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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东征平叛，大行分封之后，东西方交界的战略枢纽自管向西转移到洛邑。周公、召公至洛阳相宅定址，征集各地诸侯与殷人兴筑大城，并设宗庙、建明堂、迁九鼎、徙殷顽民，驻以重兵“成周八师”，天子定期至此接受东方诸侯的朝觐述职，洛邑成为周朝的另一个政治中心，也是藩卫镐京、控制东方的新建军事重镇。而管邑的战略地位则一落千丈，不复受人青睐，附近少有居民，渐次荒芜。西周末年，郑桓公鉴于“王室多故”，率领属民东迁到新郑，“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
。其荒秽情状跃然纸上。枢纽地区从管地移到洛邑的原因，看来主要是由于商末到周初西方政治地理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夏朝到商初，西方主要民族夏族居住生活的基本区域是豫西的伊洛平原、嵩山附近及南阳盆地，其次为晋南的“夏墟”；而关中平原大部分还处在游牧民族的控制下，虽有个别农耕民族在那里活动，也不免“窜于戎、狄之间”
。商朝灭夏后，伊洛平原的夏族遗民多被驱散流徙，当地人口减少，经济明显衰退。商朝后期，随着周族的兴起，关中的农业获得了迅速发展，“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那里富饶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丰镐所在的渭水流域成为周族的根据地，为其发动灭商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周朝建立后，天子、百官及周族的主体仍居住在镐京及附近地区。西方的经济、政治中心从伊洛平原西移到关中以后，和战略枢纽管邑之间的延伸距离大大加长了。两地相距有千里之遥，中间又隔着地形复杂的豫西山地，联系往来与及时驰援都有一定的困难。先秦时军队日行一舍，不过三十里，千里征途要跋涉月余时间，不仅将士疲惫，而且粮草转运也十分不易，使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左传·僖公十二年》载黄君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就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从丰镐沿渭水、黄河南岸东行至管邑的陆路是当时东、西方之间的主要交通干线，洛邑正坐落在中途。由该地东出虎牢、荥阳，即到达豫东平原的边缘；北渡孟津，则进入西方另一个经济区域——河东，还能沿太行山麓、黄河北岸抵达原东方政治中心——商都朝歌所在的河内；南下伊阙，穿过南阳盆地，则进入南方主要民族荆楚盘踞的汉水流域。特别是洛邑以西，经函谷至桃林的道路穿过险要的殽函山区（殽即崤山，函即函谷关），《读史方舆纪要》卷46《河南一》曰：“自新安西至潼关，殆四百里，重冈叠阜，连绵不绝，终日走硖中，无方轨列骑处。”地势尤为险要，而洛邑的位置正处在这条通道的东口。桃林东至管邑的大道绵延千里，周朝却没有足够的兵力在沿途驻守，因此这条交通干线的两翼是不安全的。南面的荆楚和周王室多次发生激烈的冲突，曾使昭王南征不复，“丧六师于汉”
。北面黄河彼岸，又有迁徙到唐的殷民“怀姓九宗”、河内殷墟遗民，以及散布于晋北、冀北的戎狄诸部。如史伯所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非亲则顽，不可入也。”
如果洛邑空虚，仅将重兵驻扎在管邑，一旦东方有变，管邑之师被牵制住，敌对势力出奇兵南渡孟津或北进伊阙，占据了洛邑，就会切断关中根据地和管邑的联系，封闭殽函山区的狭窄通道，使周军主力不能由此捷径东进；如果绕道武关或临晋而出，则旷费时日，不利于兵力的迅速运动和展开，会使西周军队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此外，从地形来看，管邑在大河之南平川旷野之上，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恃。而洛邑所在的伊洛平原则北带邙山、黄河，南据龙门，西阻殽函，东镇虎牢，防御的地理条件要比管邑有利得多。出于上述种种原因，武王灭商后虽然在管邑留下驻军，但仍担心东方的政治局势不稳，唯恐这一战略要地有失，他在与周公、太公的谈话里都提到该地的重要性，准备在那里设置重镇。
武王死后，武庚、管、蔡等人发动东方叛乱，企图袭取的首要目标也是洛邑，见《史记》卷37《卫康叔世家》：“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洛邑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作用已是政治家、军事家们的共识。所以，周公东征胜利后全力经营洛邑，在那里大兴土木，屯驻八师，以该城作为监控东方、守卫关中的门户。而对原来的别都、要镇“阑（管邑）”则弃之不顾，终西周一代，此地既未再驻王室重兵，也再没有发生过激战，以致榛莽丛生，人烟疏寥，无复当年金戈铁马、军氛干云的凛凛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