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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年，魏国的疆域和人口有限，拥有的兵力并不充足
。因为领土分割零散，四处设防，占用了不少常备军队，能够集中起来投入进攻的只有5万～7万人
。这个因素造成了当时魏国用兵的一些特点：
第一，维持三晋联盟，共同对外作战
。由于魏兵员不足，又属于“四战之国”，不能树敌太多。三家分晋以后，尚未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在政权统治上还有待巩固，所以有必要联合盟友，以增强自己的力量。有鉴于此，魏文侯一向把巩固韩、赵两家的睦邻关系作为基本国策。例如：“韩、赵相难，韩索兵于魏，曰：‘愿得借师以伐赵。’魏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不敢从。’赵又索兵以攻韩，文侯曰：‘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二国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魏。”
另一方面，魏文侯在对秦、齐、楚国作战时，往往是和韩、赵两国一起行动，其结果是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
第二，集中兵力，依次打败对手 。除了盟友韩、赵，魏的邻国多是宿仇旧敌，如秦、齐、楚等，且地广兵强，不易战胜。魏国此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出击，为了确保获胜，总是把有限的军队集结起来，每次只在一个战略方向发动攻势。从魏文侯在位时对外的战况来看，魏国先后主动进攻秦、中山、齐与中原地带的郑、宋等国，其用兵具有阶段性，作战意图十分明显，都是在取得预期的目标后转移兵力，投入另一战场，其他地区随即改为防御。按时间顺序为：公元前419—前408年，于河西、河外伐秦；公元前408—前406年，伐灭中山；公元前405—前404年，伐齐；公元前400年以后，伐郑、宋、楚等。
此后魏武侯、魏惠王继续向郑、宋等国所在的中原地带投入主力军队，广拓疆土，取得了赫赫战果，直至“逢泽之会”，惠王率诸侯朝天子，登上了霸主的宝座。可以说，魏国在战国前期实施的战略收效显著，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魏国统治者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用兵次序和作战方向？它和当时的地理形势及魏国的领土特征有何必然联系？笔者将在下文试作分析。
战国前期的政治势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华夏与东夷中小诸侯。 立国于中原地带（黄河、泰山以南，嵩高、外方以东，桐柏、大别山及淮河以北）的郑、宋、鲁、卫等华夏旧邦，以及淮北、泗上的众多小国——莒、邹、杞、蔡、薛、郯、任、滕、倪等。这些国家国力较为弱小，自春秋诸侯争霸以来，就是强国吞噬、奴役的主要对象。
（2）戎狄蛮夷。 活动于中国大陆周边地带的部族、邦国，如北方的游牧民族东胡、楼烦、林胡、义渠、乌氏、西羌等，南方务农又兼营渔猎的百越、群蛮和文明程度略高的巴、蜀等。它们也是大国兼并、驱除的目标。
（3）强国。 如齐、晋（三晋）、秦、楚、越等大国，地广兵强，历史上充当过海内或地区性的霸主，是战国前期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主角。它们的疆土从山东半岛向西推移，经过河北平原、山西及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再由陕南和豫西丘陵折而向南，括南阳盆地、江汉平原转向东方，经江淮平原抵达海滨，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弧形。在地理位置上，上述强国的领域正好位于中原和周边地带之间，将华夏与东夷中小诸侯国家包围起来，而这些强国则又被外围的戎狄蛮夷所环绕。
上述的地理格局和春秋时期政治力量的地域分布态势基本相同。从春秋历史来看，齐、晋、秦、楚、吴几大强国间的战争互有胜负，维持着均势状态；它们的领土扩张主要是靠兼并弱邻完成的，即所谓“内取诸夏，外攘夷狄”，向中原和周边地带发展势力。从春秋时期的历史来看，大国成长称霸都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即与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诸侯、戎狄蛮夷有着较长的共同边界。列强崛起的首要步骤，是选择弱小邦国、部族作为用兵对象，在不太耗费兵员财力的情况下扩展领土，充实国力，待到羽翼丰满时再与其他强国交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鲁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豫东、鲁南和淮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经过华夏与东夷中小邦国的开发，经济富庶，物产丰饶，军事力量又比较弱小，因此是强国侵略争夺的首选对象。在向中原用兵不利的情况下，诸强还可以转而侵吞戎狄蛮夷的土地，如晋国群臣所言：“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
秦、楚两国进兵中原受挫后，也转而出师夷狄，亦大有收获。像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楚共王败于鄢陵，还能“抚有蛮夷，奄征南海”
。但是，魏国在战国初年的疆域却没有这种便利条件，其地北临赵，西临秦，与戎狄少有接壤，河内又东与齐国交界。它在河外的阴地南邻楚、韩，东进中原的豫西通道出口被韩国控制。魏国大部分的疆界和强国接壤，多处遭受严重威胁，交锋亦难以获胜。只有东南方向的河内一隅，面对黄河以南的郑、宋、卫等弱邻；不过，在这个理想的用兵方向上作战，正面比较狭窄，使魏国的发展受到很大局限。
战国前期，诸强的主要用兵方向仍然是在中原地带，力图兼并和支配当地的华夏与东夷中小诸侯。例如，齐国极力进攻泰山以南的鲁、莒、薛、邹等，占据了大片土地。《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索隐》注“齐南阳”曰：“即齐之淮北、泗上之地也。”《史记》卷46《田仲敬完世家》载齐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
楚国也积极地在这一区域展开军事行动。《史记》卷40《楚世家》载：“（惠王）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密州莒县，故国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
远在江南立国之越，亦频频向淮北出击。《孟子·离娄下》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寇退，曾子反。”武城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南。据《竹书纪年》记载，越王朱句三十四年（前419）灭滕（今山东省滕州市西南），次年灭郯（今山东省郯城县北）
；越王翳时（约前404）灭缯国（今山东省枣庄市东）
。
魏之盟友韩国也对东略郑宋、向中原扩张领土早有预谋，《战国策·韩策一》载：“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韩王曰：‘成皋，石溜之地也，寡人无所用之。’段规曰：‘不然。臣闻一里之厚而动千里之权者，地利也；万人之众而破三军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则韩必取郑矣。’王曰：‘善。’果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韩武子即位后，把都城由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北）迁到河南的宜阳，后又徙至阳翟
，便于向东、南发展，与楚争夺郑、宋的土地。
从魏国的历史来看，它也和诸强一样，把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带作为重点进攻区域，投入大量兵力；并于公元前361年迁都至大梁，将河南地区作为新的根据地，完成了统治重心的转移。但是，魏国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南向作战，而是先打败东西两翼的邻国秦、中山、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直接进军中原，必然激化魏与齐、楚及郑、宋等国的矛盾，受到多股敌对力量的抗击，难以获胜
。魏在东方的主要敌人是齐国，齐在战国初年所奉行的策略之一，便是远交近攻，侵略较近的鲁、卫及淮泗小国，与距离自己较远而迫近晋地的郑国结盟，来阻挠晋（或是后来的三晋）对河南的攻掠。如公元前468年，“晋荀瑶帅师伐郑，次于桐丘，郑驷弘请救于齐”
，齐师来援，晋人不愿同时与两国交锋，统帅智伯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
只得被迫退兵。公元前464年，晋国再次伐郑，齐兵“救郑，晋师去”
。《史记》卷15《六国年表》又载齐宣公四十八年，“与郑会于西城。伐卫，取毌”。对魏国来说，不先打败齐国，中原方向的军事行动是无法顺利推进的。
2. 魏国的本土河东，受到秦国的严重威胁 。秦是晋国的宿敌，自春秋中叶以来，两国隔河相峙，互有征伐百余年。晋国阻秦东进之路，使其不能得志于中原。而秦国在晋卧榻之侧，仅有一水相隔，晋之都城腹地的安全亦得不到可靠保障。战国以降，晋国先后爆发了六卿的混战与韩、赵、魏灭智氏的斗争，内乱不断。三家分晋后，又在30余年内忙于巩固统治，恢复发展力量，无暇外顾。所以秦在战国初年乘机发动攻势，频频削弱晋及后来之魏国的势力和影响。
（1）招纳亡叛。 智氏集团被韩、赵、魏打败后，残余势力逃奔秦国，得到秦之庇护，继续与三晋为敌。如《史记》卷15《六国年表》载公元前452年，“晋大夫智开率其邑来奔”；公元前448年，“晋大夫智宽率其邑人来奔”。
（2）伐大荔、取临晋。
大荔是春秋战国之际较强的西戎部族，活动在黄河以西的洛水下游地区
，其王城在河西的重要渡口临晋（今陕西省大荔县），对岸便是魏国要津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市），在此渡河后沿涑水而行即可抵达魏都安邑，是秦晋之间的交通枢纽，为兵家所必争。《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二》载：“朝邑县，本汉临晋县地。大荔国在今县东三十步，故王城是也。……县西南有蒲津关。河桥，本秦后子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今属河西县。”大荔戎盘踞此地，筑城固守，立国二百余年。公元前461年，秦国打败大荔，兵临黄河之滨。《史记》卷5《秦本纪》载是年“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之临晋也。”秦据此地，作为侵伐河东的桥头堡，一来直接威胁魏国腹地、都城的安全；二来逼迫大荔部族屈服，成为秦之附庸，共同对魏作战（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出兵与大荔之戎共围魏之合阳城，即是一例），使形势发生了对魏国不利的变化。
（3）沿河修筑城堑，加强防务。
《史记》卷15《六国年表》载秦厉共公十六年（前461），“堑阿（河）旁，伐大荔，补庞戏城”。舒大刚指出：“阿旁即河旁，阿、河古字通用。庞戏城即彭衙，亦即庞戏氏。《秦本纪》武公元年‘伐彭戏氏’。《正义》云：‘戏音许宜反，戎号也。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缪公三十四年，‘孟明视等伐晋，战于彭衙’。《集解》引杜预：‘冯翊合阳县西北有衙城。’《正义》引《括地志》：‘彭衙故城在同州白水县东北六十里。’……彭衙即彭戏之异译。彭又与庞同声，故彭戏城即庞戏城。地望在白水、合阳之间，即今大荔县北。大荔、河旁、庞戏临近，因此，秦师一出，乃得堑河旁、伐大荔、补庞戏城，一石三鸟，缘其同在一域之故。”
彭衙亦为河西要镇，在大荔之北，春秋时于秦晋之间数次易手，战国初年被秦出师灭大荔时顺势攻克，因其旧城驻守，仅加以修补。
《史记》卷15《六国年表》秦灵公十年（前415），“补庞，城籍姑”，《史记索隐》案：“庞及籍姑皆城邑之名。补者，修也，谓修庞而城籍姑也。”《史记·秦本纪》简公三年（前412）“城籍姑”，《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籍姑故城在同州韩城县北三十五里。”这里提到的“籍姑”在魏国河西重镇少梁之北，秦派兵夺取后筑城屯兵，对少梁形成半包围，使其呈背水作战之劣势。
（4）越河侵袭晋（魏）国城邑。 《史记》卷15《六国年表》载公元前467年，“（秦）庶长将兵拔魏城”。魏城在今山西省芮城县境，滨于黄河。《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载：“芮城县，黄河在县南二十里。故魏城，春秋晋灭之，封毕万是也，在县北五里。”
秦国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南服大荔，占领临晋、彭衙，切断了少梁与渭水以南的魏河外诸城之联系；北夺籍姑，又阻隔了少梁与上郡的交通；使魏国在河西、河外的领土分为三段，其中部的西河仅剩少梁一座孤城。秦国的防线已推至河旁，与魏共有黄河天险，随时可以进军河东，攻击魏国腹地，此种形势对魏形成严重威胁，使其如同骨鲠在喉，不得不除。相形之下，齐、楚等强国距离魏本土河东较远，威胁并不大；卧榻之侧的秦国则是心腹之患，如果置之不理，出师东方，国内兵力空虚，很可能遭受秦国的致命袭击。因此，魏国把与齐、楚争夺中原的宏远目标暂且搁置，而首先选择秦国作为打击对象，以解决门庭之患。
况且，齐国的田襄子执政以来，忙于将亲属派往各地执掌官职，篡夺权力，因为害怕受到诸侯的干涉，故对外采取睦邻政策，息事宁人；只要三晋不发兵东向，侵犯其利益，齐国则尽量避免和它们发生冲突
，魏国也可以暂时不用担心东方的侵袭。而秦国自厉公去世以后，因君主废立问题多次发生动乱，受到内耗的削弱，客观上有利于魏国向河西的进攻。如《史记》卷5《秦本纪》所称：“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所以，魏国便开始了对秦作战的军事行动。
公元前419年，魏国在河西重镇少梁筑城，加强这个渡口的防卫，以此作为向西方进攻的前哨基地，结果引起了秦国的猛烈反击。《史记》卷5《秦本纪》载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史记》卷15《六国年表》则载秦在第二年（前418）再次发动攻势，“与魏战少梁”，但是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魏国保住了阵地，并在下一年（前417）“复城少梁”，继续强化该地的防卫。秦国同年则“城堑河濒，初以君主妻河”，即在黄河沿岸筑城设垒，削陡河岸使之成为防御工事，并以公主殉祭河神，借以祈求神灵保佑秦国在和魏国的交战中获胜。
筹备数年之后，魏国正式向秦发动进攻，于公元前413年出兵河外，在郑（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大败秦军。见《史记》卷15《六国年表》秦简公二年（前413），“与晋战，败郑下”。次年，魏太子击率军围攻少梁以北的繁庞（今陕西省韩城市境），得手后即将不可靠的原地居民逐出，更以魏人驻守。公元前409—前408年，魏文侯任用名将吴起领兵，自少梁南伐，拔秦五城，渡过渭水后到达郑地，在先后攻占的临晋、元里（今陕西省澄城县南）、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县西）、合阳（今陕西省郃阳县东南）筑城戍守，迫使秦人退据洛水，“堑洛”，又筑长城以拒魏师。通过上述进攻，魏国广拓领土，全据河西之地，将西河与上郡、河外三地连成一片，使黄河河曲成为魏国的内河，消除了秦国对河东的直接威胁，建立了巩固的外围安全屏障。
吴起在河西作战大获全胜后，魏国迅速改变了用兵的主攻方向，于公元前408年转移主力，进攻中山，而对秦国只留下少数兵力，采取防御态势。究其原因，这和魏国侧重在东方、中原地带扩张发展的战略构想有关。
中山是白狄鲜虞部建立的国家，位于今河北省中部。张琦《战国策释地》曰：“考中山之境，自今直隶保定府之唐县、完县，真定府之获唐、井陉、平山、灵寿、无极、定州、新乐、行唐、曲阳，兼有冀州之地。《通典》曰中山都灵寿。《世本》则曰：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其地西倚太行，扼守井陉要道，控制了山西高原通往河北的一条险途；又北屏燕境，南临赵国的东阳、邯郸，东与强齐相邻，处在黄河以北几大强国之间的枢纽地段，位置相当重要。《战国策·秦策二》称：“中山之地五百里。”疆土亦不算小。鲜虞原是游牧民族，自春秋时入居河北平原后，吸收了华夏族的先进经济、文化，拥有较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军力也很强劲。王先谦曰：“中山为国历二百余年，晋屡战而不服，魏灭之而复兴。厥后七雄并驱，五国相王，兵力抗燕、赵而胜之，可谓能用民矣。”
各个强国如果能够占领或控制利用中山，不仅可以明显增强己方阵营的力量，改变实力对比关系，还能威慑邻国，向几个战略方向用兵，形成十分有利的态势。如郭嵩焘所言：“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辖枢，而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如中山者，抑亦当时得失之林也。”
正因如此，春秋战国之际，中山便成为几大强国竞相争夺的焦点。鲜虞曾利用齐、晋间的矛盾，与齐联盟，对抗晋国，多次袭击其河内之地。例如公元前494年，齐、鲁、卫及鲜虞共同伐晋，取其棘蒲（今河北省赵县）
。
公元前491年，齐国又出兵伐晋，连陷八城，鲜虞再次派兵配合作战
。三家分晋前，楚国曾派司马子期率兵，不远千里伐灭中山
，然未能久驻。晋国的智伯也攻占过中山的仇由和穷鱼之丘。三家灭智氏后，中山之地多为赵国吞并。魏在东方仅有河内一隅，又受到齐、赵、郑、卫的挤迫，勉可容足，急需扩大地盘，建立一块稳固的前哨基地来抗衡诸强，进据中原。因此，在赵襄子时，魏文侯提出“残中山”，要求瓜分原中山国的领土，此举未得到满足，赵氏仅同意纳魏公主为正妻，将原中山部分国土封给她做采邑，使魏国获得一些收入
。当时赵氏势力强盛，魏只好妥协，先以秦国作为进攻对象来筹备战略计划。
正当魏在河西展开攻势时，东方的政局却发生了变化。公元前414年，中山复国；《史记》卷43《赵世家》载此年，“中山武公初立”。宋人吕祖谦所撰《大事记》对此解释道：“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势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诸夏抗欤。”中山为了得到外界支持，以对抗赵、魏，和旧日盟友齐国结约修好。齐国意欲削弱三晋在东方的影响，也积极配合，向赵、魏发动进攻，借此牵制它们对中山用兵。公元前413年，“（齐）伐晋，毁黄城，围阳狐”
。《竹书纪年》载公元前410年，“齐田盻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遂获韩举，取平邑、新城”。
这时的赵国经历了襄子死后十余年的内乱
，三易其君，元气大伤，尚未复原，无力单独应付齐与中山的进攻。中山的复国，使魏丧失了公子倾的封邑，又多了一个劲敌；中山与齐国结成联盟，改变了东方地域的政治力量对比，魏国的河内孤悬在外，与本土河东联系不便，受到严重威胁。这种局面如果延续下去，不仅河内的安全无法保障，魏国的兵力也会被牵制，不能顺利执行预想的战略，即南渡黄河向中原扩张，这对魏国来说是十分被动的。
为了改变东方的不利形势，魏国在河西作战获胜、实现预定目标（将河外、西河、上郡连成一片，有效地保障魏国西境的安全）后，立即将军队主力调往太行山东，投入对中山的攻击。从史籍的记载来看，魏国对中山的进攻经过了精心策划，准备充分
；与中山一战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战事相当激烈，持续了三年
，也因此引起群臣的激烈反对
，但魏文侯不为所动，先后派遣乐羊、吴起等名将，又得到中山叛臣白圭的帮助
，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魏国在灭亡中山后，留太子击驻守，并顺势展开了对齐国的战略进攻。从前一段历史来看，田氏代齐后，曾有数十年的时间忙于巩固内部统治，担心诸侯前来干涉，而采取了睦邻政策，不敢贸然对外略地用兵。《史记》卷46《田敬仲完世家》载：“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中山复立之后，齐国在东方地域的政治、军事力量得到了有力支持，因此摆脱了以往的沉闷状态，活跃起来，开始频频向泰山、黄河以南的鲁、卫等小国发动攻击，并与郑国联合，抑制赵、魏势力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例如：
（齐）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明年，伐鲁、葛及安陵。明年，取鲁之一城。……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郕。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毌丘。
面对齐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魏不能等闲视之；只有打败齐国，消除了侧翼的威胁，魏国才可以把主力军队投入中原地带，放手与郑、宋及楚国一搏。因此，魏在灭亡中山后的公元前405年，即命令翟角（员）率兵协同赵国攻齐，解救廪丘之围，获得大胜
。次年（前404），魏又会合赵、韩军队攻入齐国长城，事见羌钟铭文及《水经注·汶水》引《竹书纪年》：“晋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及翟员伐齐，入长城。”方诗铭先生云：“《吕氏春秋·下贤》：‘（魏文侯）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与《纪年》所记为一事。翟员即上条之翟角，魏将。晋烈公十二年当魏文侯四十二年。时三晋之中，文侯最强，此役实以魏为主，故《吕氏春秋》仅举文侯。”
魏灭中山，又率领韩、赵两次重创了齐这个传统大国，使东方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三晋，尤其是魏国声威大震，周王室不得不在次年正式承认他们为诸侯。齐国受此打击后，实力大为削弱，被迫退出与魏的竞争；整整十年之后，才恢复对外的军事行动
。而获胜的魏国则可以放心从河内南下，实施其中原逐鹿、称霸天下的战略构想。
魏国接连战胜秦、中山与齐，而东西两侧的劲敌暂时不能为患。在有利的形势下，魏国全力向中原进兵，以夺取郑、宋、卫及淮泗间小国的土地，迫使它们臣服。上述中小诸侯势微力弱，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魏国的主要对手是南方的强楚。据《史记》卷15《六国年表》记载，魏文侯晚年的用兵，基本上是在河南与楚国争郑。如楚悼王二年（前400），“三晋来伐我，至乘丘”，《史记》卷40《楚世家》记载是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这是魏国获得的一场决定性胜利，此役之后，魏在豫东平原站稳了脚跟，夺取了大梁附近的大片土地。
《史记·六国年表》载次年（前399），楚国为了拉拢郑国抗魏，曾“归榆关于郑”。在没有收到效果的情况下，又于次年（前398）“败郑师，围郑”，逼迫郑国杀掉执政的大臣子阳后投靠自己。魏国则在公元前393年“伐郑，城酸枣”。酸枣是黄河渡口延津西南的重要军事据点，原属郑国，被魏占领后作为南略中原、抗衡齐楚的前哨基地
。魏文侯去世后，武侯及惠王即位之初，继续在这一地区用兵，向东、南扩展，逐步开拓出一块物产丰饶、面积远远超过河东本土的新疆域。公元前361年，距魏文侯协韩、赵伐楚，初次向河南出师还不到40年，魏在中原的疆土已然颇具规模，惠王把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
，建立了新的政治中心。国都东移的原因，并非像有些史家所说的“避秦”，而是由于河南地区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影响已经超过了河东，魏在那里与齐、楚、韩、赵等强国角逐激烈，形势紧迫，但两地相隔千里，交通不便，从安邑对河南实行遥控是难以收到满意成效的。迁都大梁，有利于魏国对中原的开拓和巩固，可以实现其图霸争雄的宏伟抱负，如朱右曾所言：“惠王之徙者，非畏秦也，欲与韩、赵、齐、楚争强也。安邑迫于太行、中条之险，不如大梁平坦，四方所走集，车骑便利，易与诸侯争衡。赵之去耿徙中牟，又徙邯郸，志在灭中山以抗齐、燕。韩之去平阳徙阳翟，又徙新郑，志在包汝颍以抑楚赵。岂皆为避秦哉。”
战国前期魏国的领土扩张，主要是在这个战略方向完成的。《战国策·魏策一》载苏秦说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郪；东有淮、颍、沂、黄、煮枣、海盐、无疏……”《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载魏地“南有陈留及汝南之召陵、㶏强、新汲、西华、长平，颍川之舞阳、郾、许、鄢陵，河南之开封、中牟、阳武、酸枣、卷，皆魏分也”。上述领土，基本都是魏国在迁都大梁前后的数十年间，从郑、宋、楚等国手中夺来的。这一显赫功业，是其先邦——春秋时晋国——远未达到的。魏也因为占据中原沃土，大大增强了实力，从而一跃成为称霸诸侯的头号强国。《战国策·齐策五》载：“昔者魏（惠）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甚至采用天子的服制，“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
，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召集诸侯，举办“逢泽之会”。《战国策·秦策四》载：“魏伐邯郸，因退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魏王俨然成为战国第一代霸主，邻近中小诸侯都来朝见，服从并受其驱使调遣
。战国前期，魏国在政治、军事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其实施的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魏文侯、武侯比较客观地判断了当时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合理的主攻作战方向与用兵次序，先后打败了秦、中山、齐、楚等国，获得预期的效果，为其霸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