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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桀之时国力已衰，无力镇抚东方，故将都城西迁至伊洛平原的斟。商汤起兵灭夏前居亳，据王国维考证，其地在山东曹县西南。
汤伐桀的作战经过，《诗·商颂·长发》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朱熹注：“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夏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成汤是在接连打败三个邦国后，兵临夏桀城下的。旧说韦在河南滑县、顾在山东范县
，近世学者多议其非，如王国维、顾颉刚、陈梦家、李学勤等皆指出“顾”即商代之“雇”、周代之“扈”，地在南临郑州的原武县境，即夏初有扈氏所居之地
，而韦则在河南郑州
。昆吾之国，史载夏初原居濮阳，后迁到许（今河南省许昌市）
。但是考古发掘表明，许昌地区并未发现当时的夏文化遗址。邹衡先生钩稽史料，结合考古发现，判断夏末的“昆吾之居”很可能在今郑州地区新郑的“郑韩故城”近旁。他还从地理形势方面分析：“孟家沟和曲梁都在郑州以南数十里以内，这两个夏属邑聚的存在，对成汤所居的亳城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威胁。且此两地，西与嵩山相邻，尤其是曲梁，正处在丘陵地带的边缘，由此西去，便是夏都邑阳城（告成镇）所在，由此往东，则是广大平原，其在古代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成汤西向征夏，必先占领此二邑聚，可以说，这是入夏的门户，而与‘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的作战路线也是正好相合的。”
《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是说夏朝末年王畿的范围以伊洛平原为中心，东到黄河与济水的分流之处（即今郑州市以西的荥阳市），西至华山，南抵洛阳龙门，北临太行山的羊肠坂。而顾（今河南省原阳县）、韦（今郑州市）、昆吾（今新郑市）三个诸侯邦国，正位于王畿的东界，自北向南依次而列，成掎角之势，封闭了东方之敌西进河洛的交通要道。商族及其东夷诸盟邦，无论自河内南下，或是从豫东平原西来，势必要经过此地，可见这三个属国乃是夏朝王畿的东部屏藩，对于国家安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商族大军自梁宋而来，韦地（郑州）首当其冲，因此出现了“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的用兵次序。
商汤在发展势力、灭亡夏朝的行动中，充分考虑到郑州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商族发祥于河内的滳水流域，成汤时强大起来，从其扩张、进军路线来看，在国力有限的初兴之时，并没有南渡河、济，直接进攻郑州地区这一战略枢纽，而是小心翼翼地向东南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平原，与那里的东夷部族联合，并把都城和族众迁到亳（今山东省曹县西南），直到控制了整个东方，才公开叛夏，出兵直指韦、顾、昆吾所在的郑州地区。这项举措在战略上的好处主要有二。
其一，如果从故居的滳水流域向南发展，前有黄河、济水阻隔，对岸的两个敌国韦、顾临近夏朝王畿，南渡河济的行动势必要和敌军主力发生直接冲突，又会陷于背水而战的不利局面，这对于羽翼未丰的商族来说，显然是无甚把握的。而向东南方向发展，迁都到亳，先控制鲁西南地区，再折向西进，前途多是平川旷野，没有大河的阻拦，有利于军队（特别是车兵）向夏朝腹地——伊洛平原的运动。
其二，亳的位置正处于东方的中心，《读史方舆纪要》卷33《山东四》引朱黼曰：“曹南临淮泗，北走相魏，当济兖之道，控汴宋之郊，自古四战用武之地也。”其北邻的陶（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后来被称为东方的“天下之中”
。因为这一带位置居中，交通便利，也成为古代帝王召集东方诸侯、举行盟会的场所。如夏桀曾在亳地东北作“有仍之会”
，商汤在亳作“景亳之命”
。亳地周围有众多的东夷邦国，如奄、有缗、有仍，特别是西邻的有莘氏，与商族首领联姻通好，是其政治上最重要的盟友，成汤的辅相伊尹就是该族人，史称“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
。《说苑·权谋篇》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可见，东夷各邦拥商反夏，对成汤决定起兵伐桀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东夷集团政治态度的转变，与商都迁亳后对其影响增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商汤势力壮大后，自亳出师灭夏，用兵的次序是先扫灭不服从自己的邦国，如葛等；然后穿过豫东平原，直取战略要地郑州地区，先攻克韦（今郑州市），再北上灭顾（今河南省原阳县），南下取昆吾（今新郑市），打破了这三个属国构成的防御屏障，夏朝的王畿门户洞开，商族大军便可直捣夏都，在斟鄩之郊的鸣条击败敌人，攻占了伊洛平原。
1955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郑州白家庄一带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其面积、规模比偃师商城和著名的安阳殷墟还要大。一些学者结合文献记载分析，汤灭夏后，先在夏都斟鄩附近建立了偃师商城（西亳）；此后不久，又在韦地建起一座规模更大的都城，作为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其地名称“郼”，亦称“亳”，即古籍中的“郼薄（亳）”，现在学术界所称的“郑亳”
。将首都迁至这一地区，显然具有对西方夏族遗民加强防范和控制的作用，该地在战略上的重要价值不言自明。
商朝建立后国都屡徙，自祖乙迁邢之后，就定都于黄河以北，“薄”在金文中便改称“阑”；直到商朝后期，根据戌嗣子鼎、宰椃角、父己簋等商朝铜器铭文所载，阑邑仍设有宗庙、“大室”，被当作别都
，商王曾数次到此赏赐臣下。这时的郑州——“阑”，仍然是军事重镇。《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曰：“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是说商朝后期王畿的范围，东至孟门山（商都朝歌东北）之险隘，北据恒山，南带黄河；王畿的南端就是临近黄河的阑邑。“阑”的初义为门外的栅栏，《史记》卷40《楚世家》载：“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引申为阻隔、边防，见《战国策·魏策三》：“晋国之去梁也，千里有余，有河山以阑之。”《汉书》卷96《西域传》：“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郼薄”改称“阑”，即表明它由政治中心转变为边关重镇，起着藩卫王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