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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列强由于国力所限，既不能完全吞并郑国，也无法长期供养一支驻郑大军，故通常情况下出师伐郑，迫使它结盟降服后就撤军回国。敌国若来争郑，盟主要派兵救援。郑国如果背盟投敌，原来的盟主再出动人马去征讨。这是列强为了争郑、保郑所采用的基本手段。但是，郑国的外交原则是“唯强是从”
。照大臣子驷的话讲：“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实属朝晋暮楚，反复无常，“与大国盟，口血未干而背之”
的事情常有发生。齐、晋、秦、楚四强的统治中心分别在胶莱、河东、关中和江汉平原，距郑千里，又有山水相阻，进军中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若是频繁出师伐郑、救郑，国家和民众都是难以承受的。再者，列强距郑较远，订盟后遇到敌国来争，征发人马、筹集粮草均需时间，再跋涉千里相救，是很难及时赶到、逐退敌兵的，往往时隔数月才姗姗来迟，而郑国早已叛盟降敌了。另外，试观列强争郑的历史，双方全力相搏，以会战胜负决定郑国归属的情况并不常见，只有少数几次，更多的则是相峙、相避，小心翼翼地回避决战，如顾栋高所言：“春秋时，晋楚之大战三，曰城濮，曰邲，曰鄢陵，其余偏师凡十余遇，非晋避楚则楚避晋，未尝连兵苦战如秦晋、吴楚之相报复无已也。其用兵尝以争陈、郑与国，未尝攻城入邑，如晋取少梁、秦取北征之必略其地以相当也。何则？晋、楚势处辽远，地非犬牙相辏，其兴师必连大众，乞师于诸侯，动必数月而后集事。故其战尝不数，战则动关天下之向背。”
因为中原会战对全国的政治形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争霸双方又势均力敌，均没有必胜的把握，且害怕承担决战失败的巨大风险，所以非到万不得已，不愿意对阵厮杀。鉴于以上原因，列强为了减少兵员和物资的损失，免受往来奔波之苦，在正面运动作战之外，还采用了其他策略与斗争手段来控制郑国、挫败对手。
西周王室曾派遣官兵监控被征服的畿外诸侯，防其反叛，如武王灭商后置管叔等“三监”。春秋时列强对属国、属邑有时也实施这种制度，如楚占领齐地谷邑，置傀儡公子雍为君，留申公叔侯领兵监戍。
楚取宋邑彭城，置宋国叛臣鱼石等，又派甲兵三百乘监戍。
公元前630年，郑国降秦后，秦穆公亦留杞子、逢孙、杨孙三大夫率领军队驻郑，“掌其北门之管”
，接管了都城北门的防务，给养由郑国负担
。从后果来看，对郑国的监戍并不成功。盟主驻军若多，郑国供养不起；兵马若少，又起不到威慑镇服的作用。郑国兵车千乘，也有相当实力，一旦反目为仇，兵戈相见，少数外国驻军不是对手。所以当郑穆公向秦将杞子等下逐客令后，他们只好逃之夭夭。参与争郑活动历时最久的齐、晋、楚三国，都没有采用这种做法。
列强为了操纵郑国，根据其君臣的政治倾向，对他们采取打击或扶植的策略。如公元前654年齐师伐郑，曾迫使郑国处死大夫申侯。
公元前630年晋师伐郑，逼郑伯杀掉大臣叔詹，改立亲晋的公子兰为太子。
公元前606年，楚国对郑文公不满，下毒将他暗害。
另外，有时还拘留郑国君臣为人质，以此为要挟，来保证盟约的执行。
不过，由于郑国的对外政策是择强而从，所以不管什么人当政，是否提供人质，做决策时还是要看列强的实力对比和郑国的利益需要，来决定留在哪个阵营。上述的几种手段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公元前561年，晋国率诸侯之师伐郑后，在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筑城戍守。《左传·襄公十年》载：“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士鲂、魏绛戍之。”杨伯峻注：“梧当在虎牢附近。制即虎牢，晋又为小城，以屯兵及粮食武器。”
虎牢北临黄河，南侧山岭绵延，岗峦高峻，难以筑路通行，其旋门关至板渚数十里长的路段为东西交通干线的咽喉。晋军占领这一战略要地，可以守住豫西走廊的门户，楚军若来争郑，晋国能够以逸待劳，随时从这里发兵反击，不用再于河东兴师动众，跋山涉水进入中原。另外，虎牢距郑都新郑不远，皆为坦途，在此驻军即形成威慑，将郑国统治中心置于控制范围之内，使它不会轻易背盟投敌。顾栋高曾称赞晋国此举：“戍虎牢者，所以保郑，非以争郑也。郑未尝不愿服于晋，特虑为楚所扰，故欲两事以苟免，其心盖不得已。戍之则郑在晋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争郑，以郑屏楚，而东诸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计无出于此。”
楚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据《左传·昭公元年》载：“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栎、郏，郑人惧。”这三个聚邑本属郑国，分别在今河南省鲁山县东南、禹州市和郏县，位于楚国方城隘口北通郑都新郑的路上。于此地筑城戍守，能够作为拱卫方城通道的外围据点，抵御北方诸侯的入侵；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成为楚军北上中原的前哨基地，摆出随时可以长驱直入郑国腹地的态势，使郑国南境门户洞开，经常受到三城驻军的威胁，所以引起了其君臣的恐惧。
晋国占据南阳、虎牢等地后，进兵中原要比楚国方便得多，距离郑、宋、卫等国很近，控御诸侯的能力明显增强。楚国深切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劣势，从而不断将边境军事据点向北推移，于方城之外修筑大城，敛赋聚兵，借此扭转不利的局面。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语：“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九年》亦载：“费无极言于楚子曰：‘晋之伯也，迩于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与争。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从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据勘查，不羹有东西两城，西城在河南省襄城县东，东城在河南省舞阳县北，城父故城在河南省宝丰县东
，俱在方城以北，临近郑境，也起到震慑中原诸侯的作用。
公元前564年，晋国会合齐、鲁、宋、卫等诸侯联军伐郑，楚军未能及时救援，郑国被迫求和。晋国将领荀偃建议暂不撤军，继续围郑，待楚军来救时与之决战，否则郑国事后又会背盟投楚。但是，“诸侯皆不欲战”
，晋军统帅荀罃认为战无必胜把握，不如与郑结盟后退兵，诱楚来争；再把诸侯联军分为三部，轮流伐郑，使敌人疲于奔命，这样，“于我未病，楚不能矣”
。此计确定后，晋师回国，楚军来争时郑国果然再次投降。于是，以晋为首的诸侯联军于公元前563—前562年三次伐郑，楚军则两次被动进军救援，又找不到作战机会，因而士卒疲惫，人力、财力大受损耗。公元前562年周历九月，晋、郑再次订盟；十二月，华夏诸侯在郑地萧鱼（今河南省原阳县东）举行大会，奉晋悼公为盟主。楚国元气大伤，无力北上争霸，只好听任郑国附晋，不再出兵竞夺。史载晋“三驾而楚不能与争”
，荀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获得了完全成功。此后直到“弭兵之会”，南北立盟休战，郑国再未叛晋。
长期争郑的晋、楚两国没有交界，交兵需要远涉千里，无力牵制和削弱对手。它们一方面在中原角逐，做直接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又分别施展外交手段，拉拢和敌国接壤的强邻，结成联盟，利用其兵力袭扰对方的侧翼。
城濮之战时，晋与齐、秦等国联合抗楚，取得胜利。而殽之战后，秦、晋交恶，联盟瓦解，楚国则迅速利用这种形势，化敌为友，与秦国结盟修好，“绊以婚姻，袗以斋盟”
，并发誓世世代代永不相攻：“叶（亿）万子孙，毋相为不利。”
此后，秦军不断侵扰晋境，两国在河曲厮杀不已。楚国则全力北伐，反复攻郑。晋国兵力分散，顾此失彼，结果连连失败。至公元前594年，楚师围困三月，终于攻克郑国都城，又在邲之战中打败晋军，成为诸侯霸主。
事后晋国吸取教训，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晋景公听从楚国降将巫臣的建议，派他出使吴国，教授吴军射箭、御马驾车、布置战阵等军事技术，鼓动吴国袭扰楚境。自公元前584年吴师伐巢、徐、州来，楚将“子重自郑奔命”
，顾救不暇，一岁曾往返七次。此后，“楚之边鄙无岁不有吴师”
。在双方的交锋中楚国负多胜少，已处于劣势，再没有足够的力量北进中原、控制郑国。郑最终留在以晋为首的华夏诸侯阵营，而没有像陈、蔡那样被楚吞并，也是由于晋国“联吴制楚”外交策略的成功。正如顾栋高所言：“晋悼之世，楚不敢北向争郑，中国得以安枕者，通吴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