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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角度来分析夏、商、周族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的进攻战略，可以看出这三个民族建国之前控制的土地、人口原本有限，特别是商族和周族，“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在东西对立的政治格局中是较弱的一方。他们之所以能最终击败劲敌，统治全国，除了内政、外交等原因，与其指挥作战、兼并天下的方略得当有密切关系。这些民族的领导者在和主要敌人决战之前，先后采取了各种措施，使政治力量的地域对抗形势发生了对自己有利的转变。
首先，三代立国者对本族所在地域的其他部落、邦国采用拉拢或强迫的手段，使它们归附、降服，完成中部农耕区内西方或东方民族集团的联合。欲做天子，要先成为一方的诸侯领袖。像夏禹、启即位前，都得到了邻近部族的拥戴。商汤未叛夏时，也是通过和东夷有莘氏联姻来加强自己力量的；同时，他还勤修内政，布德施惠，以扩大政治影响，使“诸侯八泽来朝者六国”
。周文王翦商之初，亦“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
。对于不肯附从的邻近小国，则出兵剿灭，免生肘腋之变，如汤诛葛伯、文王伐密须等。
从三代建国的历史来看，夏、商、周族在未控制所在西方或东方的基本区域之前，是不肯贸然进军对方势力范围、和敌军主力交战的。例如，夏族兴起于晋南，其主要敌人是活动于鲁西南、豫东平原的东夷各族
。夏人未直接向东方发展，没有沿着黄河的北岸进军河北，而是渡河到豫西，打败有扈氏和与启争夺帝位的伯益
，建立起夏王朝对东方和全国的统治。商族发祥于河内的滳（漳）水流域，成汤时强大起来，也是向东南渡过黄河，进入豫兖徐平原，与那里的东夷诸部联合，控制了整个东方后，才公开叛夏的。文王勘黎、伐于（盂）后，已经掌握了关中、晋南两个地区，黎（今山西省长治市南）、盂（今河南省沁阳市）距离商都朝歌不过数百里，但是周人仍耐心等到伐崇胜利、占领豫西之后
，才出师伐纣。也就是说，要尽最大可能扩展己方控制的地域，增强力量，造成相对的均势、优势，甚至需要争取中部农耕区以外的民族加入自己的阵营。如汉南四十国诸侯归汤
，武王伐纣时，有羌、卢、髳、彭、巴、濮、邓、蜀八国军队随从。实施这项战略措施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三代时期刚刚步入文明社会，政治结构相当松散，还处于邦国林立的状态。史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夏、商、西周王朝都是以某个统治民族为核心的政治联合体，王室直接控制的领土——王畿，面积不过今一省之地。如孟子所言：“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
相当于众多邦国中较大的一个。周围诸侯与王室之间，也没有秦汉以后地方与中央政府那样严格的隶属关系，仅仅要尽纳贡、朝觐等义务，在军事、财政、司法等方面政由己出，很少受王室的干涉，呈半独立状态。如王国维在《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所言，夏商时期，“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在这种状况下，统治民族即使本身力量较强，如果陷于孤立，同时与许多邦国作战，往往也是力不从心的。孤军作战难以成功，所以必须尽量联合、利用其他部族、邦国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如《吕氏春秋·离俗览第七·用民》所称：“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其次，三代立国者将都城向中原或是靠近敌方区域、交通较为便利的地点迁移。首都是一国的政治中心，是最高领导集团和中枢机构的驻地，设置在适宜的地点、地区，对于国家的政治、军事活动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统治者在选择建都地址的时候，总要经过慎重的考虑和比较，综合各种因素，并根据现实的战略需要来确定其位置。夏、商、周起初都是领土有限的邦国，都城偏在一隅或游移不定。随着势力的壮大，逐步控制了半壁河山，甚至“三分天下有其二”
，原有的地区性政权正在向全国性政权过渡，其军事力量即将开入对方区域，与敌人主力交锋。在这种形势下，旧都的地理位置偏远或交通不便，不利于对战争的指挥部署。因此，三代的建国者在发动决战之际，都会将都城不同程度的内迁，接近前线或处于交通便利的区域中心，以便及时了解敌情，调动兵马，能够迅速有力地控制战争和政治局势。
如夏族原居河东，禹曾在安邑、平阳等地设都
，为了适应和东夷、有苗作战的需要，他迁都到黄河以南、靠近东方的阳城、阳翟
。商汤灭夏之前，把都城和族众从黄河以北的滳水流域迁到位于东方中心的亳（今山东省曹县西南）
，在联合鲁西南平原的东夷部族后向西进军；由此至夏朝腹地伊洛平原路途坦荡，无高山大川阻隔，对大军的运动较为便利。周族的国都原来在关中西部的岐下，其统治者在进兵朝歌之前亦将都城向东迁到丰、镐，以图向中原发展势力，更有效地控制战局。
再次，三代立国者占领东西方交界的“枢纽地区”。枢纽地区亦称“锁钥地点”，通常是指某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要冲，作战时占领了它就能得地利，进可以长驱直入对方腹地，退则能扼守要道拒敌于境外。从三代的历史来看，开国建业者都曾把今河南郑州地区当作用兵必争之地。该地在商周亦称“关”“柬”“阑”“管”
，位于中部农耕区的核心，是黄淮海平原与豫西山地丘陵接壤之处。北渡济水、黄河，可以直达幽燕；南通两湖，西临虎牢，面对自关中、洛阳而来的陆路干线；东蔽梁、宋，背后是广阔的豫兖徐平原，为四方道路交会之所，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理价值。夏朝之初，禹和启为了打开进军东方的大门，曾经和东夷的有扈氏发生激战，主战场“甘”即在今河南郑州以西的古荥甘之泽和甘水沿岸
。经过长期的多次搏杀，启“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族控制了这一地区，能够北进河内，东出豫兖徐平原，也就慑服了东方各邦诸侯。
成汤自亳出兵伐桀，也是先打败了郑州附近的三个夏朝属国“韦”（今河南省郑州市）、“顾”（今河南省原阳县）、“昆吾”（今河南省新郑市）
，才直捣夏都，在鸣条（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巩义市间）
战胜夏军主力，占领了伊洛平原。
在武王灭商的作战行动里，虽然周师主力是从孟津北渡黄河、向东北进军抵达商都朝歌的，但在此之前，武王仍先发兵占领了郑州地区
，通过此举来吸引商朝军队的注意，并掩护主力部队的侧翼与后方的安全。克商后，武王即将“管”（今郑州市）和附近的“祭（蔡）”封给管叔、蔡叔，留下他们率兵戍守，用以监督、弹压商族遗民。这些情况都反映了该地在三代的重要作用。
通过以上措施，在政治地理格局中，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决战之前处于有利地位。这样就为下一步进攻敌方腹地、都城，歼灭敌军主力，夺取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夏、商、周族在开国创业的过程中，制定的战略以进攻、夺取天下为目的，而一旦击败对方民族集团，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以后，战略目的便转为防御，即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有效地抵御、镇压敌人的暴动、入侵。从他们实行的各项部署来看，显然是受东西对立的形势影响，把刚被自己征服的东邻或西邻民族集团当作最危险的假想敌，采取种种措施来防备他们聚集力量、发动叛乱，夺回失去的权益。实际上，在三代建国之后，上述地区、民族都发生过规模不同的武装反抗行动，证明统治者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如夏朝遗民“土方”与商朝的冲突，断断续续地到武丁时期才基本结束。
周初武庚、奄、蒲姑的作乱，周公花费三年时间才将其平息。而东夷有穷氏的羿、寒浞甚至一度灭亡了夏朝，“因夏民以代夏政”
。王朝的统治能否稳固，与其防御战略的制定实施是否得当有密切的关系。从地理角度来看，三代建国之初的防御战略具有以下内容和特点：
三代军队中的大量步兵战士是农民，平时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作战之前被临时召集入伍，而不是常备兵。如果长期从军，脱离生产，将给社会经济带来恶果，这是民众和统治者都不愿看到的。商汤伐桀之前，军中的士兵们就认为出征耽误了农作而颇有怨言：“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
汤不得不向他们专门解释，并在大战结束后立即率众“复归于亳”
，让多数士兵复员回乡，继续务农，以保证生产。武王伐纣，大军自出征到返回关中，跋涉数千里，前后也只用了78天
，然后便“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但是东西方相距甚远，如果将军队全部撤回己方根据地，被征服地域若发生叛乱，再集结兵力、远涉山水赶来镇压，则不免师老兵疲、贻误战机了。所以，胜利者在还师之前，往往将部分兵力留驻当地，控制一些军事重镇，起到威慑作用。而一旦发现被征服者有不轨之举，可以及时做出反应，就近出动兵力平叛。即便对方势力强大，胜利者也能够暂时守住要地，牵制敌人进攻，不使战火蔓延，这样就能为自己争取时间，出兵救援反击。
留驻兵力的第一类地点，是被征服王朝或邦国的都城，那里是敌对者的政治中心，附近人口稠密，是亡国的旧贵族、遗民的聚居之地，反抗力量最为集中，蕴藏着很多不稳定因素，属于最有可能爆发动乱的地点。在此地驻军可以针对上述威胁，最有效地预防、制止叛乱的发生。所以征服者常在当地或附近设置别都或诸侯国都，驻以重兵。如汤灭夏后，在夏都斟鄩附近的偃师建立别都“西亳”，筑城屯兵，以为军事基地
。武丁击败晋南夏族遗民“土方”后，也在“夏墟”所在的唐（今山西省翼城县）“作大邑”，镇守一方。
周公东征平叛后，“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又悉封宗亲、功臣带兵进驻东夷各邦之都，如太公往蒲姑，伯禽往奄，受封者占据原夷邦都城，将被征服民族驱至郊野居住，并镇压了莱夷、淮夷的反抗。
第二类驻军地点是在枢纽地区，即东西方交界地带的交通冲要，控制了这类地点可在军事上大有获益，攻则能麾兵直入敌方腹地，守则可御寇于藩篱之外。夏朝至周初最重要的战略枢纽是管城（今河南省郑州市）。该地位于中部农耕区的核心，黄淮海平原与豫西山地丘陵接壤之处，扼住横贯东西方的陆路交通干线，地位十分重要。195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白家庄一带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其面积、规模比偃师商城（西亳）和著名的安阳殷墟还要大
。一些学者结合文献记载分析，汤灭夏后，先在夏都附近建立了偃师商城（西亳），后又在今郑州大建都城，作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其地名仍称为“亳”，即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郑亳”
。将首都迁至这一地区，显然具有对西方夏族遗民加强防范和控制的作用。武王克商后，亦将管叔、蔡叔封于此地，领兵镇守，监视殷民与东夷。周公东征平叛、大行分封之后，东西方交界的“天下之中”向西转移到洛邑，周朝在那里筑王城、定九鼎、迁殷民，又把精锐部队“成周八师”派驻此地，来监控东方，守卫关中的门户。
这类措施在历史上出现较早，如舜“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
，禹逐三苗。夏朝灭亡后，桀及余众被驱至南巢（今安徽省巢县），另一部分夏人逃到北野成为匈奴、大夏之先
。商朝灭亡后，箕子率众入朝鲜；武庚叛乱失败，亦有部分殷民向东北、北方流亡
。周公东征，“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
。亡国的东夷族众有些留在当地接受周人统治，另一些离乡背井，南迁到淮河、长江流域。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奄君被杀后，余众逃至今江苏常州；蒲姑氏亡国后徙至苏州，丰国之人迁到苏北丰、沛县一带居住
。
三代的统治民族通过上述行动，改变了中部农耕区内人口、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使被征服的西方或东方原住人口减少，这一结果对于新王朝的巩固，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被征服民族的故居之地，通常是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农业发展的区域，比较发达、富庶。统治民族用战争、殖民等手段占领该地，无疑扩充、改善了本族的生活环境；而失败的对手抛弃故乡的田园家产，逃到边远蛮荒地区，经济上损失惨重，居住的外界条件又相当恶劣，使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到很大的局限，难以聚集财富、繁衍人口，恢复原有的国力。而留在当地接受统治的被征服民族，人数则大大减少，相对来说较易控制，即使发生叛乱，镇压起来也要省力得多。迁徙之后，敌对民族集团的力量被分散了，不像原来那样集中和强大，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又被削弱了经济实力，他们对统治民族的威胁明显减小了。
商汤灭夏后，把一些夏族贵族、平民从豫西迁移到东方的杞（今河南省杞县），靠近商族的根据地。见《史记》卷55《留侯世家》：“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世本》：“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大戴礼记·少闲篇》：“（成汤）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
周公东征之后，也把持敌对态度的殷族“顽民”强制迁徙到成周，处于八师的监督之下。另一支殷民“怀姓九宗”则被迁移到晋南的唐地，受姬姓诸侯叔虞统辖。内迁的殷民中有许多贵族，即《尚书·召诰》所载的“庶殷侯、甸、男邦伯”，他们接受周公的命令，指挥属下的“庶殷”“殷庶”（商族的平民或奴隶）从事筑城等劳作。这些人在故土拥有雄厚的财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具备很强的政治影响与号召能力，却又冥顽不顺，抵触周族的统治，留在当地很可能成为将来组织叛乱的隐患，所以周公把他们迁到卧榻之侧加以监控，不使再度生变。
另外，还有部分诸侯因为反形渐露，受到王朝统治者的怀疑，也被强迫入朝，作为人质扣押起来，待其政治态度转变后再释放回乡。如桀曾拘商汤于夏台，纣囚西伯于羑里。周公平叛后亦将东夷诸邦的许多国君、酋长带回洛邑看管起来，警告他们如果再三举行叛乱，会受到同样的镇压和囚禁：“尔乃自作不典，图忱于正！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这些人与被迁的殷顽民不同。从周公对他们的讲话（“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来看，这些诸侯还保持着自己的故土，在洛邑居住是临时性的，一旦证明了对王室的效忠，就能够脱离羁绊，返回家乡。
纵观三代建国后的防御战略，夏初的措施最少，几乎看不到有这方面的记载。夏人对待战败者、附从诸侯的统治手段也比较简单，如诛防风氏，罚有扈氏全族为放牧奴隶等。古籍中关于“甸服”“侯服”“要服”“荒服”的记载，也反映了夏朝王室与诸侯的隶属关系相当松弛，只对近旁的邦国责以贡职，而对距离较远者，仅要求它们在名义上服从即可。夏族当时刚刚进入文明社会，国家草创，可能对如何保障安全的战略问题思虑不周，未做妥善安排。因此禹、启开国之后，只过了一代，便遭“太康失国”的厄运，被宿敌东夷集团中的有穷氏颠覆。其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缺少预防叛乱的有效措施也是其中重要一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后代的建国者们看来是汲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制定的防御计划日益严密、完备，加强了对被征服民族的控制和防范，从而有效地巩固了新兴的政权。在少康复国及成汤灭夏、武王克商之后，尽管还发生过反抗征服的叛乱暴动，但是再没有重演过像“穷寒代夏”那种新王朝夭折的悲剧。
从地理角度分析，上述防御战略都是针对东西对立的军事形势而制定的。在夏、商、西周时期，东、西方民族集团始终是我国政治舞台上演对手戏的两大主角。受当时社会、自然条件的制约，上述格局在这个历史阶段里不会改变，但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可以因人为的影响而发生转化。国君和统帅的高明之处，就是能够正确地认识和驾驭这种形势，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扩展己方的势力范围，将兵力部署在地理价值最高的区域和地点，并且尽量分散、削弱敌方民族集团的人力、物力，缩小或恶化其生存环境。这样，在预想的战争爆发之前，在东西抗衡的军事冲突中，自己已经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拥有敌弱我强的战略形势。尽管这种形势本身不能直接取得战果，但是在这种形势下和敌人交战，会有最大的获胜把握。依据客观地理条件，成功地制定和实施战略计划，对王朝的建立、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