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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地理角度分析魏国的战略失误

魏自武侯至惠王前期,东方的战事进展顺利,不断开疆拓土,捷报频传,但是政治、军事形势逐渐变得复杂、恶化起来。魏在中原与齐、楚、赵、韩交兵,多获胜绩,却也受过桂陵之战那样的重创。随着秦国的崛起,魏在西线的作战接连告负,被迫筑长城以加强防御,陷入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惨败于齐,十万大军被歼,统帅太子申、庞涓阵亡。次年(前340)又遭到秦国的打击,主将公子卬被俘,丧师失地。魏之局势从此江河日下,退出了一流强国的行列,被迫充当齐、秦的附庸,再未能恢复往日的伟绩。短短数十年间,魏国经历了由盛入衰的剧变,这使惠王痛心疾首。他曾不胜感慨地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 魏国霸业跌落的原因,前人多有评论,大致有以下几点。

1. 魏在兵制上推行“武卒”制度,免除了战士的赋税、徭役,并赐给田宅,因此使财政收入显著减少 ,以致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基础。

2. 外交上树敌太多。魏文侯时尚注意联合韩、赵,每次用兵只针对一个敌国。而魏武侯和惠王却未能处理好与邻邦的关系,常常同时交恶数国,导致敌众我寡,战事频繁,大大损耗了人力、财力。

3. 作战指挥上有重大失误。如马陵之战时,庞涓受“减灶”之计的蒙蔽,中伏而亡;公子卬在西河为商鞅欺骗,赴会遭擒,致使军队溃败。

除此种种,笔者试从地理角度来分析一下魏国战略的失误。

(一)对河西战场缺乏足够的重视

对魏国来说,河东是根据地,而秦与其隔河相峙。较之齐、楚等国,秦所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实际上,秦为魏国最险恶的敌人,双方绝不能共存,如商鞅对秦孝公所言:“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魏国从公元前408年吴起伐秦获胜后,便在河西采取守势,主力尽调东方,未能彻底解决西方的潜在威胁,以致留下隐患,使秦国东山再起。魏国的这一战略部署虽然收效于中原,却在西方暗伏败笔。钟凤年曾就此论道:“魏文侯力争秦河西,首将渭南北地连为一部,盖已深知全局如此非持久之计而然也。奈终未及逐秦远徙,布置周备,即舍而之他;武侯则直不以秦为虑。故传至惠王,一旦秦日暴兴,魏则拙势立见,从此处处失败,地或残或丧,无一片得宁靖者矣。”

就战国前期情况而言,魏文侯末年至惠王即位之初,形势明显对魏国伐秦有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秦自厉公以后,怀公至出子五代国君期间(前429—前385),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废立君主频繁出现,国内政局不稳,“群贤不说(悦)自匿,百姓郁怨非上” ;致使国力衰弱,对外作战连连失败,使得魏国继续向河西进攻,扩大战果。

2. 秦与其传统盟友楚国此时关系冷淡。《史记》卷40《楚世家》载悼王二年(前400),“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看来两国之间存在着冲突,楚为了应付三晋的进攻,被迫向秦厚纳财物以求缓和关系。楚国当时正与齐、魏、韩在方城之外激烈争夺,亦无暇助秦。

3. 秦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状态,华夏诸侯多予鄙视。《史记》卷5《秦本纪》言战国初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魏国若大举伐秦,邻国多会袖手旁观,不会助秦抗魏;韩、赵为了参与瓜分秦地,很可能像往日那样,出兵协魏攻秦

所以,魏国较为理想的战略步骤应是首先全力伐秦,即使不能灭亡其国,也可以将秦远逐到陇坂以西,占据关中这块宝贵的“四塞之地”;北连上郡,南抵秦岭,然后再东进中原,这样形势要有利得多。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魏国确实有能力和条件完成驱秦的军事行动。如商鞅对秦孝公所言:“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可惜魏国没有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二)未能巩固对中山的统治

魏国对中山的用兵持续三年,人马财粟损耗甚众;占领之后,尽管曾派太子击和李悝前往镇守,但事后对这块国土以外的“飞地”未给予足够的关注与支持。《说苑·奉使》载:“魏文侯封太子击于中山,三年使不往来。”竟然不闻不问。后又将太子击召回,委任少子挚守中山,其人年少,尚无经验,担不起这个重任。再者,中山与魏之间被赵国阻隔,来往需要假道,受制于人,运送兵员财粟相当困难;且又受到燕、齐、赵等强邻的包围,本来就难以坚守。魏国君臣再不加重视,未能及时打通道路,巩固统治,后来丧失其地在所难免。

(三)没有处理好三晋的联合或统一问题

魏与韩、赵壤土交错,又同出于晋,在政治、疆域和历史渊源上都有实行联盟或统一的条件。反之,魏如不能兼并韩、赵或与韩、赵结盟,后果则是严重的。首先,领土被分割破碎的状况无法根本改变,各地区之间交通不便,难以相互支援,做有效的防御。其次,与韩、赵敌对会牵制和消耗魏国有限的兵力,这对魏的发展十分不利。

战国初年,魏文侯注意维持与韩、赵的友好关系,三家协同对外作战,魏国多有受益。但是自武侯即位后,支持赵国逃亡贵族公子朔,发兵偷袭邯郸,受挫而返。此后三晋联盟破裂,交战不已,魏国亦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如惠王初立,“(韩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 。司马迁对此评论道:“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

因为三晋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相互觊觎领土,很难实行长久的联合。而它们的分立又导致势单力孤,难以在与诸强的抗衡中占有优势,容易被敌人各个攻破。顾祖禹曾论道:“呜呼!秦之能灭晋者,以晋分为三,而力不足以拒秦也。假使三晋能知天下之势,其于安邑、于上党、于晋阳也,如捍头目而卫心腹也,即不能使秦人之不我攻,必当使我之不可攻。” 对魏国来说,即使暂时无法吞并韩、赵,至少应联合其中一家,来制约、削弱另一家,形成有利的局面。但在实际上,往往是韩、赵两家共同对抗魏国,魏曾多次以一敌二,陷于被动。

(四)过早向中原扩张和迁都

战国前期,魏把中原地带当作战略主攻方向,投入大量主力军队,并把都城迁到大梁,这一选择和举措在事实上是利弊各半的。黄淮平原地势平坦,便于部队的运动;土壤肥沃丰饶,立国者多为中小诸侯,力量不强;向这一地带用兵直接损失较少,收益较多,是其诱人之处。不过,也有不利因素,详述如下。

豫东平原位于天下之中,车马辐辏,皆为坦途,又无名山大川之险阻,实为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魏国在河南开辟的疆土,被齐、楚、韩三面包围,北边的河内也受到赵国的威胁;魏与韩、赵关系恶化后,已处在四面受敌的尴尬境地。《商君书·兵守》对这种情况加以分析后,指出“四战之国”应该侧重于防御,不宜到处出击:“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己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巨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上述议论实际是对魏在中原屡次轻举妄动,结怨众多邻国,而最终招致失败的总结与批评。

惠王迁都大梁,虽然有利于控制中原的军政国务,但是该地四面临敌,又无险可守,易被敌军长驱直入,造成兵临城下的危险局面。大梁车骑四通,道路交会,属于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地区,战时即成为兵家必争的热点,冲突频繁,安全很难得到保障。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设置在这样的地点是不适合的。顾祖禹即在《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中强调,不宜在河南那样的“四战之地”建都,否则会陷于危难;河南的防务有赖于周围地区,特别是关中、河北等地作为其屏障:“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周之东也,以河南而衰;汉之东也,以河南而弱;拓拔魏之南也,以河南而丧乱。……然则河南固不可守乎?曰:守关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

战国时期的中原,对魏国来说,一旦过早置身于此,便会受到诸多强邻的围攻,无法摆脱困境。后来秦国发动统一战争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战略失误。秦昭王时魏冉执政,亦曾把主攻方向定在中原,频频出兵围攻魏都大梁,又与齐国争夺陶邑,结果并不理想。由于燕、赵、韩等诸侯来救,“穰侯十攻魏而不得伤” 。陶邑虽然得手,但因距离关中太远,有韩、魏阻隔,日后还是被魏国夺走。范雎献“远交近攻”之策后,秦国及时调整战略,以主力进攻邻近的河东、河内、南阳,与三晋和楚国分别作战,待扫清外围后,便势如破竹地攻占了中原地带。 BYxwjYsDQKS+Z+2mWZmzmOdMqhCLlECCM5W21iIJ9slskJLoa22MUiz5OlaRKF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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