远的腹地——如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汉水流域等地发生的战争，包括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等分裂时期割据政权间的交战，西汉“七国之乱”、唐朝“安史之乱”那样的中央政权与地方叛乱势力的交战，还有历代农民起义军与封建王朝军队的战斗，在历史上是相当频繁的。
这两类战争里都形成过枢纽地区，像边境战争中的河套、阴山地带，秦、西汉、唐朝均屯驻重兵，号为“国之北门”。唐蕃交战时的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冲，是汉地入兵之路”
，吐蕃得后，称为“无忧城”。明末的山海关，扼东北平原通往华北的孔道，兵家视为“两京锁钥”，汉满两族均力争该地。不过，边境战争中的枢纽地区存在的时间普遍不长，随着各个时期汉族与周边民族的矛盾激化而转移，或在西部、西南，或在北方、东北。
内地的战略枢纽则相对稳定。大体上来说，如果是东西对立，即政治集团的斗争在地域上表现为关（山）东与关（山）西势力相抗衡，那么双方对峙争战的主要区域往往是东西方交界的豫西走廊，它以洛阳为中心，东至荥阳，西达潼关，南至南阳盆地，北抵黄河或延伸到晋南的河东（中）地区。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绿林赤眉起义、董卓之乱、东魏及西魏与北齐及北周间的战争、唐朝政权与窦建德及王世充的交战、安史之乱，基本上都是以该地区为主要战场。
如果是南北对立，双方的征伐攻守则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淮河、汉水流域。争夺、对峙的枢纽地区有二。
甲、淮南
。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唐庚曾对此议论道：“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晋元帝渡江迄于陈，抗对北敌者，五代得淮南也。杨行密割据迄于李氏，不宾中国者，三姓得淮南也。吴不得淮南，而邓艾理之，故吴并于晋。陈不得淮南，而贺若弼理之，故陈并于隋。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
淮南被苏北丘陵、山地分割为两块，即宋代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前者以广陵（扬州）为中心，北抵淮阴、淮安，南到瓜洲、京口；后者以合肥为中心，北至寿春，南达巢湖、濡须。
乙、荆襄
。湖北北部江陵、襄樊、汉阳一带，尤以襄阳为重。庾翼曾说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良田，方城险峻，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
。顾祖禹把襄阳称为“天下腰膂”，认为“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三国时魏与蜀吴联盟的交战，西晋与东吴、东晋与十六国、南朝与北朝及隋的对抗，北宋与南唐、南宋与金朝及元朝的作战、对峙，多发生在淮南、荆襄两地。
此外，在中国古代，四川盆地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区域，不划归关西或江南。北方政治势力南进时，往往也越过秦岭，通过汉中进入四川盆地，然后或东出三峡，或南下云贵，对江南加以侧翼包围。故此，川陕交界的汉中也是南北战争的一个枢纽地区。不过，它的作用和影响大不如淮南和荆襄，因为汉中距离南方政权的统治中心——江浙较远，不能构成直接的威胁。即使北方势力占领了四川，江南的割据政权也不会很快灭亡。如曹魏灭蜀，北周、蒙古据川后，东吴、陈和南宋仍能将其统治维持下去。
比起边境战争中的枢纽地区来，豫西、淮南和荆襄在我国战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首先，边境战争的战线很长，像北方的长城绵延万里，中原王朝没有力量处处屯以重兵，只能把军队相对集中到一些要塞，其他地区的守备兵力比较薄弱，仅能防备小股胡骑的袭扰。长城以外，沿线多是空旷的草原、荒漠，便于骑兵运动，游牧民族可以发挥机动性强的优势，迅速集结部队，避实就虚，突入边境。像明朝中叶，蒙古铁骑数次兵临北京城下，明末的满洲八旗也几番绕过重镇山海关，穿越长城，横行华北，都没有受到大的阻碍，可见边境枢纽在战争中的影响有限。而内地战争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东部地区被山脉、丘陵、河流的纵横分割，大部队的通行要受到陆路、水道的制约，所以战线比较短，控制枢纽地区的一方常常能够利用复杂险要的地势来阻挡强敌入侵。在交通干线的限制下，敌方很难做远程的战略迂回，出奇制胜。如刘邦在荥阳、成皋、巩洛一线的狭窄地段设防，挫败了项羽的进攻，力保关中不失。三国时曹魏与吴、蜀相持，接壤数千里，也是只用重兵守住几处枢纽地区，便立于不败之地，正如魏明帝所称：“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
安史之乱中潼关的失守，南宋末年襄阳的陷落，都导致战局的全面崩溃，体现了内地枢纽地区在战争中发挥的突出作用。
其次，我国古代各少数民族强盛持续的时间大多不长，故有“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受这种特点影响，在封建社会的各个阶段里，与中原王朝发生尖锐对立的边疆民族并不相同，甚至一个朝代的前期、中期、后期也不一样，如东汉与匈奴和羌人，唐朝与突厥、吐蕃和南诏，明朝与蒙古和女真，爆发冲突、战争的地点转移比较频繁。边境战争的枢纽地区存在的时间较短，如唐后期的维州、明末的山海关等，由此，它们在军事史上的影响就有限了。不像内地的豫西、淮南、荆襄，在千余年，甚至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里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再次，边境战争的规模、兵力通常有限，决战性质的交锋比较少。即便是较大的会战，对于交战双方来说，也只能算是在第一道防线的对阵，双方作战的回旋余地都还很大。任何一方失败了，都不会立即土崩瓦解、俯首称臣。游牧民族战败后，可以远遁漠北、西域，或撤入东北的深山老林；汉族若是失利，则能够将防线南移，凭借黄河、淮河、长江及坚城峻岭来继续对抗。真正决定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民族历史命运的决战，都是在内地爆发的，即所谓“中原逐鹿”。所以说，内地战争在古代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边境战争；因此，内地的枢纽地区在战争史上发挥的作用总体来说也比边关要塞更为重要。我国封建社会里，战略价值居于首位的锁钥地点，是被历代兵家称为“天关”“地机”“九州咽喉”“天下要领”的豫西、淮南、荆襄。它们不仅在战时是双方争夺的热点，得失能够影响整个战局，就是在和平统一时期，它们也被历代封建王朝重视，朝廷不仅要在边关和都城设置重兵，同时也在豫西、淮南、荆襄等地筑仓屯粮、储备武器、驻扎军队，以防出现地方割据势力的叛乱，或者能在农民起义爆发后控制该地，避免陷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