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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政治斗争往往表现为不同地域的集团势力之对抗。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虽然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但是由于幅员辽阔，内部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存在显著差异，对人类的生产活动会产生不同作用，致使各地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政治趋向上具有很大的区别，可以依照其不同特点，划分为若干个基本经济区域，在此基础上形成几股较强的政治势力。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和矛盾激化程度，是影响国家统一和分裂、社会治乱安危的重要因素。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确立根本国策和战略方针时，不能不考虑境内的经济区划与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
此外，人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并非亘古不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受生产力发展、文明进步或者战乱破坏等因素的影响，国家的经济、人口布局与政治形势会发生变化，生成各自的时代特征。史称“三代”的夏、商、西周王朝，在生产力水平上都处于青铜工具阶段，又同属奴隶社会，由此使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区划与政治格局相对稳定，具有共性。三代的东亚大陆可以分为三个较大的基本经济区域。
1. 中部农耕区 。即夏、商、西周王朝直接统治的黄河中下游区域。它位于东亚大陆的中部地带，南抵汉水、淮河流域，北到燕山、晋北和陕北高原脚下，东连海岱，西及秦陇。概如《汉书》卷64下《贾捐之传》所称：“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里发现过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遗迹，以黄河中下游最为集中，说明那里是最早开发农业的地区。夏朝到西周，生产力水平进入青铜时代，可是青铜工具的韧性较差，作为翻土掘石的农器很容易碎裂，又比较贵重，难以在农业劳动中普遍应用，人们通常还是使用原始的“耒耜”来耕作。古代黄河中下游的气候温暖湿润，地势平缓，土质较为软沃，为使用木石农具垦耕殖粟和引水灌溉、排涝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得到了较早的开拓，成为三代人口最密集，经济、政治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华夏文明孕育、萌发的场所，作为夏、商、西周统治中心的都城和王畿都设在这片地区。
地质学的研究表明，远古时期河南嵩山与山东泰山之间原是内海，后来经过地壳运动，形成阻碍交通的低洼薮泽，致使黄河流域中游与下游的人类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出现了西方的仰韶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两种系统。又经黄河泥沙多年的沉积和淤塞，这一低下地带逐步上升，才形成新的冲积平原，两地的居民开始了较为密切的交流。
因为历史上的长期隔绝与自然环境的差别，三代的中部农耕区习惯上分为西方和东方两大地域，即周人所谓的“西土”“东土”
。其分界线大致是沿太行山麓南下，至古黄河、济水的分流之处——今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一带，也就是《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所载的夏朝后期王畿的东界与商朝后期王畿的西界
；再沿着豫西山地丘陵的东缘向南延伸，至夏族民众居住的南阳盆地
与桐柏山脉的连接地段。从宏观地貌来看，我国所在的东亚大陆，按其不同的海拔高度和自然条件，可以划分为三级台阶，中部农耕区横跨第二、三级阶梯。三代东、西方的分界线——太行山脉和属于秦岭余脉的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脉东端，正是这两级地貌台阶之间的过渡边坡，以此为界，将黄土高原、丘陵、台地与华北大平原区隔开来。西周初年，都城设在偏居西隅的镐京，东、西方分界线的中段也随之西移，挪在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邑附近。《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载：“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此处的“陕”，有些学者认为指的就是“郏”“郏鄏”，即洛阳王城。
两地的居民称为“西人”“东人”
，犹如后世之“南人”“北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西方的主要民族——夏族、周族，故居在河东（今晋南）、河南（今豫西）及关中，为仰韶文化发源扩展的地区。《汉书》卷28下《地理志》载：“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晋南的唐（今山西省翼城县）就是传说中的陶唐氏和夏族初期活动的中心
，即后代所谓的“夏墟”。夏族势力壮大后，渡河进入豫西，占据伊洛和嵩高地区，开始建立夏王朝的统治。晋南、豫西境内山岭峪谷纵横交错，三代时期人多聚居在其中面积不大的山间盆地、河谷平原上，如“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
，称为“有夏之居”的洛阳地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
，故司马迁说这两处“土地小狭，民人众”
。关中平原辽阔肥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不过在三代之初，当地多有游牧民族活动，农业的全面开发是自商朝后期以降、随着周族势力的强盛而繁荣起来的。与东方，即黄河下游相比，西方海拔稍高，少受洪涝之患，土壤基本为较厚的黄土，质地疏松，容易掘穴构屋，冬暖夏凉，给先民的定居生活提供了便利。对于农作物来说，“这种土质由于结构疏松，具有垂直的纹理，利于毛细现象的形成，可以把下方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黄土特有的土壤自肥现象。另外土质疏松也便于原始方式的开垦及作物的浅种直播”
。《尚书·禹贡》称其为“黄壤”，认为它的农业利用价值最高，“厥田惟上上”，比华北平原、山东丘陵的“白壤”“黑壤”（即含有盐碱或腐殖质的冲积土）更为沃软易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西方发展农业的自然环境较东方更有利，因此居民多以务农为本，性重厚忠朴，尚文习礼；直至汉代，“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
，用龙、虎、熊等兽类作为本族的图腾
。
东方民族的代表是东夷集团及其衍生的分支——商族，东夷因为部族众多又被称为“九夷”
，它们和商族皆以鸟类为图腾，主要生活在河内（今冀南平原、豫北）与豫兖徐平原（古豫、兖、徐州交界地区，今豫东平原、鲁西南平原、苏北平原），是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后继者。东方地区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与西方有所不同，黄河下游支流很多，有“九河”之称，故常受泛滥、淤塞之灾，对人们的农业定居生活有不利影响。如《尚书序》所载，发祥于漳水流域的先商民族曾被迫多次迁徙，“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河内所在的冀南及冀中平原，土壤含有盐碱成分，颜色发白，即《尚书·禹贡》所载“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肥沃程度较差。所以，三代前期——夏朝和早商——的东方农业民族，主要活动在条件更好一些的豫东、鲁西南平原；到盘庚迁殷以后，河内的农业才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东方的地势低下卑湿，湖泽川渎密布，河、济之外，又有淮、泗、沂、汴、睢、涡、颍、汝等河流；古籍提到的国内“十薮”“九薮”中，很多著名的大泽如巨鹿、巨野、菏泽、雷夏、孟诸、圃田、海隅等散布在那里。加上临近海边，降水量较大，使薮泽近旁林莽丛生，鸟兽繁息。因此，居民在务农之外，经常从事狩猎活动，民众普遍习射，甚至表现在族名上，许慎《说文解字》：“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人尚武，性格上轻剽颛急，“其民之敝，荡而不静”
。自西方华夏集团的炎帝、黄帝两族进入中原，与东夷的蚩尤族发生激战以来，东、西方两大民族集团的政治交往相当频繁。如傅孟真先生所言：“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因争斗而趋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和商属于东系，夏和周属于西系。”
如前文所言，我国原始社会末期，这两股势力共同组成了前国家的联合体——酋邦（Cheifdom）
，先后推举了华夏集团的尧、东夷集团的舜为最高首脑“帝”
，双方的其他部族酋长如皋陶、伯益、契、禹、弃等在其手下担任各种官职
。夏、商建立以后仍是如此，由西方或东方的某个民族首领世代为王，另一方的诸侯可以根据王室的需要在朝为官，如夏朝的冥，商朝的九侯、鄂侯、西伯等。贵族统治阶级中的这种地域差别，有时在朝会典礼的站位秩序上也能反映出来，《尚书·康王之诰》：“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时局动荡之日，两大民族集团又会为争夺天下共主的领导地位而殊死搏斗，直到其中一方彻底失败臣服为止。
2. 北部游牧区
。在中部农耕区的北方和西北，包括内蒙古高原，冀北山地，晋北、陕北、甘肃黄土高原和青海东部。这一区域地势较高，气候干旱寒冷，土地瘠薄，不利于种植业的发展，所以居民务农者少，多以游牧为生，在先秦被称为“戎”“狄”，生活习俗与中原的华夏民族有很大差别，所谓“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既是其不种五谷桑麻的结果，也是该地区恶劣环境造成的。即使有些内地的农耕民族迁徙到那里，受技术能力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也不得不抛弃原有的劳动方式和生活习惯，被迫接受异俗。如《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所载：“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史记索隐》引乐彦《括地谱》载夏桀死后：“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
游牧生产依赖牲畜的自然繁殖，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比较大，遇到暴风雪、干旱、瘟疫等灾害，都会造成畜群大量死亡，不如农业稳定。这种脆弱、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三代时期北部游牧区的民族社会发展相当缓慢，与中部农耕民族的经济实力、文化水平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夏、商、西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域较后代为大，像冀北山地和晋北、陕北高原，在战国以后，长期被内地的农耕民族所控制。历代中原封建王朝利用燕山、代北的复杂地形修筑长城，屯兵驻守，抵御胡骑南下。但在三代，这一连绵千里的地带因为峰岭交错、密林丛生，使用木石农具很难开发，不适于农业居民生存，所以依旧遍布着森林、草甸，成为游牧民族的栖息之所。春秋以后，随着铁器的推广，中原的农耕民族才得以把活动范围向北方扩展，使长城以南的高原、山地逐步变成了农业区域。
战国以降，北方游牧民族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由于地形开阔，骑乘往来便利，使散居各地的部族容易联合、兼并，能够建立强大、统一的民族政权，像匈奴那样，“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而三代之时，北方游牧民族的主体——山戎、鬼方等，基本上居住于冀北、晋北和陕北，那里的地形分割零碎，“径深山谷，往来差难”
。交通不便，经济生活又比较分散，致使他们难以在政治上形成集中的力量。如司马迁所说，周代秦、晋、燕地之北的戎狄诸部，“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再加上经济落后，人数稀少，军事实力不是很强。尽管他们与中原的华夏族时有冲突，但总的来说，规模不大，胜少负多，始终未能动摇华夏民族在东亚大陆上的统治地位。
3. 南部农耕渔猎区
。这一经济区位于东亚大陆的南部，包括长江中下游、淮河、汉水及珠江流域。当地气候潮湿炎热，居住环境不如黄河流域，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之称。境内的丘陵、山地往往覆盖着原始森林，平原地带则是水网密布、荆莽丛生，遍地的红壤土质紧密，用木石农具来垦荒翻耕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江南的水田稻作农业，在生产技术、过程上要比旱地粟作农业复杂、费力得多。在三代简陋的劳动条件下，南部地区无法做到普遍开发，那里的农业发展不充分，居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原始的渔猎采集活动来补充，所谓“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
。尽管“地势饶足”，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缺乏必要的开采手段，甚至在铁器使用初步推广的西汉，仍处于“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民众“无积聚而多贫”
的状态。南部较大的民族如荆蛮、淮夷，主要活动区域在长江以北的汉水、淮河流域，直到春秋以前，他们都不具备和华夏民族逐鹿中原的强盛国力，在双方的交战中通常是被动迎敌，屡遭败绩，从未对夏、商、西周王朝的统治构成过严重威胁。
上述情况表明，这个历史阶段里，东亚大陆存在着以地域划分的四股政治势力，即中部农耕区的西方、东方两大民族集团，北部游牧区的戎狄和南部农耕渔猎区的蛮夷。其中以前两股势力最为强大，他们分别活动在当时最为富庶的黄河中游、下游地区，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先进。因此，三代时期的统治民族都是由这两方中的一个分支来担任的，王朝的更替过程就建立在西方和东方两大民族集团的相互征服上。而北部和南部地区的戎狄蛮夷，由于自身力量的分散和弱小，只能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配角，没有足够的实力去问鼎中原。
三代的战争从地域上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部农耕区政权——夏、商、西周王朝与北部、南部戎狄蛮夷的战争，第二类是中部农耕区内西方和东方两大民族集团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两类战争的目的、规模和后果，就能清楚地看到，后一类战争的历史影响是前一类战争无法相提并论的。
戎狄蛮夷对中原王室、诸侯国发动战争，目的是劫掠财富和人口，规模不大，多在边境地带骚扰。因为本身经济、政治力量的薄弱，北部或南部民族中的任何一支，都未有过夺取天子宝座的举动。而三代王室对戎狄蛮夷发动的战争，目的或是为了消除边患，抵御、反击其局部入侵，或是讨伐反叛的部族、方国，“伐不祀，征不享”
，迫使他们臣服，以维护自己天下共主的统治地位，双方没有出现过为了争夺国家最高领导权力而战的情况。由于对手实力较弱，王室征讨戎狄蛮夷，并不需要举全国之师，通常只是临时征发一些本族的人众。像卜辞中商朝伐羌方、鬼方，每次不过动用数千人、上万人；或是出动王室的常备军，如西周伐荆蛮、淮夷派遣的“六师”，人数也是有限的。有时甚至不用王师出征，只要责令一方的诸侯代劳，去平息边患即可，如商之季历、西伯，周之太公、伯禽，都接受并完成过天子的这类使命。纵观双方的交战，中部农耕民族占了明显的上风，华夏政权统治的区域逐步向四周扩展；即使个别战争遭到失败，也不会亡国灭族，给东亚大陆的政局带来重大改变。
中部农耕区内西方、东方两大民族集团的角逐则与前者不同，三代决定统治民族领导地位、历史命运的重要战争，几乎都是在二者之间爆发的，如启诛伯益、穷寒代夏、少康复国、成汤伐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结果往往导致社稷易主、江山改姓。战争的总体规模、出动的兵力也要大得多，因为双方的实力相对接近，会战前都要尽最大可能扩充兵马，占据优势；为此经常要纠合各路诸侯，组成联军出征。如夏桀曾起“九夷之师”
以征成汤，汤后来又率六州诸侯以灭夏
；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士随军出动，“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武庚作乱时，也联合东夷多方以叛周。像牧野之战那样规模巨大、两军出动数十万兵力的战役，也只有在东、西方民族集团对抗的战争里才能见到。
以上分析表明，三代时期政治力量矛盾冲突的主流是东西对立，即中部农耕区内西方、东方两大民族集团的抗衡。在一般情况下，夏、商、西周王朝的统治民族最为担心的，还是自己东邻或西邻可能发生的暴乱，认为他们的反叛对国家安全最有威胁。像夏桀“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
；周人灭商后武王夜不能寐，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
，都是出于上述原因。事实上，从这三个政权建立、巩固的历史过程也能看得出来，开国创业的王者、将帅制定军事战略时，悉心研究过当时政治力量的地域分布态势，在兵力的组织和部署上深受东西对立格局的影响，并且设想与实施了各种措施，使态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