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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军事冲突非常频繁，几乎无岁不战。就对当时全国政局变化的影响而言，不同地带的邦国、部族、联盟集团之间的战争作用有很大区别。下面试将这些战争按照爆发的地域加以分类，分析其各自的目的、规模和结果，进而探讨哪类战争所起的影响最大。
1. 中原地带内部华夏、东夷诸侯之间战事不断
。特别是郑、鲁、宋等中等国家，一有机会便侵吞邻近小邦，彼此亦屡屡交手。但是自从弧形中间地带大国对峙争雄的局面形成以后，这些国家的领土逐渐被外围的诸强蚕食，力量日益削弱，因而缓和了它们之间的战斗。这种战争通常规模不大，结果也只是保持了相互的均势，并没有通过这类战争提高自己的实力和地位，跃升到大国的行列。再者，诸强争霸的形势出现后，中原地带的诸侯基本上都要受齐、晋、楚、吴等强国的支配，投入某个阵营，成为霸主手中的棋子。它们的人力、财力多被盟主榨取，参加的战争也主要是跟随列强之师出征，协助盟主争夺霸权。如顾栋高所言：“当是时，宋、郑之君俱共玉帛，以从容于坛坫之上，间一用兵，不过帅敝赋以从大国之后，无两君对垒，朝胜夕负，报复无已者。”
即使它们之间的单独较量，也常常是受盟主的指使
。所以，这类战争对全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
2. 周边地带内部夷狄邦族之间的战争亦始终存在
。西戎“强者凌弱，转相抄盗”
。南方的百越、群蛮也是如此，“粤人之俗，好相攻击”
。但是总的来看，由于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以及政治上的分散孤立，周边民族相互间战争的结果，未能像后世那样形成强盛的区域性民族政权，如秦汉时的匈奴、南越，可以割据一方，与中原王朝抗衡。因此这类战争也不具备重要的意义。
3. 弧形中间地带内部诸强之间的边界战争 。分别有齐晋、秦晋、秦楚和吴楚间的作战。自殽之战后，秦与晋国决裂，转而和楚通婚结好，世为盟国，终春秋之世不再有边界冲突。齐、晋隔河相峙，两国关系的主流是联合抗楚，交战次数不多，也未给疆界带来大的变动，基本上维持着原有的态势。秦晋、吴楚间的对阵则是频繁激烈的，因为双方边境犬牙交错，或有山川阻隔，彼此国势又大致相当，所以战争多呈胶着状态，通常限制在局部地段，你来我往，很难攻入对方腹地。如秦晋韩原之战、殽之战，都是一方获得大胜，但均未能进逼敌人国都，置其于死地或迫使对方签订城下之盟。此外，受南北对抗地理形势的影响，晋与齐、秦与楚之间都有联盟抗敌的政治需要，这个因素对弧形中间地带列国的边境战争也起着制约作用，使其结果往往是有限的，不会破坏原有格局。例如，鞌之战晋国获胜，但为了拉拢齐国共同抗楚，甚至强迫鲁国将汶阳之田重新割让予齐，齐国的领土、实力并未因战败而受到很大损失。吴师在柏举之战中大胜楚军，长驱入郢，可以说获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大胜利。但是楚在秦国的支持下很快击退吴军，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对峙状态，吴国亦未能在领土方面捞到许多好处。在南北两大阵营的对抗态势下，齐、晋或是楚、吴要想登上霸主的宝座，夺取统率中小诸侯的最高权力，不仅要制服或结好于邻邦，更重要的是，必须打败没有共同疆界的对方地域之强敌，而这种战争只能在南北强国相隔的中间区域——中原地带发起，齐晋、秦晋、秦楚、吴楚之间边界战争的有限胜利，并不能达到称霸天下的目的。
4. 弧形中间地带列国与周边地带邦族的战争也贯穿着整个春秋时期
。当时，南方的蛮夷、越人未能对楚国构成严重威胁；戎狄虽然一度深入黄河流域，但是限于自身的弱点，难以在政治、军事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弧形中间地带的诸强崛起之后，对夷狄的战争常以胜利告终；齐、晋、秦、楚能够成为地方千里乃至数千里的泱泱大国，有许多领土是得自邻近少数民族的。不过，它们所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是“帅诸侯而朝天子”，充当霸主，即诸侯盟会的领袖，而这里的“诸侯”主要是指中原地带的华夏中小诸侯。对列强来说，如果只是战胜、降服了周边的落后民族，而没有取得中原逐鹿的胜利，还是不能称霸诸侯、号令天下的。像秦穆公尽管重创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
，但仍得不到华夏诸侯的尊重和服从。楚共王兵败鄢陵之后，虽然对南方蛮夷作战大获成功，但也无法动摇晋国的主盟地位。仅仅在这类战争中获胜的强国，至多能充当“偏霸”，即某个边远地区的“方伯”，算不上诸侯公认的盟主，其政治影响还是大受局限的。
5. 弧形中间地带列强向中原地带用兵 。齐、晋、秦、楚对峙的局面形成以后，中原地带的夷夏诸侯通常不敢向外围的强国寻衅滋事，主动挑起战端，那样做无疑是自讨苦吃。这两个地带之间发生的军事冲突往往是单方面的，即弧形中间地带的诸强向中原进军，从用兵的目的和规模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短时间、小范围的边境袭击。 焚掠破坏，劫取邻邦的人口、财物，造成其经济损失，但不以侵占领土为目标。
（2）兼并土地，攻占中原中小邻国的领土，据为己有。 这种战争出动兵力较多，得手后要在当地留驻军队，一般要筑城或因旧城戍守。列强对待中等诸侯主要采取蚕食的策略，而对弱小邻邦则经常一举灭亡，借以扩张自己的疆域。在这方面，齐、晋、楚三国的收获最为显著，如《荀子·仲尼》称齐桓公“并国三十五”，《吕氏春秋·贵直论第三·贵直》载晋国赵简子曰“昔吾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兼国十九”，《韩非子·有度》则说“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它们灭亡的小国，大部分是在中原地带。
（3）建立对中原诸侯的统治权，即霸权。
通常是派遣重兵进攻郑、宋、鲁、卫、陈、蔡等中等国家，直逼其都城，迫使它们投降，服从某个强国的支配。这种战争在春秋历史上规模最大，往往历时很久，其原因首先是郑、宋、鲁等国亦有一定实力，兵车约在千乘上下，如果据城固守，强国也很难速胜，通常要经过数月的围攻才能见效。再者，春秋列强争霸的重点，就是争夺对华夏中小诸侯的统治权，齐、晋、秦、楚之间处于均势，如若能把中原各国拉进自己的阵营，势力将明显扩大，会改变争霸双方原有的力量对比，引起政治天平的倾斜，因此，这种战争常常会引发大国间直接的军事冲突。一方进攻某个中小诸侯，另一方前来救援，于是在中原腹地发生大战。春秋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几次战役，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都是由此爆发的。战争的规模、参战军队的数量相当可观，除了晋楚两国各出动兵车数百、千乘之外，还有各自的附庸诸侯、戎夷派兵助阵。另外，春秋两次声势浩大的“兵车之会”，也属于同种性质的军事行动。前者为齐桓公的“召陵之役”，动员了九国之师
；后者为晋平公的“平丘之会”，出动了兵车四千乘
，规模空前。由于对手楚国怯阵，未敢应战，齐、晋两国顺利得到了盟主的地位和权力。此类战争的结果，将决定霸主是否易位，涉及中国最高统治权力的归属问题，所以，它带来的政治影响最为重要。
春秋列强在不同地域开展的军事较量，其后果有着明显的差别。顾栋高曾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即大国间的边界战争尽管频繁，但多数是小规模的报复行动，效果不大，不像在中原地带的会战那样具有决定意义。见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32《春秋晋楚交兵表·叙》：
春秋时，晋楚之大战三，曰城濮，曰邲，曰鄢陵，其余偏师凡十余遇，非晋避楚则楚避晋，未尝连兵苦战如秦晋、吴楚之相报复无已也。其用兵尝以争陈、郑与国，未尝攻城入邑，如晋取少梁、秦取北征之必略其地以相当也。何则？晋、楚势处辽远，地非犬牙相辏，其兴师必连大众，乞师于诸侯，动必数月而后集事。故其战尝不数，战则动关天下之向背。城濮胜而天下诸侯翕然从晋，邲胜而天下诸侯翕然从楚。
中原之所以成为争霸战争的主要爆发地域，其原因首先是南北对抗的双方（齐或晋/楚或吴）没有共同的疆界相连，被中原地带隔开。中原的西侧为豫西山地和秦岭，东侧是大海，都不利于部队的迂回运动与后勤供应。吴曾尝试发舟师从海上攻齐，结果遭到惨败
。楚亦威胁过晋国，“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
，实则为虚言恫吓，根本无力做到。对双方来说，通过中原地带接触、较量才是最现实、最直接便利的。
其次，中原地带平坦辽阔，少有山川阻隔，便于车马驱驰，人众跋涉；其位置又在东亚大陆的核心，属于枢纽地区，控制了这一地带，可以向几个战略方向用兵，又能阻挡敌方侵袭自己的领土，御敌于国门之外，所以在军事上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特别是在当时，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战，对于兵车的运动和列阵，中原广阔平坦的地形条件也是最为适合的。
再次，中原的华夏诸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较为富庶，又有一定的兵力；诸强如果征服或控制了它们，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仅能够榨取到丰厚的财物，还能明显扩大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以便击败对手，成为霸主。因此，在春秋时期的各种战争中，弧形中间地带列强向中原的用兵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它对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是其他地域的军事行动不能比拟的。条件许可时，齐、晋、秦、楚等强国总是力图向中原进攻、扩张，以谋求霸权；而往往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把征伐的矛头指向周边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