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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王朝的疆土，是由若干个自然或人为划分的地理区域构成的，它们在政治生活里有着不同的地位，发挥的影响也有显著差别。在某个历史时期，总是有一个或几个重点地区占据着优势，驻扎着最强的政治势力，这些势力的活动对全国政局的演变起着支配作用。西周时期，全国的政治重心是王室直接统治的王畿，包括关中平原和伊洛平原，以及联络两地交通的豫西走廊。首都镐京（“宗周”）和别都洛邑（“成周”）设置在两地，由周朝的主力军队“西六师”和“东八师”分别戍守。天子以丰、镐为根据地，定期到洛邑接受各方诸侯的朝觐和贡纳；分封的诸侯邦国散布在四周，拱卫着王室，遵从其指挥、调遣。概如清人顾栋高所述：“武王既胜殷，有天下，大封功臣宗室。凡山川纠纷形势禁格之地，悉周懿亲及亲子弟，以镇抚不靖，翼戴王室。自三监监殷而外，封东虢于荥阳，据虎牢之险；西虢于弘农陕县，阻崤函之固；太公于齐，召公于燕；成王又封叔虞于晋，四面环峙。而王畿则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覆方千里。无事则都洛阳，宅土中以号令天下；有事则居关内，阻四塞以守，曷尝不据形胜以临制天下哉！”
至西周末年，犬戎同申侯、缯侯攻破镐京，杀死幽王，泾渭平原听任戎骑横行，平王被迫放弃丰镐故地，东迁洛邑。全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从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王室领土狭小，势力衰弱，丧失了对诸侯邦国的军事优势和统治权力，它所在的伊洛平原因而不再是政治上的重点地域，一时出现了群雄并起的混乱局面。如楚王熊通所称：“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
经过数十年的兼并战争，到公元前7世纪初期，齐、晋、秦、楚实力强盛，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大陆上对峙争霸的一流强国。随着它们的领土扩张，构成了新的政治地理格局，“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
。按照当时各个邦国、部族集团在政治活动中地位、影响的差别，中国大陆可以划分为三个较大的地理区域：周王室和华夏、东夷中小诸侯所在的中原地带，戎狄、西南夷、南蛮和越人等少数民族主要活动的周边地带，齐、晋、秦、楚及后起的吴国等诸强盘踞的弧形中间地带。
其范围由东往西，以沂山、泰山、黄河中游河段为北界，至洛阳盆地的西端折向东南；以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脉到长江下游为南界，顺流而至东海。其外围是齐、晋、秦、楚及吴等争霸强国的疆土。
中原地带的西部，尤其是中部为其主要部分，包括伊洛平原，豫西山地的东段，嵩高、外方以东的豫东平原，鲁西南平原和豫南汝、颍流域的丘陵地区，居住有周王室和郑、宋、鲁、卫、陈、蔡、曹、许等众多华夏中小邦国。其地理位置处于东亚大陆的核心，就自然条件来说，是当时全国最为优越的，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适宜人们居住及农作物的生长；黄河从孟津以下流势渐缓，支流分泻而出，经过多年的堆积，形成辽阔的黄淮海平原及汝、颍流域的丘陵坡地，土质肥厚软沃，易于耕作，早在新石器时期便得到了开发。
豫东、鲁西南平原在古代地势卑湿，湖沼密布。据谭其骧先生统计，自鸿沟、汝、颍以东，泗、济以西，黄河以南，长淮以北，曾有较大的湖泊约140个
，较为著名的有孟诸、巨野、雷夏、荥泽等。湖沼附近草木丛生，鸟兽繁息，有利于采集、渔猎活动的开展，可以作为农业生产的补充。
中原的西部、中部河流众多，除了黄河、济水、淮河等巨川之外，还交织着伊、洛、汴、睢、濮、涡、汝、颍等诸条水道，对发展航运和灌溉事业亦较为理想。因为当地具有许多优越条件，自武王克商、周公东征以后，西来的征服民族周族便逐步占据了这片沃土，原有的东夷、殷人则受到周族的驱逐或统治。如杨伯峻先生所言：“姬姓所封诸国，多在古黄土层或冲积地带，就当时农业生产而论，是最好或较好之土地。”
在经济活动方面，中原华夏诸邦有着“重农”的历史传统，如宋地居民“好稼穑”
，邹鲁“地陿民众，颇有桑麻之业”
。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也很高，很多产品闻名遐迩，“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
。这里的地势平坦，人众车马行驰便利，周之洛阳与曹、宋的陶均被称为“天下之中”，这两地与郑都是交通枢纽，道路交会，是四方邦国、部族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处，因而成为春秋时期繁荣的商业都市。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领域里，中原诸侯只扮演着二三流的附庸角色，受到弧形中间地带诸强的操纵和压榨，不能独立自主。王室在西周为天下共主，西有六师，东有八师，其实力足以震慑海内，征讨不庭；鲁、卫也是周公所褒封的大国，为天子股肱。然而到了春秋，它们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迅速衰落，王室仅仅保持着虚有的头衔，“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由霸主掌握最高的统治权力。鲁、卫、宋等国必须倚仗晋国的保护，以免被齐、楚吞并；而陈、蔡、许等皆仰楚国之鼻息，乃至社稷几度覆灭。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原地带为华夏古邦所萃聚，有着较高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准，周、鲁藏有丰富的典籍
，成为春秋两大思想家老子、孔子的主要活动地点。从社会风尚和民间习俗的地域差别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偏近东部的鲁、邹、宋等以农为本的国家，好学重礼，民风淳朴平和，可参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宋地）昔尧作游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鲁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
《管子·水地》：
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间（简）易而好正。
这类邦国民风之弊有二：一是被传统礼教束缚，显得拘谨、保守、胆怯，甚至有些愚钝。如《管子·大匡》载：“鲁邑之教，好迩而训于礼。”《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称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畏罪远邪”。先秦寓言中的“守株待兔”“揠苗助长”，都是讽刺宋人愚拙的著名作品；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宋襄公行“仁义之师”，作战中“不禽二毛”、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的事例。二是过于注重节俭而演化为小气、吝啬，如《史记·货殖列传》载邹鲁“地小人众，俭啬”，宋人“能恶衣食，致其畜藏”，显得缺乏大度和勇于进取的精神。
另一类是周、郑、卫、陈等地，处于四通五达之衢。商业活动较为发达的周、郑，民风受其影响，特点之一是居民的头脑精明灵活，如当时俗称“郑昭宋聋”
，《吕氏春秋·孟冬季第十·异宝》亦载伍员“登太行而望郑曰：‘盖是国也，地险而民多知（智）。’”其弊病则在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
社会习俗对于国家政治亦有重要作用，如宋、郑两国相邻，而对外政策却截然不同。宋国从晋抗楚的态度始终很坚决，甚至在邲之战后晋国无力庇宋的情况下，做出不理智的举动，杀掉不肯假道的楚使，招来兵祸，几至亡国。郑国则是朝晋暮楚，反复无常，如其大臣子展所言：“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顾栋高曾分析过郑、宋两国的外交情况，将其各自特点概括为“黠（狡狯）”和“狂（发昏）”，见《春秋大事表》卷25《春秋郑执政表·叙》：
世尝谓郑庄公炼事而黠，宋襄公喜事而狂。然此二者，两国遂成为风俗。宋之狂，非始于襄公也，殇公受其兄之让，而旋仇其子，至十年十一战，卒召华督之弑，此非狂乎？下及庄公冯以下诸君，以及华元，不忍鄙我之憾，而旋致析骸易子之惨。……至郑则不然，明事势，识利害，常首鼠晋、楚两大国之间，视其强弱以为向背，贪利若鹜，弃信如土。故当天下无伯则先叛，天下有伯则后服。
这两国施政方针的强烈反差，恐怕与各自重农、重商传统所形成的不同性格心理有密切的关系。
特点之二是流行淫逸之风，和鲁、宋之民的淳朴、重厚有别。《汉书·地理志》称郑之西境“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诗经》中有《陈风》十章，专叙陈国风俗。当地的统治者信巫鬼，喜歌舞，“民风化之”；而君臣往往游荡无度，荒淫昏乱。《汉书·地理志》亦言陈国：“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亡主，其能久乎！’”
上述各种缺点对中原邦国政治上的发展显然是非常不利的。
中原地带的东部是泗水流域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即滨海的鲁南、江北平原丘陵。这片区域在春秋时期被称为“东方”，是风姓、任姓和盈姓等少数民族集团居住活动的地方。《左传·僖公四年》：“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若出于东方，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其可也。’”鲁南的邾、薛、鄫、杞等国，虽与夏人杂处，但仍保持着自己的“夷礼”
。两淮居民则统称“淮夷”，如淮北的徐、萧、同、胡，淮南的群舒、邗等。滨海区域由于偏僻荒凉，地浸盐碱，上古时多是被放逐或未开化之民族生活的地方。如《左传·宣公十二年》郑伯出降楚师时所言：“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国语·越语下》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鼉鱼鳖之与处，而蛙黾之与同渚。”
东夷诸邦亦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杂以渔猎、采集，较华夏诸侯落后。在政治上，东方小国林立，分散衰弱，是春秋大国兼并的首要对象。齐、楚、吴都曾向该地积极扩张势力，鲁、宋等中等诸侯也乘机征服和驱逐它们，使其成为自己的属国，或者干脆将它们灭掉。《左传·昭公十三年》即载：“邾人、莒人诉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左传·定公元年》宋仲几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国之宰也说：“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整个春秋时期，东方诸夷的众多小邦并无作为，它们的活动对全国政局没有起到重要影响，正如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卷39《春秋四裔表·叙》中所称：“东方之夷曰莱，曰介，曰根牟。后莱、介并于齐，根牟灭于鲁，不复见经。惟淮夷当齐桓之世，尝病鄫、病杞，后复与楚灵王连兵伐吴，然皆窜伏海滨，于中国无甚利害。”
总而言之，尽管中原地带有优越的农业资源条件，生产和贸易比较发达，人口稠密，但是那里的华夏诸侯与东夷邦族在政治上力量分散，相当软弱，无法和外围的弧形中间地带列强抗衡。
春秋时期少数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位于中国大陆的外缘。这个地带呈巨大的半环状，其北部自东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向西推移，含有楔入晋国领土的太行山脉；经过晋北、陕北、甘肃黄土高原，缘及青海东部；转而南下，过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再折向东方，越过岭南的珠江流域、浙闽丘陵，抵达东海之滨，将中原和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燕、秦、楚、吴等国围拱起来。
周边地带的北部和西北海拔较高，气候较为寒冷，干旱少雨。和战国以降的情况不同，春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不是在蒙古高原，而是在后来长城以南的冀北山地、晋陕北部及陇西的黄土高原与丘陵沟壑区域。这些地段的山坡和沟道上，古代曾生长着茂密的森林，而且草原分布面积较广，适于放牧。因为当地岭谷交错，土地瘠薄，特别是水源短缺，在三代使用木石农具为主的条件下，华夏农耕民族还未能普遍开发那里的资源。春秋时期，铁器刚刚在内地涌现，尚未普及至周边，所以上述地区仍为游牧民族占据。《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概述过秦、晋、燕北的戎狄分布情况：“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䝠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顾栋高也做过概略的统计，说戎狄“春秋之世，其见于经传者名号错杂，然综其大概，亦约略可数焉。戎之别有七（骊戎，犬戎，允姓之戎，扬、拒、泉、皋、伊、洛之戎，茅戎，山戎，己氏之戎）……狄之别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长狄。长狄兄弟三人，无种类。而赤狄之种有六，曰东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铎辰。……白狄之种有三，其先与秦同州，在陕之延安，所谓西河之地。其别种在今之真定藁城、晋州者，曰鲜虞，曰肥，曰鼓”
。
戎狄以游牧、射猎为生，食肉衣皮，披发左衽，语言习俗与中原农耕民族有很大区别，彼此也缺乏正常、友好的交往。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所言：“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少数戎狄部族被晋、楚等强国征服后，迁徙到内地务农，并和盟主建立了隶属关系。
在社会组织方面，戎狄多处于原始氏族制末期的军事民主制阶段，文明程度较低，习性强悍好战，劫掠成风，华夏诸邦多受其害。王国维在《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猃狁考》中论道：“戎与狄皆中国语，非外族之本名。戎者，兵也。《书》称：‘诘尔戎兵。’《诗》称：‘弓矢戎兵。’其字从戈，从甲，本为兵器之总称。引申之，则凡持兵器以侵盗者，亦谓之‘戎’。狄者，远也，字本作逖。《书》称：‘逖矣，西土之人。’《诗》称：‘舍尔介狄。’皆谓远也。引申之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因之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当驱除者，亦谓之狄。且其字从犬，中含贱恶之意，故《说文》有犬种之说，其非外族所自名，而为中国人所加之名，甚为明白。……（戎狄）为害尤甚，故不称其本名。”
戎狄多事寇盗又尚未开化，故受到中原民族的仇恨、蔑视，甚至譬为禽兽。其民风的突出特点就是贪婪自私，缺乏仁义礼孝等道德观念的约束。相关记载可见《左传·隐公九年》：“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左传·襄公四年》：“戎狄无亲而贪。”《国语·晋语七》：“戎狄无亲而好得。”
西周末年，北方旱灾严重，水草枯竭
，迫使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对中原大肆侵掠。当时西周奴隶制王朝的统治已然腐朽没落，华夏诸邦的防御能力明显下降，使戎狄屡占上风，不断向黄河流域进逼，至镐京陷落，幽王被杀而达到顶点。平王东迁后，戎狄继续为害，“春秋初，曾侵郑、伐齐，已而又病燕”
。顾栋高曾言：“盖春秋时，戎、狄之为中国患甚矣，而狄为最。……然狄之强，莫炽于闵、僖之世，残灭邢、卫，侵犯齐、鲁。”
其势力渗入弧形中间地带乃至中原腹地，与华夏民族杂居并处。如晋国在献公时，“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
。晋文公率师赴洛邑勤王，还要行赂于“草中之戎”“丽土之戎”才能顺利通过。
《左传·哀公十七年》亦载：“（卫庄）公登城以望，见戎州。”《通典·州郡七》河南府睢阳郡“楚丘县”条曰：“古之戎州己氏之邑，盖昆吾之后别在戎翟中，周衰入居中国。己氏，戎君姓也。”王畿之内亦杂有诸戎，见《后汉书》卷87《西羌传》：“齐桓公征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就是在齐、晋、秦、楚崛起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戎”还能和它们并列称强
。然而，戎狄本身在政治上有无法克服的弱点，难以发展成为主宰中国政局的支配力量。其原因如下：
1. 部族分立、不相统属
。春秋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分裂为许多部落或小邦，相互联系比较松散，不像后代的匈奴、突厥、蒙古那样，能够统一为强大的国家，这和他们主要居住地域的环境特点有关。太行山区、冀北、晋北、陕北及陇西的山地、高原中峡谷纵横、地形崎岖，交通不便，使游牧部族之间难以沟通交往和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阻碍了它们政治上的发展，以致邦族众多，名号繁杂。如《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称春秋诸戎“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风俗通义》亦称羌戎“无君臣上下，健者为豪，不能相一，种别群分”
。顾栋高也对此评论说：“意其种豪自相携贰，更立名目，如汉之匈奴分为南北单于，而其后遂以削弱易制。”
戎狄的分散孤立，减弱了其自身的力量和政治影响。
2. 文明程度较低
。戎狄多数处在原始氏族制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对于华夏文明的先进内容，远未普遍吸收。与中原的农耕民族相比，戎狄没有较为完备的国家政治组织和法令制度，“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
。在上层建筑方面还不具备作为统治民族所必需的条件，就像秦穆公所言：“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受以上情况的局限，春秋的戎狄很难成长为一支有王者风范的堂堂之师，而始终充当着往来劫掠的草寇角色。如《左传·昭公四年》司马侯所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齐、晋、秦等诸侯通过改革内政，富国强兵，很快扭转了局势，在与戎狄的交锋中掌握了主动权，并逐步驱迫它们，将自己的领土向北方、西方扩张。自春秋中叶，许多戎狄部族沦为弧形中间地带诸强的附庸，受其号令驱使。如戎子驹支所言：“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
它们对中国的政局也不再产生重大影响。
周边地带的南部气候潮湿炎热，平原地区在夏季多为水乡泽国，丘陵山地则往往覆盖着原始森林；东南地域的红壤质地较硬，又难于翻耕。当时铁器刚刚在中原出现，至春秋后期才随着楚人势力的南渐而流入江南一带，尚未得到推广。南方多数地区的生产力仍处在青铜时代，以木石农具为主，砍伐丛林、开垦农田均有较大难度，多采用“火耕水耨”的原始耕作法，农业发展水平很低，居民经常要兼营采集、渔猎活动。社会组织也相当落后，基本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多无君”
。居民的族称有越（粤）、夷、群蛮、百濮等，俗为“剪发文身，错臂左衽”
，或椎髻箕踞。政治上亦普遍呈分散孤立的弱小状态，除了浙地的越人在春秋末叶强盛起来之外，其余的蛮夷百越在与楚人的冲突中始终处于下风，被征服、驱逐者甚众，在全国的政治领域内没有什么地位，如顾栋高所言：“南方之种类不一，群蛮在辰、永之境，百濮为夷，卢戎为戎。群蛮当楚庄王时，从楚灭庸，自后服属于楚，鄢陵之役，从楚击晋。而卢戎与罗两军屈瑕，后卒为楚所灭，率微甚无足道者。”
在周边地带的南部，自然条件和经济开发较好的区域是四川盆地。那里资源丰富，灌溉便利，农业、手工业、采矿业和商业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称：“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亦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早在商代，这里就出现了像三星堆文化那样发达的文明社会。春秋时当地有巴、蜀等小国，经济、文化水平均高于越、群蛮。但是民众缺乏刚勇的气质，“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
。在东边受到楚人的压迫，亦没有大的作为。
从齐国所在的山东半岛、鲁西北平原向西方延伸，经过晋国的东阳与河内（豫北、冀南平原）、河东（晋南河谷盆地），至秦国的泾渭平原、商洛山地，再向东南过楚国的南阳盆地、江汉平原，到大别山以东与吴国交界的淮南，在东亚大陆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春秋中叶，齐、晋、秦、楚的领土逐渐接壤，对中原地带形成了半包围的状态。
弧形中间地带的内缘，大致北在齐、晋两国的南疆——泰山、沂山与黄河中游河段，向西延至伊洛平原的西端，再沿着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脉至长江下游河道。其外缘北边即齐、燕、晋、秦等国的北疆，约在冀北山地、晋北及陕北高原的南端，西至陇坂，再向东南折至秦岭、巴山及巫峡东段。南边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张，由长江中游推移到五岭。东到楚吴边境的昭关、州来、居巢。
春秋初年，这个地带的齐、晋、秦、楚等国领土狭小，与鲁、卫、郑、宋等中原诸侯相比并不占有多少优势。但是它们都在数十年内脱颖而出，成为地方千里，甚至数千里的一流强国，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更迭称霸。从其疆域的发展过程来看，齐国初封于营丘，不过区区百里之地，桓公建立霸业时吞并弱小，领土剧增。
《管子·小匡》载当时齐国正其封疆：“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国土方五百里。春秋后期齐国领土进一步扩大，景公时晏子称齐国疆域的范围是“聊、摄以东，姑、尤以西”
。据杨伯峻先生考证，“聊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摄’亦作‘聂’，僖元年《经》‘次于聂北救邢’是也，当在今聊城县境内”，“姑即今大姑河，源出山东招远县会仙山，南流经莱阳县西南。尤即小姑河，源出掖县北马鞍山，南流注入大姑，合流南经平度县为沽河。至胶县与胶莱河合流入海”
。齐灭掉东莱后，遂占据了整个山东半岛，东疆亦达于海滨，西境至黄河下游河道，与晋国隔岸相峙。
晋国初封于唐，领土亦为偏狭。《国语·晋语一》载郭偃曰：“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自献公时起，屡屡兼并邻近小国，及驱逐戎狄，疆域显著扩大。顾栋高曾论曰：“晋所灭十八国。又卫灭之邢、秦灭之滑皆归于晋。景公时翦灭众狄，尽收其前日蹂躏中国之地。又东得卫之殷墟、郑之虎牢。自西及东，延袤二千余里。”
其基本统治区域在太行山脉两侧，西、南、东三面受黄河环绕，与秦、周、郑、卫、齐等国夹河相邻。继献公灭虢，抢占豫西走廊西端后，悼公时又城虎牢而戍之，从而控制了豫西走廊的东端，并在伊洛之上的山间谷地保有一线领土，即所谓“阴地”。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中说：“阴地，据杜注，其地甚广，自河南省陕县至嵩县，凡在黄河以南、秦岭以北者皆是，此广义之阴地也。然亦有戍所，戍所亦名阴地，哀四年，‘蛮子赤奔晋阴地’。又‘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是也。今河南省卢氏县东北，旧有阴地城，当是此地。此狭义之阴地也。”
秦在西周时期被孝王封为附庸，立国在今甘肃省清水县的秦亭附近。
周室东迁洛邑后，秦襄公得赐“岐以西之地”
。秦经过上百年与戎狄的奋战，控制了甘肃中部东至华山、黄河的广阔领土，至穆公时为全盛，“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
。后又占据商南、秦岭北麓，与楚国隔少习山相对。但其东进的要道豫西走廊被晋国占领，无法与列强逐鹿中原，只能偏居西陲一隅
。
楚原居于荆山（今湖北省南漳县西北）漳水流域，自西周末年吞并弱邻，发展壮大。清人高士奇在《左传纪事本末》中说：“春秋灭国最多者，莫若楚矣。”据何浩先生统计，约有48国为楚所灭
。楚在春秋全盛时，东抵豫章、番、巢、州来及赣江上游，北据陈、顿、应、不羹，至汝水流域，西北到商於，西起巫峡东段、神农架，南到今长沙、常德、衡阳一带，方圆近三千里
。即当今湖北、湖南及江西大部，安徽（江北的西半部）、河南南部及陕西东南一隅，及广西东北角与广东北部，为春秋列国中疆域最广者。
“弭兵之会”以后，齐、晋、秦、楚因为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势力略衰；而东南崛起的吴国先后挫败楚、齐两强，成为新兴的霸主。弧形中间地带的范围得以从楚国东境继续向东方延伸，经过吴国占据的太湖流域、江北平原而抵达海滨，彻底完成了对中原地带的封闭。
与中原地带的华夏诸邦相比，弧形中间地带诸强领土的经济发展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和外部社会条件）要略差一些。齐、秦、楚为异姓诸侯；晋、吴虽为姬姓，但和王室的关系比较疏远，因此起初受封的国土偏远荒凉，又紧邻蛮夷戎狄等落后民族，屡受其侵扰，战事不断。即使到后来扩张为大国时，其农业资源（除了秦国）也多不如中原丰衍。例如《汉书》卷28《地理志》称：“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轻重》亦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故在建国之初便与莱夷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晋国统治的两大区域，太行山以东的河内、东阳，处于黄河下游支流分布地段，《尚书·禹贡》称其“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夏季洪水横溢，湖沼罗列，冲积土层中亦含有盐碱，《尚书·禹贡》称其为“白壤”，肥力不高。《汉书·地理志》也说：“赵、中山，地薄人众。”太行山以西的晋南地区，河谷丘陵纵横分割，间杂小块盆地，并无辽阔的平原沃野，又屡受游牧民族侵袭。如《左传·昭公十五年》籍谈所言：“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秦国起初远在陇西，平王率众东迁后，关中平原沦为戎骑出没之地，田地多荒，周族遗民难以正常生活。王室仅许秦以空头人情，“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秦与戎狄的战争频繁残酷，相持了近百年才得以在泾渭流域立足。
楚建国之初，“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也经历过艰苦的努力。其统治中心区域的江汉平原在古代川泽密布，草木繁茂，夏秋季节亦饱受洪水泛滥之害。顾祖禹曾引方志谈到当地的情况：“汉水由荆门州界折而东，大小群川咸汇焉，势盛流浊，浸淫荡决，为患无已。而潜江地居污下，遂为众水之壑，一望弥漫，无复涯际。汉水经其间，重湖浩淼，经流支川，不可辨也。”
明清时尚且如此，先秦时代开发之难可以想见。《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了楚地的贫瘠：“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汉书·地理志》亦载：“沛楚之失，急疾颛己，地薄民贫。”楚国西、南部邻近百濮、群蛮，虽然楚势力占优，但是国内若遇到灾变，也常常会遭受他们的袭击。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
《左传·昭公三十年》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吴国所在的太湖流域，也是水网交织，荆莽丛生，直到春秋中叶尚未得到充分治理，《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吴王光对伍子胥言：“吾国僻远，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
弧形中间地带诸强的兴起，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而在西周，由于青铜时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木器、石器，因此这一地带（除了关中平原）的耕垦开发要比中原困难得多。春秋时代铁器的推广为这些区域的普遍垦殖和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如齐地的盐碱瘠土逐渐得到改造利用，“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
，不复当初的情景了。
尽管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要比中原诸邦艰难恶劣，弧形中间地带的列国却在春秋政局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影响。较之另外两个地带，这个区域占据着国力上的明显优势，对于当时的历史进程起主导作用，是名副其实的政治重心地区。首先，春秋的时代特点是王室衰弱，其原有的地位和统治权力被霸主所取代。争霸战争中获胜的诸侯主持盟会，向与盟的中小邦国、部族责纳财赋、调发兵马，操纵其政治、外交，主盟国家的领土实际上发挥着以往周室王畿的政治影响。而春秋时期的霸主全部出于弧形中间地带，又没有一个强国能够长期垄断霸主的位置，自齐桓公、晋文公至吴王夫差（勾践灭吴称霸已进入战国初年），是由这一地带内的各个大国更替称霸的，所谓“五伯迭兴，总其盟会”
。可见这个地带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中占据着优势地位。
其次，弧形中间地带的各个大国处于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虽然在每个阶段只有一个国家称霸，但是其他诸强仍能大体上和盟主国维持着均势，它们或是霸主的盟友，或保持中立，而即使被击败，也只是暂时退出争霸的行列，并没有降为附庸、朝请纳贡，仍然具有可观的实力和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霸主只能统率中小诸侯，无法支配弧形中间地带内的其他强国。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孟所言：“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像鞌之战后，齐被晋国挫败，遣使求和。但是当晋提出苛刻的条件，要求齐国母后萧同叔子做人质，把田亩改成东西走向时，立即遭到齐使的严词拒绝，并声称不惜为此再战：“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鲁、卫两国都认为晋无必胜把握：“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
说服晋国让步，使双方媾和。
在中原争霸中受挫的强国，可以继续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对弱小邻邦盘剥役使，充当局部地区的宗主国。如秦穆公受挫于晋，无法东进，还可以称霸西戎。鄢陵之战楚国失败后，暂无力量与晋国角逐，却也还能向南方扩张，征服和统治周边的蛮夷。
出于争霸战略的需要，诸强对失败的邻国有时并不落井下石，反而伸出援助之手，拉拢、扶植它们，以便共同对付自己的主要敌人。如齐在鞌之战受挫后，被迫退出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而晋国为了联齐抗楚，事后又逼着鲁国将其地返还于齐。
柏举之战后吴师入郢，楚国危在旦夕，秦亦出兵车五百乘助其复国，以牵制自己的强邻晋国。齐、晋、秦、楚之间的抗衡均势一直延续到春秋末叶，因为四强实力相当，它们的政治地位比较接近，但是和另外两个地带的中小诸侯、少数民族则有明显的差别。春秋时期中国政局的发展变化，主要是由这几个国家（加上后起的吴国）的活动所支配、决定的，所以应把弧形中间地带视为那个历史阶段的政治重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