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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发掘证明，郑州地区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了大河村、牛寨、二里岗等原始村落遗址。至龙山文化——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中原各部落集团间的战争愈演愈烈，传说中的西方部族首领黄帝率众东进时，也在这一带长期活动过；黄帝号“有熊氏”，曾“居有熊”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后世所称的“轩辕之丘”也在那里。古籍中记载黄帝所临的大隗、具茨之山，亦在与郑州相邻的密县
。后来，当地又成为祝融氏的住地。见《左传·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虚也。”夏朝建国之际，初王天下的禹、启率领族众与有扈氏在郑州附近的甘多次激战，史载：
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
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
《禹誓》曰：“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
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
一度成为夏族劲敌的有扈氏是东夷集团中“九扈”的分支，住地在郑州以北的原武
。夏末、商初该地称“顾”“雇”，周代称“扈”，杜预注《春秋·庄公三十二年》“盟于扈”条曰：“扈，郑地，在荥阳卷县西北。”即今河南省原武镇西北，尚有扈亭之名。夏族与有扈氏屡次激战的地点“甘”，旧说在陕西户县境内
，近世学者多言其谬。郑杰祥先生考证后指出：“夏与有扈‘大战于甘’的甘地，据文献记载或当时形势，既不应在陕西户县县境，也不应在洛阳市西南，而实在今郑州市以西的古荥甘之泽和甘水沿岸。”
此说颇获史学界赞同。
为什么甘地在此时成为兵戈屡动的战场呢？这与当时的政治格局以及郑州地区在战略上的价值有密切联系。夏朝建立前夕，即将跨入文明时代大门的中国，在政治上逐渐出现了东西对立的地理格局。当时经济发达、文化先进、人口密集的是东亚大陆的中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它又以太行山脉和豫西山地丘陵的东端为界，分为西方、东方两大区域，即后来周人所谓的“西土”“东土”，
代表着黄土高原丘陵和华北大平原。国内最为强大的两股政治、军事力量，就是发祥、活动于西方的华夏民族集团和东方的东夷集团，前者以黄帝、炎帝为祖，夏族、周族同是其后系；后者的代表有太昊氏、少昊氏、蚩尤等部族，商族是其衍生的分支。而南方、中原以西以北地区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因此当地民族苗戎的实力较为薄弱，无法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主角。从夏朝建立到西周灭亡的千余年内，华夏、东夷两大民族集团的角逐和融合，始终是我国政治斗争的主流。这一趋势表现在地域上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冲突，夏、商、西周三代的统治民族，都是在这两个民族集团的相互征战中更替产生的，胜者君临天下，败者俯首称臣。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华夏、东夷集团共同组成了前国家的联合体——酋邦（cheifdom），先后推举了尧、舜、禹为最高首脑——“帝”
，双方的其他部族酋长如皋陶、伯益、契、弃等在其手下担任各种官职。禹当政时，其部族已成为华夏集团中最强大的一支。夏族的发祥地在晋南的“夏墟”
，从它势力扩张的过程来看，先由晋南渡过黄河，到达豫西，逐步控制了伊洛平原和嵩山附近的丘陵台地，并将原来设在安邑、平阳的都城迁到黄河以南、临近东方的阳城、阳翟
。由于势力增强和私有制观念的影响，禹想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启，但这一举动不能不顾及其他民族首领的反对。当时实力较盛、对夏族领导地位威胁最大的，是东夷集团中以伯益为首领的少昊氏部族。《汉书》卷28下《地理志》载：“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历夏、殷为诸侯。”韦昭注《国语·郑语》曰：“伯翳，舜虞官，少皞之后伯益也。”其故居“少昊之墟”在鲁西南平原，今山东省曲阜市一带。
伯益依靠族众强盛，在禹死后几乎代启为天子，启是在打败伯益之后，才最终确立夏朝统治的。
夏族若想取得君临万邦的领导地位，必须战胜活动在豫兖徐平原（古豫、兖、徐三州交界处，今豫东、鲁西南、苏北平原）与河内（今豫北、冀南平原）的东夷各族，可是从夏族居住的豫西向上述两地进军，势必要经过郑州地区，那里是中原的核心，处在西方、东方两大区域交界的边缘。该地南通陈、蔡，北临黄河延津渡口，西对天险雄关——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市汜水镇），东边则是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为四通五达之衢，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人称其“阃域中夏，道里辐辏”
，“雄峙中枢，控御险要”
，是联系东西、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夏族在控制豫西以后，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打败东夷各族，将自己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东方。而从嵩高地区出兵，无论是北渡济水、黄河，进入河内，还是东出豫兖徐平原，盘踞在郑州以北的有扈氏部族都是其首要障碍，威胁和阻挡着夏族向东方的进军。对禹、启来说，唯有消灭这只拦路虎，占领郑州地区这个“十字路口”，征服东夷的军事行动才能顺利开展。
从地貌上分析，秦岭自陕西南部伸入河南，逐渐显出余脉的特点。一方面高度降低，山势变缓；另一方面分成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数支山脉，呈扫帚状展开、解体，至今京广铁路沿线以西消失。黄土台地丘陵和豫东平原的分野明显，呈阶梯状。郑州处在黄淮平原的西端，附近地势平坦，利于兵车列阵驰骋。夏朝至春秋时期，奴隶制国家军队的主体是贵族甲士充当的车兵，马拉双轮战车是其重要装备；骑兵尚未出现；步兵（徒卒）多由庶民、奴隶充当，隶属于车兵，作战时组成小方阵，簇拥着战车前进，在会战中不起决定作用。杨泓曾谈道：“这些徒兵装备简陋，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去为奴隶主卖命，所以当时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是靠奴隶主阶级之间的车战。当一方的战车被击溃以后，真正的战争就结束了。”
夏朝的车战在历史上不乏记载，如《尚书·甘誓》写甘之战前，夏启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司马法·天子之义》曰：“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释名·释车》：“钩车以行为阵，钩股曲直有正，夏所制也。”夏朝末年成汤伐桀，即以“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
为先锋。三代的兵车庞大笨重，作战时又要排开阵形，列成横队冲击，因此战场必须在空旷平坦的原野上；遇到山林、沼泽等复杂地形，战车就行动不便，难以发挥出威力。如兵家所言：“步兵利险……车骑利平地。”
郑州地区不仅处于交通冲要，而且临近的自然地形条件也适于战车部队的运动、列阵和冲杀，所以被夏族和有扈氏选为战场，双方多次展开殊死的搏杀。
夏禹在对有扈氏用兵以前，先从豫西南下，打败了三苗（有苗）
。《战国策·魏策二》载：“合仇国以伐婚姻，臣为之苦矣。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反映了东夷与三苗通婚，而与夏族相仇，所以拒绝发兵从禹出征。而禹在进攻劲敌东夷之前，先征服其姻国有苗，解除了南翼的威胁，也削弱了敌方集团的力量。经过禹、启父子两代的反复用兵，终于在甘地击败了有扈氏，将其全族罚为“牧竖”，打开了进军东方的大门。甘之战是夏王朝的立国之战。《史记》卷2《夏本纪》载启“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借此取得了中原各族领导者的地位和权力。
夏启在战胜有扈氏之后，采取了以下军事行动。
1. 诛伯益 。双方的斗争见下列记载。《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战国策·燕策》：“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据《今本竹书纪年》所载，伯益在启即位的第二年回到山东故国，同年启在甘地打败有扈氏。而伯益被杀、少昊族被征服是在四年以后，即启在位的第六年。
2. 征西河
。《路史·后纪》卷13注引《竹书纪年》载启二十五年征西河。《今本竹书纪年》则称：“（启）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夏、商之西河不在晋南，而在今豫北安阳一带。
《吕氏春秋·季夏纪第六·音初》：“殷整甲徙宅西河。”《竹书纪年》亦作“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是谓西河即相。又见《太平寰宇记》，相州安阳有西河。可见启在甘之战后先后进军鲁西南和豫北，如果不打败有扈氏，控制郑州地区，上述军事行动是无法开展的。
夏启死后，由于即位的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
，结果又被东夷有穷氏打败，亡国达数十年。有穷氏首领后羿、寒浞代夏期间，与夏族的残余势力做了长期、反复的斗争，至少康复国，才恢复了夏朝的统治。此阶段双方战斗、流徙、定居的地点与涉及的邻国、部族有十余处，如斟鄩、斟灌、鉏、穷石、寒、商（帝）丘、过、戈、缗、有仍、虞、纶等，或在豫西伊洛平原，或在豫东、山东半岛，不见有关郑州地区的记载。
尽管有穷氏西征河洛与夏人复进豫东、鲁西南，都要经过郑州地区，却未见在那里交战的史迹，似乎该地的防务不太受人重视。启之后，历代夏王的都邑据《竹书纪年》所载如下：太康、桀居斟鄩（今河南省巩义市、偃师区间）；相据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或作“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后居斟灌（今山东省寿光市）；帝宁（杼）居原（今河南省济源市），迁老邱（今河南省陈留镇）；胤甲居西河（今河南省安阳市），也都不在郑州附近。直到夏朝末年，郑州地区的战略价值才再次陡升，复受关注。